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務法庭設於懲戒法院，審理法官及檢察官懲戒、法官不服職務處分、法官主張職務監督影響審判獨立及法院院長聲請宣告法官會議決議違背法令等案件。職務法庭案件之審理及裁判，第一審以懲戒法院法官1人為審判長，與法官2人為陪席法官組成合議庭行之，但審理法官及檢察官懲戒案件時，應增加參審員2人為合議庭成員；第二審則以懲戒法院院長為審判長，與最高法院法官2人、最高行政法院法官1人及懲戒法院法官1人為陪席法官組成合議庭行之（懲戒法院組織法第5條，法官法第47條第1項、第89條第8項、第24條第4項、第48條、第48條之2）。

解釋一：過失犯是指行為人因過失行為而成立之犯罪，必須法律有明文規定處罰過失犯，才可以加以處罰。例如甲開車不小心撞到乙，造成乙右腿骨折，甲就成立過失傷害罪。但如果甲、乙兩人在社區小公園投擲棒球，甲不小心把球丟到丙房子的窗戶玻璃，造成玻璃破損，這時候甲雖然應該負擔民事上的賠償責任，但並不會構成毀損罪，因為刑法上的毀損罪，並不處罰過失犯。 解釋二：過失犯指不想積極加害他人，卻不小心造成損害的犯罪，相對於故意犯，過失犯比較沒那麼想加害別人，惡性比較低，所以在刑法規定中，僅限於條文上明確規定，同時造成比較嚴重的損害時，才會附加過失犯的處罰，不是每種犯罪都處罰過失犯。例如為了保護生命，刑法規定故意殺人罪，也一併處罰過失致人於死罪，這是因為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利益，同樣的想法也適用於身體利益，例如刑法中不只有故意重傷害及故意輕傷害罪，也有過失致重傷害及過失致普通傷害罪。但財產的重要性沒那麼高，所以刑法只處罰故意侵害財產的犯罪，例如故意竊盜罪、故意詐欺罪，但沒有過失竊盜或詐欺的處罰明文。

所謂「最後手段原則」，一般係指立法機關如為保護重要法益，並認施以刑罰有助於目的之達成，又別無其他相同有效達成目的而侵害較小之手段可資運用，始得以刑罰規範限制人民身體之自由，惟罪刑必須合乎比例原則。

轉型正義條例雖未明確定義「轉型正義」，惟該條例第1條第2項前段規定：「威權統治時期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不法行為與結果，其轉型正義相關處理事宜，依本條例規劃、推動之。」在該條例使用的「轉型正義」概念，是指一個社會經歷威權統治並已民主化後，針對該期間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相關不法行為、結果所從事的善後工作，藉以落實正義、達成和解。相關工作，包括：（一）開放政治檔案；（二）清除威權象徵、保存不義遺址；（三）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四）不當黨產之處理及運用等（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4條第2項參照）。藉由這些善後工作，完整回復威權統治時期相關歷史事實並促進社會和解，還原人權受迫害之歷程，並釐清壓迫體制加害者及參與者責任，並針對違法取得之財產予以調查、返還、追徵，並為必要之權利回復。這些措施的目的在於使因威權統治期間不法行為而受害的人民及其親族所承受的苦難為社會所知，為其等平反，並揭露原被隱藏的不公義，以積極的作為與態度轉變威權統治期間不義行為的負面影響，重新使分裂社會得以團結與和解。 轉型正義並非是轉型正義條例創造之法律概念，而是許多經歷分裂的國家、社會為重新團結與和解的一種基本哲學。雖然，本於同一基本哲學下，可能仍存有不同的落實的具體作法或分歧見解，但歷經種族分裂後而新創的南非憲法結語，正體現了重新使國家團結與和解的轉型正義基本哲學中，具代表性的一個成功例證：「本憲法旨在提供一座具歷史意義的橋樑，以連結這個國家的過去與未來，前者是一個充滿了摩擦、衝突、被掩蓋的痛苦與不公不義的分裂社會，而後者將以對人權、民主，以及所有南非人，不分膚色、種族、階級、信仰、性別的共有共榮的承諾為前提。欲達國家團結，所有南非人的富裕以及和平，需要所有南非人民的和解和社會的重建。本憲法的公布施行，提供南非人民安全的保障，以免於過去的分裂與摩擦，以及其造成的嚴重人權侵害案件、對人道原則的暴力破壞，以及充滿仇恨、恐懼、罪惡與復仇的惡習。這些問題現在都可以根據以下共識來解決：我們需要瞭解而非復仇，需要修復而非報復，需要和解共生，而非尋找代罪羔羊。為促進和解與重建，我們需要提供赦免給過去因為政治目的或在矛盾與撕裂當中犯下的行為、疏忽或侵害。為達此目的，依本憲法成立之國會應制定法律，限定明確日期，亦即一九九０年十月八日和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六日之間，並建立相關的機制、標準、程序，以及若是需要的話，法庭的建置，以利該法通過後赦免案的處理。藉由這部憲法和這些承諾，我們南非人民為這個國家的歷史開啟了新的一頁。」

違法性是行為對於法律規範有對立否定的本質，是對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的評價，若該行為經整體法規範的價值觀來評價後，與法律規範對立衝突者，該行為即具備違法性。關於違法性的判斷，行為一旦具備構成要件該當性原則，即具有違法性，因此違法性層次所要檢討的是，該行為有無「阻卻違法事由」，若無阻卻違法事由，則該行為具備違法性。阻卻違法事由有刑法第21條第1項依法令的行為、第21條第2項依上級公務員命令的職務行為、第23條正當防衛、第24條緊急危難。

「法律」專指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由總統公布的規範，「行政法規」通常指行政法上的法律、以及包括行政命令在內的所有規定，是所有行政法規範的合稱。但近年來「法規」以及「法令」兩者間常可見相互代用，在使用上沒有太大的區分。

共犯在學理上，有「任意共犯」與「必要共犯」之分，任意共犯係指一般原得由一人單獨完成之犯罪，而由二人以上共同實施之情形，當然有刑法總則共犯規定之適用；必要共犯係指須有二人以上之參與實施始能成立之犯罪而言。「必要共犯」依犯罪之性質，尚可分為「聚合犯」與「對向犯」，其二人以上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之實施者，謂之「聚合犯」，如刑法分則之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參與犯罪結社罪等是，因其本質上即屬共同正犯，故除法律依其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等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時，各參與不同程度犯罪行為者之間，不能適用刑法總則共犯之規定外，其餘均應適用刑法第二十八條共同正犯之規定。而「對向犯」則係二個或二個以上之行為者，彼此相互對立之意思經合致而成立之犯罪，如賄賂、賭博、重婚等罪均屬之，因行為者各有其目的，各就其行為負責，彼此間無所謂犯意之聯絡，苟法律上僅處罰其中部分行為者，其餘對向行為縱然對之不無教唆或幫助等助力，仍不能成立該處罰行為之教唆、幫助犯或共同正犯。若對向之二個以上行為，法律上均有處罰之明文，當亦無適用刑法第二十八條共同正犯之餘地。

刑法之「最後手段性」，又稱刑法之謙抑思想，認為生命、人身自由及財產乃憲法保障之重要基本人權，立法機關為保護特定重要法益，以刑罰剝奪、限制人民基本權，乃不得已之手段，具最後手段之特性，應本著謙讓抑制之原則，在必要合理之最小限度範圍內始適用之。

法律可分為形式意義以及實質意義。形式意義係指經過國家立法機關依法定程序制定成為條文，比如憲法第170條:「本憲法所稱之法律，謂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的法律」、中央法規標準法第2條：「法律得定名為法、律、條例或通則」。實質意義係人類行為之抽象以及一般性的規範，比如平等原則。又上開規範，如經立法機關制定成為條文，且經國家元首公布施行者，則兼顧實質及形式意義之法律，比如行政程序法第6條：「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

大陸法系國家包含我國在內，其法制的基本架構是建立在公法與私法二元化的基礎上，一般而言，私法是關於個人利益，且對任何人皆可適用，例如民法；而公法則是關於公共利益，且是公權力主體或其機關所執行的法規，例如行政程序法。因此，公法請求權係指公法上的權利義務主體相互間，基於公法，一方得請求他方為特定給付的權利，包括人民對行政機關的公法上請求權及行政機關對人民的公法上請求權，例如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之1規定，主管機關可依市地重劃分配結果，請求原土地所有權人繳納差額地價，或由原土地所有權人向主管機關請求發給差額地價。又需特別注意的是，依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除非法律有另外規定，當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其請求權消滅時效為5年，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其時效為10年，時效完成後，請求權就會當然消滅。因此別讓權利睡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