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者制定某法律條文時所抱持的理由。 例如：行政訴訟法第98條之1規定：「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或為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者，不另徵收裁判費。」其立法理由為：「訴之合併，仍係利用同一訴訟程序進行，應以一件計徵裁判費。」

「不當勞動行為」的原始核心意涵，是指雇主意圖破壞或弱化工會活動所採取的不公平行為。隨著集體勞資關係的發展，此一概念也包含勞方於集體勞資關係中的不當行為。「不當勞動行為」是雇主與勞工雙方不正當地侵害對方集體勞動基本權行為的總稱。詳言之，雇主與勞工之間的契約關係雖然是以契約自由、私法自治為基礎而訂定。不過，雇主處於優勢談判地位，則是勞動關係的現實。為了避免缺乏談判實力的勞工被迫接受不合理的勞動條件，勞動基準法規定了勞動條件的最低標準，以保護個別勞工的權利。但是，勞動基準法只能緩和勞工在契約上不對等的地位，確保勞工可以獲得最低勞動條件。勞資雙方的最適勞動條件，則不可能以法律硬性規定，因為最適勞動條件終究仍受市場法則的支配，必須經由勞資雙方談判，才能得到最適的結論。而勞動基準法不能改變個別勞工缺乏談判力量之現實，只能藉由保障「集體勞動權」的方式，保障勞工組織工會，並在一定的行為規範下，與資方談判，藉以達成適切的集體勞動條件。不過，雇主對於勞工本來就掌握人事懲戒權、管理權、制定工作規則等大權，這些「勞動行為」可以拿來改善公司運作效率、維持工作場合公平，卻也可以拿來打壓工會幹部、破壞或弱化工會活動。如果勞工因參與工會而受到雇主的不利益待遇，或者工會之活動受雇主支配介入，則勞工之集體勞動權仍然無法獲得保障。立法者為了杜絕上述「不當勞動行為」，就以「勞動三法」，也就是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勞資爭議處理法，保障勞工組織工會或參與工會活動的團結權、與雇主簽訂團體協約之集體協商權與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之集體爭議權。其中，工會法第35條禁止及雇主對勞工行使勞動三權時，支配介入之行為或不利益待遇等不當勞動行為；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1項禁止勞資雙方拒絕協商或不以誠信原則進行協商之不當勞動行為。另為避免訴訟曠日廢時，遭到打壓的工會以及工會成員經常無力承擔冗長的時間成本，為了能快速解決不當勞動行為爭議，勞資爭議處理法第四章規定有關不當勞動行為之裁決程序，藉以儘速回復平穩的集體勞資關係。

係指行為人必須具備特定資格與條件始能成立之身分犯，若無此等特定資格與條件則無法獨自成立犯罪。亦即，立法者在制定某一犯罪規定時，業將行為人之身分、資格考量在內，認為行為人必須具有特定之身分、資格，而實現該行為時，始會牴觸其犯罪之規範目的，若行為人並未具有此等身分、資格，即無法成立犯罪之正犯，至多僅能以共犯之型態來實現犯罪。如：公務員之圖利罪，若收受賄賂之人並無公務員之身分，則不成立此罪，其他例如：刑法第121條之不違背職務之公務員收受賄賂罪、第168條之偽證罪。此等身分又稱為構成身分。

指兩造當事人雖未合意成立租賃契約，但因符合法定要件，而當然成立租賃契約之情形。舉例而言：甲在自己所有的A土地上建了一棟B房屋，後來甲把A土地賣給乙，把B房屋賣給丙，並分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乙和丙之間雖然沒有針對A土地合意成立租賃契約，但因此種情況符合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的要件，丙就可以主張在B房屋的使用期限內，丙和乙針對A土地有租賃關係。

表彰請求權存在和確立請求權範圍的公文書，且債權人可以拿來向法院或行政機關聲請強制執行的依據。強制執行法第4條、行政訴訟法第305條、行政執行法第11條、第27條分別規定債權人可以向普通法院、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或原處分機關等聲請執行的執行名義類型。

國家的權力應該分散，彼此制衡，以保障人民權利。典型的如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

違法性是行為對於法律規範有對立否定的本質，是對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的評價，若該行為經整體法規範的價值觀來評價後，與法律規範對立衝突者，該行為即具備違法性。關於違法性的判斷，行為一旦具備構成要件該當性原則，即具有違法性，因此違法性層次所要檢討的是，該行為有無「阻卻違法事由」，若無阻卻違法事由，則該行為具備違法性。阻卻違法事由有刑法第21條第1項依法令的行為、第21條第2項依上級公務員命令的職務行為、第23條正當防衛、第24條緊急危難。

所謂權利失效，係源自公法上誠實信用原則之制度，指實體法或程序法上之權利人，於其權利成立或屆至清償期後，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經過長時間而不行使，義務人依其狀況得推論其已放棄權利之行使，而有積極之處分行為，以致權利人再行使權利時，對相對人造成不可期待之重大損害者，認該權利雖未消滅，亦不得再行使。惟行政法上之權利失效非法律所明文，即使予以承認，適用時亦應從嚴為之（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518號判決意旨參照）。

被告做一件犯罪行為，同時侵害數個法律要保護的利益，這樣的行為雖然同時成立數個不同的罪名，但因為犯罪行為只有一個，所以刑法規定此時只就其中最重的罪來處罰。法律依據為刑法第55條 : 一行為觸犯數罪名，從一重論斷。例如，丙開車不小心撞上機車騎士甲及乘客乙，同時造成甲和乙受傷，則此時丙只成立一個過失傷害罪是。

措施性法律又可稱為「權宜性法律」，是指針對特定的「事務」所制訂的法律，此名詞最早出現在司法院釋字第319號解釋理由書中：「預算案實質上為行政行為之一種，但基於民主憲政之原理，預算案又必須由立法機關審議通過而具有法律之形式，故有稱之為措施性法律（Massnahmegesetz）者，以有別於通常意義之法律。」另外，釋字第690號解釋理由書中提到民國92年5月2日制定公布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防治及紓困暫行條例第5條第1項明定：「各級政府機關為防疫工作之迅速有效執行，得指定特定防疫區域實施管制；必要時，並得強制隔離、撤離居民或實施各項防疫措施。」也是措施性法律，用來溯及補強舊傳染病防治法，明確認為「強制隔離」屬於相關規定的必要處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