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行政訴訟的制度目的主要是在保障人民權利，原則上人民僅得就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的違法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不過，現代社會中往往存在行政機關的違法行政行為有損公益，但未損害人民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的情形，所以在一些特殊的行政事件類型，法律例外允許人民可以就無關自己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事項提起行政訴訟，以維護公益。這種例外的訴訟類型稱為「民眾訴訟」，國內亦有文獻使用「公民訴訟」的用語。

行政法上對於除去國家違法行為的學說分類：如果行政機關的負擔處分或不作成授益處分侵害人民的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人民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以排除該侵害；如仍不足以填補其所受損害，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人民也可以請求國家賠償。學說上稱前者為人民受到公權力侵害之「第一次權利保護」（確認行政行為違法），稱後者為「第二次權利保護」（填補因違法所造成的損害）。第一次權利保護之目的在「排除侵害」，第二次權利保護之目的則在「填補損害」（可參考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201號判決）。

指訴訟當事人可以單獨有效進行訴訟的能力。有無訴訟能力在民事訴訟原則上是以有無行為能力為判斷基礎，在刑事訴訟則是以是否具備意思能力來判斷。

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的案件，對於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的法規範或該裁判，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的判決。上開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的案件，即屬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判決的「原因案件」。如憲法法庭為違憲宣告，原則上聲請人得據此就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裁判請求再審或其他救濟（司法院釋字第686號、第725號、第741號解釋、憲法訴訟法第59條、第88條及第91條參照）。

指歷史上曾有過的一種刑事上的訴訟制度，乃由法官同時身兼檢察官的角色，即職司審理者同時也是負責蒐集、調查證據及追訴犯罪之人。例如中國民間傳奇的包公或日本民間故事中的遠山金四郎，他們一方面明鏡高懸，高坐於府衙的公堂中審案，另一方面也負責偵查犯罪。在傳說中，他們更常微服出巡，明察暗訪，案中蒐集惡人不法行為的證據，再於法庭上展現以使之伏首認罪。在糾問制的審理制度下，主宰偵查、追訴與審理定罪的大權的人，可以說就是實現並執行正義的化身，這引發社會大眾對於他們正義且公正無偏形象的無限嚮往，產生許多激勵人心的動人故事。但實際上，由於法官（審判者）同時兼為追訴者的角色，可能對於受調查的被告產生先入為主的不利假設，而且把「將惡徒繩之以法」與「公正審理」兩種目的的實現都繫於同一人的公正之上，難免發生角色衝突，難免「球員兼裁判」的弊端，所以現在司法審判體制已經揚棄糾問式的審理模式，而改為：分由檢察官職司偵查與訴追犯罪，法院僅負責審判的審理構造，也就是「控訴制度」。

行政機關對人民甲作出行政處分，甲如果認為有違法或不當的情形，並且導致甲的權利或利益受到損害，甲可以向上級行政機關或法律規定的受理機關（即訴願機關）提起「訴願」，訴願機關作成訴願決定後，如果甲仍然不服，可以向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例如：甲對於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的課稅處分不服，向國稅局申請復查及向財政部提起訴願後，仍然不服，認為課稅處分是違法的，可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請求法院撤銷該課稅處分。

指法院或其他法定調解機關就當事人間的家事事件，勸導兩造為息爭的合意，以避免訴訟的程序。而家事事件除家事事件法第3條所定的丁類事件(如宣告死亡、民事保護令事件等)外，於請求法院裁判前，應經法院調解，倘當事人逕向法院請求裁判者，視為調解的聲請。故家事事件是採強制調解原則，即當事人在向法院起訴前，應先經過法院調解。

自認，是指在民事訴訟程序中針對他造所主張不利於己的事實，為相一致之陳述。關於自認的方式，有可能記載於書狀中向法院為之，或在期日進行中以言詞陳述：甚至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法律上亦視同自認。

被告在訴訟上主張對原告有債權，而以該債權與原告對被告的債權相互抵銷作為抗辯的方法。例如：甲主張乙向其借款300萬元至今未還，請求乙清償借款，乙抗辯他另對甲有一筆已經到期的500萬元的貨款債權，甲也至今未付，二者相互抵銷結果，甲對乙不能為任何請求。一旦法院判決認定乙的抵銷抗辯有理由並確定，該判決在乙抵銷的額度內，具有既判力（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2項），甲日後不得就該抵銷的300萬元借款部分再向乙請求，法院也不能做相反的認定。

當事人為了避免因無法舉證導致敗訴結果，在訴訟過程中致力於提出證據資料，以證明對自己有利、而於當事人間有爭執事實之舉證行為。例如：原告提出其匯款給被告5萬元之銀行匯款單據，主張被告向原告借款，提起民事訴訟。原告努力提出與借款相關之證據資料，使法院可以認定原告與被告間確實有借款之合意，並有交付借款之事實，此種努力提出對原告有利證據資料之舉證活動，為主觀之舉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