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交字第387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判決　　　　　109年度交字第387號

原告

蔡元淮

被告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表人

黃士哲

訴訟代理人

黃曉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09年8月21日中市裁字第68-GT0000000號裁決書，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按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依兩造所述各節及卷內資料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經言詞辯論之必要，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告於民國109年6月28日22時59分許，駕駛號牌789-GQV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臺中市潭子區祥和路與祥和路133巷口，因「闖紅燈(直行)」之違規行為，為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下稱舉發機關）員警認定原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3條第1項之規定，當場對原告掣開第GT0000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被告續於109年8月21日以中市裁字第68-GT0 000000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3條第1項、第63條第1項第3款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之規定，按期限內到案之基準，裁處原告第1階段罰鍰新臺幣（下同）1,800元，並記違規點數3點。經被告重新審查，發現舉發通知單及裁決書記載之違規地點與舉發機關檢附之員警職務報告不符，乃依行政程序法第101條更正違規地點，並重新製開裁決書並送達原告(原處分罰鍰及記點部分均維持)。

三、原告主張略以：違規地點是臺中市潭子區祥和路與民生街口，但是警察說原告在祥和路133巷口直行闖紅燈，警方於109年6月28日22時56分18秒（左轉)台中市潭子區祥和路與民生街口，監視器畫面並無原告闖紅燈之照片，警方依其目睹稱原告有闖紅燈，原告自難甘服等語。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答辯略以：依採證照片，警車沿著臺中市大雅區民生街往南方向行駛並左轉祥和路往東方向，畫面顯示當時民生街往南方向號誌為綠燈，祥和路往東方向號誌為紅燈等情，則上祥和路往東方向號誌亦應同步顯示為紅燈。警車由臺中市大雅區民生路往南方向左轉祥和路往東方向，當時民生街號誌為綠燈，祥和路往東方向號誌為紅燈，員警行駛在原告後方，員警目睹原告於祥和路往東方向號誌為紅燈時，直行通過祥和路133巷口，且有路口監視器可佐，認員警應無誤判之情事，員警以目睹方式當場舉發原告違規，自無不可。被告據以裁處並無違誤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一)依行政訴訟法第133條前段規定，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固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以期發現真實，當事人並無主觀舉證責任，然職權調查證據有其限度，仍不免有要件事實不明之情形，而必須決定其不利益結果責任之歸屬，故當事人仍有客觀之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於上述範圍內，仍為撤銷訴訟所準用（行政訴訟法第136條參照）。又交通裁罰爭訟案件，係國家行使處罰高權的結果，既係處罰人民，而與刑事罰類似，當事人並無協力義務或責任以自證己罪或自證無違規事實，且有「無罪推定」及「疑則無罪」原則之適用，且其證明程度至少應達到「幾近於真實的蓋然性」（蓋然率99.8％以上，或稱真實確信的蓋然性），始可謂其已盡舉證之責，否則法院仍應認定該處罰要件事實為不存在，而將其不利益歸於處罰機關，此有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533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最高行政法院39年度判字第2號判決要旨明示：「行政官署對於人民有所處罰，必須確實證明其違法之事實。倘不能確實證明違法事實之存在，其處罰即不能認為合法。」即本乎斯旨。易言之，關於處罰要件事實，基於依法行政及規範有利原則，應由處罰機關負擔提出本證的舉證責任；本證必須使法院之心證達到完全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其已盡舉證之責，若未能達到完全確信之程度，事實關係即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則法院仍應認定該待證事實為不實，其不利益仍歸於應舉本證的處罰機關。

(二)另警察執勤負有維護交通秩序權責，及交通裁罰案件固有大量行政之性質，但此不改變上述處罰機關應負證明責任，使法院心證達到完全確信程度之義務，此觀「稅捐裁罰」案件同有大量行政性質，且關乎國家稅收與賦稅公平，而最高行政法院同認稅捐機關對處罰要件事實應負擔證明責任，且其證明程度至少應達到「幾近於真實的蓋然性」，始可謂其已盡舉證之責，並無不同（參照該院109年度判字第49號判決、108年度判字第578號、107年度判字第566號判決之一貫見解）；交通裁罰案件並無自外於行政罰舉證責任體系，獨厚處罰機關而謂「交通裁罰可減輕處罰機關舉證責任」之理。許多交通違規事實之發生稍縱即逝，惟現代行動錄影科技設備甚為普及，員警裝配應無困難，自不能以之為減輕舉證責任，甚或轉換舉證責任與民眾之理由。

(三)在「闖紅燈」交通裁罰案件中，處罰機關應舉證說明「受處罰人駕駛車輛，於圓形紅燈亮起時，仍前行至超越停止線或進入路口」處罰始能成立；反之，受處罰人駕車於圓形紅燈亮起前，已超越停止線或進入路口，則不該當處罰。則駕駛人究有無在圓形紅燈亮起「前或後」超越停止線或進入路口?此為一瞬間之情事，判斷常非容易，如生爭執應由處罰機關負客觀舉證之責，且須使法院心證達到確信。

(四)經查，原告於109 年6 月28日22時59分許，騎乘系爭車輛，行經臺中市潭子區祥和路與祥和路133巷口前，為舉發機關員警認定原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3條第1項之規定，當場對原告掣開第GT0000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被告續於109年8月21日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等情，固然有地圖、第GT0000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109年8月5日中市警雅分交字第1090022779號函、檢舉影像擷圖、員警示意圖、109年10月7日中市警雅分交字第0000000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更正通知書、路口調閱系統調閱擷圖、原處分、送達證書、違規資料查詢、機車車籍查詢、駕駛人基本資料等資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5頁反面頁、第53頁、第59-61頁反面、第69-71頁、第79-93頁）。然「系爭車輛於圓形紅燈亮起時，已越過停止線，抑或尚未越過停止線?」為此本件核心爭點，僅有舉發機關109年8月5日中市警雅分交字第1090022779號、109年10月7日中市警雅分交字第1090036173號函復說明及員警職務報告略以：「經重新檢視旨揭車輛於109年6月28日22時59分由西向東行經潭子區祥和路與民生街口此時執勤員警尾行於後，見號誌為紅燈該車逕予穿越祥和路133巷路口直行，闖紅燈違規事實明確」、「警方於109年6月28日22時56分18秒（左轉)行經臺中市潭子區祥和路民生街口，經路口監視器畫面顯見祥和路燈號為紅燈，蔡員於祥和路133巷口紅燈直行，警方行駛於普重機789-GQV後方，因而將其攔下製單告發」及「經重新檢視旨揭車輛由西向東行經潭子區祥和路與民生街口，在109年6月28日22時59分執勤員警巡邏尾行於後，該車行駛至祥和路133巷路口，號誌為紅燈逕予穿越，闖紅燈違規事實明確，惟違規路段應更正為祥和路與祥和路133巷，建請貴處協助更正」。（見本院卷第59-61頁反面頁、第69-71頁）之說明為據。另檢舉影像擷圖、員警示意圖（見本院卷第61），可知舉發機關僅提出監視器畫面擷圖，且該擷取畫面只能證明祥和路上燈號紅燈時，警車沿民生街往南方向左轉祥和路往東方向之事實，並未能提出系爭車輛確於祥和路為紅燈時超越停止線進入路口範圍等違規畫面，故被告未能提供影片或其他客觀資料予本院調查。

(五)舉發員警雖陳述原告闖紅燈情節，當日原告縱行經該處並遭員警舉發，惟當時號誌變換狀態是否確如舉發員警所見聞，尚非無疑；又原告騎乘系爭車輛，是否於該處路口紅燈亮起時，仍逾越停止線直行? 原告已為否認，本院除舉發員警提出上開資料外，並無客觀資料可資判斷。再者，本件經員警查閱監視器畫面系統發現，已查無路口監視器歷史影像檔案，有卷附路口調閱系統調閱擷圖（見本院卷第79頁）在卷可稽，而其餘卷附駕駛人基本資料、機車車籍查詢等資料則與事實釐清無助益。故此等無法證明違規之不利益，自不能轉由原告承擔。從而，本件被告所提出之證據未達「幾近於真實的蓋然性」，尚不足認定原告有闖紅燈事實；本院對原告是否違章既未達確切心證，自不能率對原告為不利認定，原處分裁罰原告，認定事實應有違誤。

六、另本院認無傳訊舉發員警到庭作證必要，說明如下:

(一)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條第1項規定:「道路交通管理之稽查，違規紀錄，由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執行之。」第8條第1項第1款規定:「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由下列機關處罰之：一、第十二條至第六十八條及第九十二條第七項、第八項由公路主管機關處罰。」可知法律將違反處罰條例第12條至第68條規定（規範「汽車」，依處罰條例第3條第8項規定包括機器腳踏車）之交通秩序罰，「處罰權」劃歸公路主管機關處罰，而「舉發權」則劃歸警察機關；亦即，處罰條例第12條至第68條違規案件，先由警察機關為舉發，公路主管機關須待警察機關之舉發移送，始得為處罰。從而，以本件而言，原處分係經舉發機關舉發、被告裁處所共同完成；舉發機關雖非被告，惟論其程序角色，係裁罰處分作成不可或缺之參與者，故究其實質可認係本件訴訟之當事人。

(二)證人乃於他人之訴訟，向法院陳述其見聞事實或狀態之第三人；我國民事訴訟法雖有採「當事人訊問制度」，但當事人無證人能力（呂太郎「民事訴訟法」2019年1月版第539頁）。及證人係陳述自己對系爭案件之待證事實的見聞的訴訟第三人；檢察官原則上不得為證人，如當待證事實與檢察官之職務職執行有關難以排除檢察官作證時，此時應更換檢察官（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2020年9月版第564-566頁）。當事人為訴訟中負責攻防、擔負勝敗之人，當事人之陳述往往就是待證事項，自不能以待證事項作為舉證方法，否則邏輯錯亂；故原則上訴訟當事人不能充當證人（即不具證人適格）。行政訴訟亦應如此，行政法院法官雖有職權調查事實之責，但於交通裁決案件之審理，不能忽視舉發機關於裁罰處分中之程序角色，及訴訟中有相當濃厚之隱性當事人色彩。

(三)舉發機關雖非本案被告，舉發員警僅為舉發機關人員，亦不等同舉發機關，因此舉發員警可否為證人?非無爭議論。但本件違規舉發既由員警開單啟動，違規舉發單上蓋有舉發員警職章，其係參予作成原處分之人，同上述說明，其理應不具證人適格。縱然承認其可當證人，甚至可藉到法院具結作證以提升說詞之憑信度；惟任何證述均是出於記憶，而記憶乃心智作用的結果；心智於運作過程中，有可能因感官錯覺或認識錯誤，致記憶內容與實際狀況不符；記憶亦會受時間經過影響致記憶模糊或錯誤；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記憶、或基於記憶之陳述絕對正確」之經驗法則。員警可能有舉發之業績壓力；證述之內容亦可能受到其主觀立場之影響而生偏頗；舉發人員與被舉發者並無夙怨，固然不致對被舉發者攀誣構陷，但舉發人員對其所為之舉發，無不希望得到「舉發無誤」之認同，而厭惡受到「舉發錯誤」指摘，故當被舉發者堅稱其沒有違規、舉發錯誤時，舉發人員為捍衛其舉發之正確，往往與被舉發者互相對立，舉發人員不論是否到法院具結作證，其證詞已難認絕無偏頗之虞，是不存在「舉發人員之敘述（或具結證述）必然較被處罰者之否認更加可信」之經驗法則；此時法院應僅能倚重客觀證據，並綜合全部資料對事實為評斷，如無客觀證據，自無法僅憑舉發員警之敘述，並假設其記憶必然正確，或雙方並無夙怨不致攀誣陷構為由，率對原告為不利認定，否則有悖經驗法則。

(四)況且，本件舉發員警已針對原告之質疑，以員警示意圖暨文字說明之方式敘明本件舉發之經過，有如前述。縱或舉發員警到庭陳述可提供更詳細之舉發經過，然就「系爭機車於圓形紅燈亮起時，已越過停止線，抑或尚未越過停止線?」之核心爭點，仍不改無法提出客觀事證，無助爭點釐清。從而本件不論舉發員警到庭證述與否，均無法使本院對原告闖紅燈之事實達到「幾近於真實的蓋然性」之確信程度。本院認無傳訊舉發員警必要，並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本件無法確認原告有闖紅燈之違章行為，原處分裁罰原告，認定事實，尚有違誤；原告主張原處分違法並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八、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敗訴之被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3項所示。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第237條之7、第237條之8第1項、第237條之9、第236條、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3條，判決如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