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 花蓮分院101年度上易字第69號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01年度上易字第69號

上訴人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羅東春

　　　　　　劉世鈞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行使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一百零一年度花易字第十六號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三月十三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一百年度撤緩偵字第七九號、第八二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羅東春、劉世鈞均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如附件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一）撤銷緩起訴處分與起訴、不起訴處分同為檢察官所為之處分行為，雖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固應製作文書將正本送達於告訴人、告發人、被告及辯護人，但究屬檢察官之意思表示，衹須對外表示即屬有效，該處分書之製作與否，僅屬程式問題，並不影響於終結偵查之效力。至於所謂「對外表示」，由於偵查不公開，固無如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四條關於裁判宣示之規定，但衹須檢察官之內部意思決定明確表達於外部，即足當之，送達處分書正本，僅屬其方法之一，如將處分意旨公告於檢察機關牌示處，自亦屬之。如公告在先，送達在後，即應以公告時作為撤銷緩起訴處分生效之認定時點（最高法院八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一０八一號、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一五八一號判決參照）。準此，檢察官所為之緩起訴處分、撤銷緩起訴處分均應與不起訴處分同視，即應以「公告」時作為撤銷緩起訴處分生效之認定時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條規定緩起訴期滿未經撤銷，非有法定事由，不得對於同一案件再行起訴，並未規定須撤銷處分「確定」，此對照同條前段規定不起訴處分必須確定，二者顯有不同。蓋以不起訴處分確定後即不生再議之問題，而撤銷緩起訴後，被告仍可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之規定聲請再議，使撤銷緩起訴處分處於不確定狀態，若謂撤銷緩起訴處分必須於緩起訴期滿前確定，則可能發生被告之再議聲請被駁回於緩起訴期滿之後，此時受限於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條之規定，已難再行起訴，使被告獲得不當之利益，被告既不須履行任何義務，亦不受追訴，殊失事理之平。故僅須於緩起訴處分期間屆滿前撤銷緩起訴處分，即可生撤銷之效力。

（三）盱衡實務運作，書記官之送達作業往往費時，如依原判決所認緩起訴處分之撤銷、送達均須於緩起訴期間期滿前完成，則奸佞之被告將可能於預知遭受撤銷緩起訴處分之際，即不斷遷移戶籍或居住地址之方式，阻礙合法送達，直至緩起訴期間屆滿，便可脫免刑責，導致撤銷緩起訴處分生效與否之法律適用，竟可取決於被告之詭譎詐變，甚至受制於郵政機關、司法警察機關送達之行政作業流程等不確定因素，此乃不通之論，有悖「法律安定性原則」。且原審見解由長遠觀之，反而不利被告，蓋檢察官恐因無法掌握書記官、郵政機關、司法警察機關之送達作業，視緩起訴處分為畏途而不為之。縱諭知緩起訴處分，為求順利撤銷，勢必苛諭、壓縮被告履行緩起訴條件期間，甚且延長緩起訴期間，造成緩起訴處分被告之負擔加遽，而提高撤銷緩起訴處分率，增加起訴案件，將盡失緩起訴處分制度所欲建構「金字塔型司法」之良法美意。

（四）原審判決疏慮及此，判決公訴不受理，難認妥適，為此請撤銷原判決，另為適法之判決云云。

三、經查：

（一）按被告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緩起訴期間內如有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三第一項各款之情事時，檢察官固得依職權或依告訴人之聲請撤銷原處分，繼續偵查或起訴，然於此情形，檢察官應製作撤銷緩起訴之處分書，並以正本送達於被告，被告接受撤銷緩起訴之處分書後，並得於七日內聲請再議，同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前段、第二項前段、第二百五十六條第二項、第二百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分別定有明文。倘撤銷緩起訴之處分書，未合法送達於被告，該撤銷緩起訴之處分，難認已經確定生效，與未經撤銷原緩起訴處分無異（最高法院一百零一年度台非字第六七號、一百年度台非字第一八二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檢察官所為之撤銷緩起訴處分除應對外表示，並將該處分書送達被告外，仍須待再議期間經過或再議經直接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駁回再議始告確定，否則將使撤銷緩起訴處分程序及被告得再聲請再議之規定形同具文。

（二）本案檢察官雖於民國一百年六月十七日分別以一百年度撤緩字第六二號、第六五號對被告羅東春、劉世鈞撤銷緩起訴處分，並於撤銷緩起訴處分書原本上蓋有「已公告」字樣，有上開撤銷緩起訴處分書在卷可按（見一百年度撤緩字第六二號卷第十四頁、第六五號卷第十頁）。惟遍觀上開案件全卷卷證，並無已將上開撤銷緩起訴處分公告之資料附卷，而不知係由何人、以何種方式、於何時、在何地公告，是上開撤銷緩起訴處分書僅為檢察官意思表示之文稿，對被告而言，並不生效力，而無羈束力。況上開撤銷緩起訴處分書原本亦記載「被告得再議」（見一百年度撤緩字第六二號卷第十四頁、第六五號卷第十頁），縱認上開撤銷緩起訴處分書業已公告，仍應將撤銷緩起訴處分書送達被告，待被告收受該撤銷緩起訴處分書，於再議期間經過，被告未提起再議，或雖提起再議經直接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駁回再議後始告確定生效。

（三）又本案檢察官於一百年六月十七日對被告羅東春、劉世鈞撤銷緩起訴處分後，書記官於一百年七月十八日始製作正本，再分別於一百年七月二十五日對被告羅東春，及一百年七月二十六日對被告劉世鈞以寄存送達之方式為送達，有一百年度撤緩字第六二號、第六五號撤銷緩起訴處分書正本、送達證書各二份在卷可憑（見一百年度撤緩字第六二號卷第十五頁、第十六頁；第六五號卷第十一頁、第十二頁）。而被告羅東春、劉世鈞緩起訴之期滿日均為一百年七月十一日，有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執行緩起訴處分命令通知書二紙在卷可按（見九十九年度緩字第八一五號卷第一頁、第八四０號卷第一頁），是檢察官上開撤銷緩起訴處分書之正本係於緩起訴期滿日後，始製作正本送達於被告羅東春、劉世鈞甚明。則上開緩起訴處分業已期滿，縱其後將撤銷緩起訴處分書送達於被告，亦不生撤銷緩起訴處分之效力，原緩起訴處分效力仍然存在。

（四）再按管轄錯誤、不受理、免訴之判決均為程序判決，惟如原因併存時，除同時存在無審判權及無管轄權之原因，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及同一案件重行起訴，且先起訴之案件已判決確定時，後起訴之案件應為免訴判決等情形外，以管轄錯誤之判決優先於不受理之判決，不受理之判決優先於免訴判決而為適用。又同為訴訟條件欠缺之不受理事由，必也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二款至第七款所列舉之程序違背規定者，始有第一款概括規定之適用，而以數個程序違背規定為競合之欠缺時，應以不適法理由程度較重者予以裁判（最高法院一百零一年度台上字第二三０一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曾為不起訴處分、撤回起訴或緩起訴期滿未經撤銷，而違背第二百六十條之規定再行起訴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三條第四款定有明文。查本案檢察官係於一百零一年二月九日始對被告羅東春、劉世鈞向原審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並於同年月二十三日繫屬於原審，有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一百年度撤緩偵字第七九號、第八二號簡易判決處刑書一份、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一百零一年二月二十三日花檢慶潔一００撤緩偵七九字第０三二００號函上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收文章等在卷可按（見原審卷第一頁至第四頁）。其向原審法院對被告羅東春、劉世鈞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時，已逾上開緩起訴期間屆滿日（一百年七月十一日），且檢察官上開撤銷緩起訴處分並不生撤銷緩起訴之效力，原緩起訴處分效力仍然存在，已如前述，則檢察官上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顯係對緩起訴期滿未經撤銷之事實再行提起公訴，惟並無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條規定之事由，顯係對同一案件再行起訴，自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三條第四款之規定，為不受理之判決。

（五）檢察官雖再以送達往往費時，如緩起訴處分之撤銷、送達均須於緩起訴期間期滿前完成，則奸佞之被告將可能於預知遭受撤銷緩起訴處分之際，即不斷遷移戶籍或居住地址之方式，阻礙合法送達，以便脫免刑責，將使檢察官恐因無法掌握書記官、郵政機關、司法警察機關之送達作業，視緩起訴處分為畏途而不為之，對被告並未有利，且會增加起訴案件云云。惟依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執行緩起訴處分命令通知書之記載，其內分別有緩起訴期滿日、遵守或履行起迄日，而本案被告二人之緩起訴期滿日均為一百年七月十一日，履行起算日均為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迄止日均為一百年一月二十一日，有上開執行緩起訴處分命令通知書在卷可稽（見九十九年度緩字第八一五號卷第一頁、第八四０號卷第一頁）。從而，就本案而言，履行迄止日既為一百年一月二十一日，而緩起訴期滿日為一百年七月十一日，有將近半年之期間，則檢察官依其執行程序，如被告不履行緩起訴之條件時，顯有足夠時間為撤銷緩起訴處分，檢察官前開上訴理由，尚難認可取，併予敘明。

（六）揆諸前揭說明，本件檢察官撤銷緩起訴處分書之送達既於緩起訴處分期滿後為之，自難認上開緩起訴處分期滿前，該撤銷緩起訴處分已生效力。原審以檢察官未於緩起訴期間內踐行法定之撤銷緩起訴處分程序，而於緩起訴期間屆滿後，逕行對被告羅東春、劉世鈞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其起訴程序不合法，而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三條第四款之規定諭知公訴不受理，核無違誤。是本件檢察官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被告羅東春、劉世鈞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三條、第三百六十八條、第三百七十一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淑文到庭執行職務。

刑事庭審判長法 官 何方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