租稅規避是納稅義務人為追求租稅利益，就租稅事宜事先所做規劃的一種行為，與同屬於租稅規劃行為的「合法節稅」、「逃漏稅捐」相近似但又有所不同。租稅規避是指納稅義務人基於規避稅法規定的意圖，不選擇稅法上所考量認為通常的法形式（交易形式），卻以選擇與此不同的迂迴行為或多階段行為或其他異常的法形式，來達成與選擇通常的法形式的情形基本上同一的經濟上效果，而同時減輕或排除與通常的法形式相連結之稅捐上負擔，也就是以投機取巧的方法鑽法律漏洞，迴避課稅要件的行為。例如，父親已知農地將被徵收，馬上將該地贈與子女，後來由其子女領取地價補償費的抵價權利，藉由贈與免徵贈與稅的農地，使子女實際取得領取地價補償費的抵價權利，以此方式規避贈與稅（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644號判決意旨）。至於逃漏稅捐則是隱匿應課稅的行為，例如公司有銷貨事實未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漏報銷售收入。 租稅規避行為的法律效果，是稅捐稽徵機關得本於租稅法律主義的精神，依各該法律的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的意義及實質課稅的公平原則來解釋法律，不只從納稅義務人交易形式的表面來觀察是否已符合課稅要件，進而依調整確定正確稅額。不過，這時必須由稅捐稽徵機關負舉證責任。（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參照）。

我國採取公、私法二元體系，將法律關係分為公法法律關係及私法法律關係，因私法法律關係所生之爭議，屬於私法事件（例如：私人間因買賣契約所生之爭議），而因公法法律關係所生之爭議，則屬於公法事件（例如：因稅捐稽徵機關核定稅捐之處分所生之爭議）。公法及私法事件的區分在實務運作上有其重要性，因為兩者不僅在法律適用的原理、原則不同，且救濟途徑、管轄法院及強制執行的方法也有差異。

人民因國稅或地方稅之課稅、退稅、滯納金、利息、滯報金、怠報金、短估金等金錢給付、不當得利之返還請求、租稅優惠、實物抵繳、稅則核定、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等，所提起的行政訴訟事件（財政收支劃分法第8、12條）。 例如：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核定甲應繳納房屋稅新臺幣60萬元，甲不服，經過復查及訴願的救濟程序後，以臺北市稅捐稽徵處為被告，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這個案件即稅務行政訴訟事件。

特定領域的國家事務，應保留立法者用法律來加以規定，行政機關只能依照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的法規命令為行為。 例如：稅捐稽徵機關不得對人民課徵非法律所規定稅目的稅捐，否則是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稅籍證明是稅捐稽徵機關核發證明當日稅捐課稅之內容，用以證明納稅義務之履行，例如：房屋稅籍證明，常用來作為申請案件事實之佐證資料，但無法作為房屋產權、建築日期之證明文件。

在法律中明定不服行政處分提起訴願之前，應先經過之復查或異議等程序。例如：稅捐稽徵法第35條之申請復查、全民健康保險法第6條之申請審議。

訴訟當事人對於不利於自己、尚未確定的下級審法院判決，向上級審法院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請求廢棄或變更下級審法院的判決，但上級審法院認為上訴有不合法情形，或上訴的主張並無理由，上訴審法院的表示用語。 例如：人民甲（原告）對稅捐稽徵機關（被告）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被告敗訴，被告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上訴駁回，其意思就是維持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的判決。

因為違反行政秩序而科以刑事責任的處罰，其特色在於行為人的不法行為違反道德或倫理的程度較高，對社會構成的損害或危險也較大，故於立法政策上，選擇為刑事之處罰。 例如：對於逃漏稅行為，稅捐稽徵法第41條特別針對「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是規定處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的刑事罰。行政刑罰是依刑事訴訟法規定程序進行。

行政機關就個案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時，如果認為法律構成要件成立後，法律有再針對法律效果為明示授權或默許時，則會進入裁量權行使的範圍，此時，行政機關可以在法律授權範圍內自由判斷，權衡如何處分才會合於公益。又稱「自由裁量」，但此一用語常易生誤會，應避免使用。 例如：行為人有違反稅捐稽徵法規定的違章行為，依據稅捐稽徵法規定，這個個案可處行為人新臺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處罰機關即可在法律所授權新臺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的範圍內裁量決定對該人裁罰金額為何（例如裁罰3萬元）。

法律在特定事項上授權行政機關進行裁量時，行政機關可以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自由判斷，權衡應該如何進行處分才會合於公益，這種一定範圍內的裁量自由即可稱為「自由裁量」，又稱「便宜裁量」。但行政機關在行使裁量權時，仍然要根據法律規範或授權的目的。 例如：稅捐稽徵機關對於有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但漏報所得的稅務違章案件，須在所得稅法第110條第1項所規定「漏稅額2倍以下的額度」內，裁量要處多少金額的罰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