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金訴字第122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金訴字第122號

公訴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廖柏豪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2573號），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判決移轉管轄，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之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按多數人出於共同犯罪之意思，彼此分工協力共同實現犯罪行為，彼此互為補充而完成犯罪，即多數行為人基於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者，為共同正犯，學說上稱之為「功能性的犯罪支配」；在功能性犯罪支配概念下，多數人依其角色分配共同協力參與構成要件的實現，其中部分行為人雖未參與構成要件行為之實行，但其構成要件以外行為對於犯罪目的實現具有不可或缺之地位，仍可成立共同正犯（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57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先詐欺被害人使其匯款後，再指派被告等車手前往提領詐欺款項，顯有掩飾詐欺犯罪所得之本質及去向之情形，且被告就其提款情形均須向上手回報，被告並因此能獲得提領金額1％之報酬，足見其等行為係需由多人縝密分工方能完成之組織性、集團性犯罪，且被告參與詐欺款項提領之任務分擔，對於集團內確保詐欺所得，具有關鍵性重要性，該犯罪組織成員雖因各自分工不同而未自始至終參與其中，惟其等所參與之部分行為，仍係相互利用該犯罪組織其他成員之行為，以遂行犯罪目的，是被告主觀上既對於所加入之詐欺集團係屬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及從事洗錢行為均具有認識，客觀上亦有行為之分工，自應對各該參與之不法犯行及結果共同負責，要屬當然。

三、次按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05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並於106年6月28日生效施行（下稱新法）。修正前該法（下稱舊法）將洗錢行為區分為將自己犯罪所得加以漂白之「為自己洗錢」及明知是非法資金，卻仍為犯罪行為人漂白黑錢之「為他人洗錢」兩種犯罪態樣，且依其不同之犯罪態樣，分別規定不同之法定刑度。惟洗錢犯罪本質在於影響合法資本市場並阻撓偵查，不因為自己或為他人洗錢而有差異，且洗錢之行為包含處置（即將犯罪所得直接予以處理）、多層化（即為使偵查機關難以追查金流狀況，以迂迴層轉、化整為零之多層化包裝方式，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及整合（即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犯罪所得，使該犯罪所得披上合法之外衣，回歸正常金融體系）等各階段行為，其模式不祇一端，上開為自己或為他人洗錢之二分法，不僅無助於洗錢之追訴，且徒增實務事實認定及論罪科刑之困擾。故而為澈底打擊洗錢犯罪，新法乃依照國際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下稱FATF）40項建議之第3項建議，並參採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及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之洗錢行為定義，將洗錢行為之處置、多層化及整合等各階段，全部納為洗錢行為，而於新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以求與國際規範接軌。又因舊法第3 條所規範洗錢犯罪之前置犯罪門檻，除該條所列舉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及經濟秩序之犯罪暨部分犯罪如刑法業務侵占等罪犯罪所得金額須在5百萬元以上者外，限定於法定最輕本刑為5 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刑之「重大犯罪」，是洗錢行為必須以犯上述之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犯罪客體，始成立洗錢罪，過度限縮洗錢犯罪成立之可能，亦模糊前置犯罪僅在對於不法金流進行不法原因之聯結而已，造成洗錢犯罪成立門檻過高，洗錢犯罪難以追訴。故新法參考FATF建議，就其中採取門檻式規範者，明定為最輕本刑為6 個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並將「重大犯罪」之用語，修正為「特定犯罪」；另增列未為最輕本刑為6 個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所涵括之違反商標法等罪，且刪除有關犯罪所得金額須在5 百萬元以上者，始得列入前置犯罪之限制規定，以提高洗錢犯罪追訴之可能性。從而新法第14條第1 項所規範之一般洗錢罪，必須有第3 條規定之前置特定犯罪作為聯結，始能成立。然洗錢犯罪之偵辦在具體個案中經常祇見可疑金流，未必瞭解可疑金流所由來之犯罪行為，倘所有之洗錢犯罪皆須可疑金流所由來之犯罪行為已經判決有罪確定，始得進一步偵辦處罰，則對於欠缺積極事證足以認定確有前置犯罪，卻已明顯違反洗錢防制規定之可疑金流，即無法處理。故而新法乃參考澳洲刑法立法例，增訂特殊洗錢罪，於第15條第1 項規定：「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有下列情形之一，而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名或以假名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帳戶。二、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三、規避第七條至第十條所定洗錢防制程序。」從而特殊洗錢罪之成立，不以查有前置犯罪之情形為要件，但必須其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無合理來源並與收入顯不相當，且其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取得必須符合上開列舉之三種類型者為限。易言之，第15條之特殊洗錢罪，係在無法證明前置犯罪之特定不法所得，而未能依第14條之一般洗錢罪論處時，始予適用。倘能證明人頭帳戶內之資金係前置之特定犯罪所得，即應逕以一般洗錢罪論處，自無適用特殊洗錢罪之餘地。例如詐欺集團向被害人施用詐術後，為隱匿其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而令被害人將其款項轉入該集團所持有、使用之人頭帳戶，並由該集團所屬之車手前往提領詐欺所得款項得逞，檢察官如能證明該帳戶內之資金係本案詐欺之特定犯罪所得，即已該當於新法第14條第1 項之一般洗錢罪（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1744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在本案詐騙集團擔任提領款項之車手，明知該詐欺集團係以人頭帳戶掩飾或隱匿其等詐欺犯罪所得，亦應明知匯入該帳戶之金錢係詐欺而來，由車手將款項領出並交付上手，以掩飾詐欺所得之去向，故此部分所為亦同時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之洗錢罪（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250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被告就上開犯行，與吳弘毅、劉品文及本案詐欺集團犯罪組織其他涉案成員間，就前述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在自然意義上雖非完全一致之行為，然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此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刑罰公平，是依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66號、107年度台上字第4430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913號判決、108年度台上字第1909號判決要旨參照）。至於起訴意旨雖認被告所為另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以電子通訊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一節。惟依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之記載，僅描述「本案犯罪組織某成員，...以電話向林順崇佯稱更換電話，旋再以新電話向林順崇借款，始林順崇陷於錯誤」，而依被害人林順崇所述，其係接通電話後始遭詐騙，亦難認其係接收對不特定公眾發布之群呼後回撥電話而遭詐騙，況卷存證據亦查無被告所屬詐欺集團係與何網路流或電信流集團分工，而得認被告所屬詐欺集團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為本件犯行，是起訴意旨就此部分尚乏所據，自不足對被告為不利之認定，而此僅為加重條件之增減，乃屬單純一罪，自無變更起訴法條之問題，附此敘明。

四、按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一般洗錢罪、同條例第15條之特殊洗錢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 項定有明定。查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均坦承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車手從人頭帳戶提領民眾受騙款項，進而掩飾犯罪所得去向與所在之洗錢等事實，業如前述，堪認被告對洗錢之犯行已有自白，爰就其所犯洗錢犯行，依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 項規定，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

五、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之齡，竟不思努力工作以賺取其本身生活所需，而加入詐欺集團擔任車手工作，顯見其價值觀念偏差，使無辜之被害人因而陷於錯誤而上當受騙，被告所為已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及人際間之信賴，使一般民眾均聞詐騙集團色變，被告僅為貪圖個人小利，卻助長國內詐騙集團盛行之不良風氣，實應加以非難。再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又對於洗錢犯行予以自白，應減輕其刑，暨其犯罪動機、參與程度、獲利多寡、教育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7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六、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 第1項前段、第3 項定有明文。又共同犯罪行為人之組織分工及不法所得，未必相同，其所得之沒收，應就各人分得之數為之，亦即依各共犯實際犯罪利得分別宣告沒收（最高法院104 年8 月11日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是沒收犯罪所得之範圍，應僅以行為人實際因犯罪所獲得之利益為限，倘行為人並未因此分得利益，或缺乏證據證明行為人確實因犯罪而有所得，自不應憑空推估犯罪所得數額並予以宣告沒收，以免侵害行為人之固有財產權。經查：

㈠被告自提領款項中抽成獲得新臺幣（下同）1500元之犯罪所得，雖未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1 、3 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被告持供聯繫之行動電話1 支（門號不詳），雖為被告所有供其犯本案犯行所用之物，然均使用人頭卡門號，業據其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72頁），衡酌該手機及SIM 卡並未扣押於本案，並無證據證明尚屬存在，且該等通訊機具及SIM 卡重在使用之利益，價值非高，相較於被告所處之自由刑，沒收宣告顯然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 第2項規定意旨，不予宣告沒收。

㈢至被告本案所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規定，依同法第18條第1 項前段固有沒收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特別規定。惟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 項固規定「犯第14條之罪，其所移轉、變更、掩飾、隱匿、收受、取得、持有、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之；犯第15條之罪，其所收受、持有、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亦同」，此一規定採取義務沒收主義，只要合於前述規定，法院即應為相關沒收之諭知，然該洗錢行為之標的是否限於行為人所有者始得宣告沒收，法無明文，實務上一向認為倘法條並未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時，自仍以屬於被告所有者為限，始應予沒收。暨參諸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5026號判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 項關於沒收之規定，固採義務沒收主義，凡犯同條例第4 條至第9 條、第12條、第13條或第14條第1項、第2 項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或因犯罪所得之財物，均應諭知沒收。但該法條並未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自仍以屬於被告所有者為限，始應予以沒收」之意旨，本院認在洗錢防制法並未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之情形下，自宜從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本案被告就提領款項行為獲得報酬僅為1500元，已如前述，而超過此範圍之款項被告並供稱已交由共犯吳弘毅轉輾轉交上游詐欺集團成員，亦非在其實際掌控中，被告就上開超過範圍之犯罪所收受、持有之財物本不具所有權及事實上處分權，依法自無從對其加以宣告沒收其等各該次所提領之全部金額。退步而言，縱認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 項之規定尚不限於犯罪行為人所有始得沒收，然刑法、刑法施行法相關沒收條文，將沒收訂為「刑罰」、「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而實際上，沒收仍有懲罰之效果，屬於干預財產權之處分，應遵守比例原則及過渡禁止原則，是於刑法第38條之2 第2 項規定沒收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賦予法官在個案情節上，審酌宣告沒收將過於嚴苛而有不合理之情形，得不予宣告沒收，以資衡平，是本院認上開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 項之沒收規定，亦應有刑法第38條之2 第2 項規定之適用，倘就被告所領取之款項亦一律予以宣告沒收，顯有過苛之虞，揆諸前開說明，本院亦認被告關於犯洗錢罪之標的即所提領之被害人匯入款項，於超過其所受領報酬部分，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10 條之2 、第454 條第2 項，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第16條第2 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28條、第339 條之4第1 項第2 款、第55條前段、第38條之1 第1 項、第3 項、第38條之2 第2 項，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文成提起公訴，檢察官洪志明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