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9年度訴緝字第6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9年度訴緝字第6號

公訴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乙○○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6年度偵續字第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郭遠洲（業經臺灣高等法院以95年度上訴字第4597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6月確定）與告訴人甲○○因債務糾紛，相約於民國94年9月14日夜間8時50分許，在臺北市信義區○○○路附近「茶醉」泡沫紅茶店內洽談，席間因無法達成共識而生口角爭執，被告、郭遠洲因而對告訴人心生不滿，郭遠洲遂以電話聯絡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飛」之成年友人，提供車號不詳之自用小客車1部，至上址等候，又夥同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友人數名，備妥車輛、球棒、手銬、電擊棒及玩具手槍1支等物品，前往臺北市信義區○○○路○段六張犁捷運站附近之便利商店等待會合，渠等共同基於妨害他人自由及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聯絡，由被告及郭遠洲向告訴人佯稱另擇其他地點洽談，誘使告訴人搭乘上開車輛，先與上開「小飛」之成年友人數名在上開便利商店會合後，一同前往臺北市○○區○○街297號旁之政治受難者公園，惟被告於中途藉故先行下車離去，但仍以電話與告訴人聯繫現況；待渠等到達上開政治受難者公園後，郭遠洲即要求告訴人撥打電話調錢，然於告訴人撥打電話給高姓友人之際，郭遠洲因懷疑告訴人係撥電話報警，即將告訴人所有之行動電話強行取走，而妨害告訴人撥打電話。繼又與「小飛」等人，分持預先準備之球棒及電擊棒圍毆告訴人，並電擊其手腳，使其不能自由離去，其後適因有人經過，郭遠洲等人為避人耳目，便以不明物品套住甲○○之頭部，並以手銬銬住其雙手，再強押告訴人上車，載往臺北市南港區之山區某處，又將其左手銬在該山區內之欄杆使其不能自由離去，再以球棒、電擊棒毆打及電擊其腿部、手部，致其受有顏面、四肢軀幹多處瘀傷合併右手臂血腫及橫紋肌溶解之傷害。詎郭遠洲復持上開玩具手槍脅迫告訴人說出身分證字號及住址，期間因告訴人不從，郭遠洲遂以電話與被告聯繫，取得告訴人之身分證字號及地址，並逼迫告訴人於郭遠洲所填妥發票人為甲○○與其身分證字號，金額各為新臺幣（下同）50萬元之本票3紙上簽名及按捺指印，並任由郭遠洲取走其所攜帶之背包（內有台新銀行卡號：0000000000000號之現金卡1張、住宿鑰匙、機車鑰匙、工程計算機及帳冊）後丟棄於不詳地點。惟郭遠洲仍不罷休，竟另以：不得報警，否則會死，死得很難看等語，恐嚇告訴人不得報警，致告訴人心生畏懼，嗣再將告訴人雙手反銬背後，矇住告訴人雙眼後，載至臺北市南港區不明山區下某學校旁棄置，嗣經告訴人自行奮力掙脫後，爬行至路邊始獲救，因認被告涉與郭遠洲等人共同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普通傷害、第302條第1項以非法方法剝奪人行動自由、第346條第1項恐嚇取財等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亦足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與郭遠洲等人共同犯普通傷害、以非法方法剝奪人行動自由及恐嚇取財等罪嫌，無非是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訴、證人郭遠洲之證述、國防大學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1紙、告訴人受傷照片數張及現場指認照片10張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夥同郭遠洲邀約告訴人前往「茶醉」泡沫紅茶店談判，及郭遠洲於離開後，有打電話向其詢問告訴人之身分證字號等事實，惟堅決否認與郭遠洲就上開犯行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辯稱：郭遠洲當時在廁所時有表示如果告訴人不還錢就會動手，其有向郭遠洲表示錢比較重要，其本想先處理其與告訴人間之債務，但郭遠洲表示要先處理自己的部分，其便作罷等語。經查：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159條之1第2項另有明文。本件證人郭遠洲於檢察官偵訊時之陳述，係陳述其自己犯罪之情節，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依上揭規定，自得為證據。

㈡證人即告訴人證稱：被告要求其清償40萬元賭債且因本票事情鬧得很不愉快，二人互約在「茶醉」泡沫紅茶店，當時還有郭遠洲及另1位朋友「小高」在場，其並未積欠被告款項，僅要求被告返還本票即可，被告不願意，並稱本票放在其他地方，其硬要被告當天交還本票，被告即與郭遠洲到廁所商量10分鐘，其當時看到被告在撥頭髮，郭遠洲在打電話等語（見本院96年度訴字第654號卷第61頁反面）。是告訴人係與被告互約，始前往「茶醉」泡沫紅茶店談判，且告訴人所稱其見到被告與郭遠洲在廁所商議等情，係在其硬要被告當天返還本票之後，此足資認定被告於夥同郭遠洲邀約告訴人在「茶醉」泡沫紅茶店談判前，並未與郭遠洲有為上開犯行之犯意聯絡。

㈡證人郭遠洲證稱：其找告訴人之原因係因被告與告訴人合夥經營職棒簽賭，其曾經找告訴人下單，後來告訴人沒給錢，被告叫其找告訴人要錢，其不清楚告訴人有無欠被告錢，找告訴人出來時，還沒有預備要打告訴人，因為被告與告訴人較熟，其才找被告一起過來，當時被告還找另一個組頭過來，停車在對面。當天在泡沫紅茶店有吵架，其後來才想要打告訴人，才找2個朋友開一輛車過來，被告自己坐另一個組頭的車，被告知道其要打告訴人，所以被告有打電話向其詢問要帶告訴人去哪裡，要其再打電話回覆。其帶走告訴人後，被告有打電話詢問打完沒有，要其打完後將告訴人帶過去給被告與另一位組頭，其並未受被告委託向告訴人討債等語（見95年度偵字第2523號卷第114頁至第115頁）。足認郭遠洲係因與告訴人談判不成，始自行起意並找人將告訴人帶走而予毆打，被告並未委託郭遠洲向告訴人討債，亦不知悉郭遠洲要將告訴人帶往何處，告訴人遭押走及毆打之過程，被告亦均未參與，故尚難僅因被告知悉郭遠洲要打告訴人乙節，即遽認被告有與郭遠洲為犯意之聯絡。況被告既要郭遠洲打完告訴人後將告訴人帶至被告與另一位組頭處，益徵被告並無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郭遠洲上開之犯行，應認被告並無與郭遠洲就上開犯行為犯意之聯絡，亦無行為之分擔。

㈢告訴人雖指稱：本件是其與被告間之金錢糾紛，整件事情應是被告授命云云。然證人郭遠洲證述：被告並未委託其向告訴人討債等語，已如上述，況告訴人亦自承：被告係要求其清償40萬元賭債，其遭毆打時，郭遠洲等人要其調起碼6萬元等情，二者顯有相當之差距，是應認證人郭遠洲之證述為可採，告訴人上開指稱僅屬臆測之詞，要非可取。至公訴人雖另提出上開診斷證明書、告訴人受傷照片數張及現場指認照片10張等，然此僅足證明告訴人確曾遭毆打成傷之事實，尚不足推論被告有與郭遠洲就上開犯行為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

㈣綜上所述，被告就上開犯行與郭遠洲並無犯意之聯絡，亦無行為之分擔，應係郭遠洲於談判後自行起意聯絡朋友而為之。是依公訴人所提證據，尚難對被告就上開犯行論以共同正犯。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證被告涉有公訴意旨所指上開犯行，是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