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南地方法院95年度訴字第165號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5年度訴字第165號

公訴人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甲○○○

選任辯護人

許芳瑞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4年度偵字第141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甲○○○係設址在臺南縣新營市○○街1號之「唯農醫院」負責人曹更生之配偶，曹更生於民國87年10月23日死亡後，甲○○○即為該院之負責人，詎其基於逃漏稅捐之犯意，於同年10月間，盜用丙○○、寗奇珍、乙○○及戊○○等人之印文，而偽造合約書一份，內容係由上開四人自曹更生死亡後，共同擔任「唯農醫院」之合夥人，並以各四分之一之比例分配「唯農醫院」88年度之盈餘，甲○○○並持向財政部國稅局臺南縣分局行使，總計逃漏稅捐新臺幣（下同）0000 000元（上開四人遭陳報之88年度盈餘分配所得共00000000元，00000000×40%─655300＝0000000），足生損害於稅捐機關對稅務管理之正確性及丙○○、寗奇珍、乙○○及戊○○。嗣於91年8月間，丙○○、寗奇珍、乙○○及戊○○等人接獲國稅局之補稅及逃漏稅課罰通知書，經訴請偵辦，始查知上情。因認被告甲○○○涉犯刑法第216條之行使第210條偽造私文書及稅捐稽徵法第41條等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辯解縱使不能成立，除非有確實證據足以證明對於被告犯罪已無合理之懷疑外，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已於民國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其第一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831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可資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刑法第216條之行使第210條偽造私文書及稅捐稽徵法第41條等罪嫌，無非以告訴人丙○○、寗奇珍、乙○○及戊○○之指訴，並有偽造之87年10月24日合約書影本1份、財政部臺灣省南區國稅局臺南縣分局94年12月19日南區國稅南縣二字第0940029959號函及所附88年度更正核定報告表各1件為憑。訊據被告甲○○○堅決否認有何犯行，辯稱：87年10月23日曹更生過世，我沒有能力去處理「唯農醫院」的事情，我之所以到「大誠聯合會計事務所」，是處理我先生遺產申報的事情，不是辦理「唯農醫院」的帳務，重大的事情就是「唯農醫院」的錢不夠，我也看不清楚損益表，「唯農醫院」只有錢不夠時，才會找我，這就是證人到庭所述的「重大事情」，且盈餘應該屬於「唯農醫院」，我個人於法無所謂所得，並非逃漏稅捐之主體，國稅局認識有誤。該合約書係經過告訴人4人同意才製作的，也不是我本人實際製作，我不會打字，此份合約書不是我做的，87年1月1日已經有1份由我先生與他們訂立的合約書了，我無須於87年10月24日再另行製作合約書等語。

四、經查：

㈠被告固辯稱不會打字而否認伊為87年10月24日合約書之製作人云云，然查證人即「大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內負責「唯農醫院」記帳業務之丁○○，到庭證稱：「（檢察官問：此損益計算表所根據的『唯農醫院』憑證及合約書是何人交給你的？）一般憑證都是會計小姐提供，合約書我不記得是甲○○○或是會計交給我的，因為甲○○○偶而也會來我們這邊，所以我也不記得是否他交給我，或是請他們的小姐帶過來的。」等語（見本院卷㈡191頁）。足見系爭合約書縱非被告親自製作，亦是「唯農醫院」內之人員依被告指示所製作無誤，蓋「唯農醫院」內之其他人員既與「唯農醫院」營收所得無利害關係，自無擅自為被告製作該合約書並提供給證人丁○○之可能。況被告亦自承「戊○○是我先生曹更生的老師，是知名醫師，我打過電話給證人，也送過這些合夥人資料到台北給證人看過，去拜訪過證人，當面拜託證人戊○○當合夥人，相信證人記得。」等語（見本院卷㈡86頁）。被告既辯稱告訴人都同意擔任合夥人，且親自去台北當面拜託證人戊○○當合夥人，焉可能不知合約書之事呢？顯見被告應是怕要負逃漏稅捐之行政罰責或刑事罪責，故一概否認知情。

㈡按刑法第210條之偽造文書，以無制作權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而制作該文書為要件之一，如果行為人基於他人之授權委託，即不能謂無制作權，自不成立該條之罪。（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226號判例參照）本件被告雖知製作合約書乙事（如前所述），惟如被告所辯告訴人等已事先同意擔任醫院合夥人為真，縱該合約書乃被告指示下所製作者，亦屬得告訴人等同意而製作，即與所謂「偽造」者有別，自不成立偽造文書罪。查證人即告訴人乙○○、丙○○、戊○○固均於本院審理中結證稱未同意擔任「唯農醫院」合夥人，亦未見過該合夥之合約書，告訴人寗奇珍於告訴狀中亦表示非醫院合夥人等語，有告訴狀可稽。但告訴人等自始至終都沒有對87年度之所得稅申報結果有何異議，只是針對88年度為「唯農醫院」列為合夥人而有分配醫院盈餘乙節表示不知情。因此，87年度告訴人等所申報之所得稅，有關「唯農醫院」給付與告訴人等之給付額部分應是正確無誤。且依告訴人丙○○、寗奇珍之87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上所載，告訴人丙○○有申報執行業務所得152113元；告訴人寗奇珍申報執行業務所得0000000元（見本院卷㈠146、154頁），而上開金額核與「唯農醫院」87年度執行業務（其他）所得損益計算表上所載之聯合執行業務者（合夥人）盈餘分配數相同（見見本院卷㈠158頁）。又證人丁○○證稱87年度告訴人等的所得稅亦是由其幫忙填寫（證人戊○○也證稱所得稅是請醫院會計小姐幫忙處理，見本院卷㈡84頁），同時全部合夥人的稅款都是被告帶去的等語（見本院卷㈡193頁）。報稅之相關資料既須告訴人等配合提供，告訴人等自不得於事後否認知悉報稅之事，況且87年度之稅款既是被告代繳，足見告訴人等應未自行繳納，其等於當年度均不聞問應繳稅款若干？豈非怪哉！除非其等早已知悉稅款會由醫院代為繳納。然何以醫院要幫告訴人等繳納稅款，無非因告訴人等同意擔任醫院合夥人，所以所得稅乃由醫院代為處理。

㈢再查，卷附87年1月1日之合夥合約書（見92發查2076號卷25頁）所載，係由曹更生、寗奇珍、乙○○及戊○○共同擔任合夥人，合夥期間自87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並無任何證據足證此份合約書係出於偽造者，則告訴人寗奇珍、乙○○及戊○○3人依此合約書已可認係醫院合夥人。至於告訴人黃志文既同意擔任醫院院長，依法乃「唯農醫院」之納稅義務人，故其更無拒絕擔任合夥人之理由（因可降低納稅金額），被告何必要隱瞞將其列為合夥人之事，而擅自另行偽造87年10月24日之合夥合約書呢？因此，被告辯稱其無偽造此合約書之動機乙節，自可堪採信。而告訴人等均一概否認知悉此87年10月24日合約書之事，應無非是為怕遭稅捐機關處罰逃漏88年度所得稅之事，但查，此中顯有誤會，蓋87年10月24日之合夥合約書約定合夥期間乃至87年12月31日止，所以告訴人等表示並未同意為「唯農醫院」88年度之合夥人乙節固屬正確，但如前所述87年度則應有應允擔任合夥人，所以87年度之所得稅是由「唯農醫院」代為處理，88年度「唯農醫院」即未代為處理。

㈣稅捐稽徵法第41條所謂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必具有與積極之詐術同一型態，始與立法之本旨符合，如僅屬單純的不作為，而別無逃漏稅捐之積極行為，即不能認與詐術漏稅之違法特性同視，而繩以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罪。依原判決記載之事實，上訴人僅有漏報之消極行為，別無類似詐術之不正當方法，以積極行為逃漏稅捐，祇能科以行政罰之罰鍰，不能遽論以該條之罪。（最高法院74年台上字第54 97號判例參照）公訴意旨指摘被告以行使87年10月24日偽造之合夥合約書逃漏88年度之稅捐，惟該87年10月24日之合夥合約書約定合夥期間乃至87年12月31日止，迄88年1月1日即失效，已失效之合約書如何據以作為逃漏88年度稅捐之憑據？況被告、告訴人及「唯農醫院」申報稅捐時均未提出該合約書，又何來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再縱然被告為88年度「唯農醫院」之幕後實際負責人，醫院所得應歸屬被告所有，被告於申報88年度所得稅時並未將醫院盈餘申報為所得，但揆諸上開判例意旨所示僅有漏報之消極行為，別無類似詐術之不正當方法，以積極行為逃漏稅捐，祇能科以行政罰之罰鍰。本件被告於88年度究竟施以何詐術之不正當方法，以積極行為逃漏稅捐，並未見檢察官舉證以實其說，自難對被告以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罪相繩。

㈤準此，87年10月24日之合夥合約書顯係經告訴人等同意後始經被告指示「唯農醫院」內之人員製作，尚難遽認係被告所擅自偽造者。至於申報88年度所得稅時並未將醫院盈餘申報為所得乙節，亦僅屬消極之漏報行為，被告所辯尚堪採信。另有關告訴人有提示「唯農醫院」開立之票據乙節，因與本件犯罪是否成立無積極關係，爰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本案檢察官起訴主張被告涉犯行使偽造私文書及稅捐稽征法第41條之罪嫌，然因檢察官所為舉證，均不足以證實被告確有行使偽造私文書及積極的逃漏稅捐犯行，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有檢察官所指之上述犯行，揆之首開說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六、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王誠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