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上訴字第1940號

台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2年度上訴字第1940號

上訴人

台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徐台英

選任辯護人

陳慶尚律師

　　　　　　張又仁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誣告案件，不服台灣新北地方法院101年度訴字第1003號，中華民國102年6月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台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0年度偵字第3321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意圖使告訴人曾瓶及曾議河、林春木、曾士倫、曾能華、周永琦、韋圍新、高銘崴（下稱告訴人等8人）受刑事處分，於民國100年9月7日凌晨5時3分許，赴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第二分局，向警員誣指告訴人等8人於同年月6日晚間7至9時間，侵入其位於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2樓之居所內，以拍打其頭部及使用不明藥劑之方法，使其陷入昏迷狀態，並輪流以陰莖插入其陰道內等情，而誣告告訴人等8人涉及強制性交犯罪，再於同日上午9時18分許，向該分局警員告稱上開曾能華部分係口誤，實為林春木等語，嗣警方至上址勘察，發現並無遭侵入之跡象，被告提出之擦手紙亦未發現精液殘留，而被告全身又無明顯遭性侵害之新創傷痕，乃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嫌云云。

二、按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刑法第19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被告於案發後赴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台北榮民總醫院（下稱台北榮總）接受精神鑑定時，雖有幻聽及被害妄想、無病識感等症狀，但意識清楚、衣著合宜整齊、態度合作、情緒平穩、言語流暢、能理解問題並清楚表達或陳述、行為及認知功能無明顯異常，有該院102年1月31日精神狀況鑑定書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92-1頁之鑑定書第3頁），且被告於原審時、本院準備程序中及審理時，對於法官告知刑事訴訟法所定3項權利及所涉誣告罪名，均得以理解，就自身年籍、住居所、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等項，亦得以適切陳述意見，足見被告於法院審理時之精神狀態，尚未達於心神喪失程度，本院自毋庸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1項規定停止審判，合先敘明。

㈡被告於100年9月7日凌晨5時3分許，赴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第二分局，向警員指訴告訴人等8人於同年月6日晚間7至9時間，侵入上址屋內，以拍打其頭部及使用不明藥劑之方法，使其陷入昏迷狀態，並輪流以陰莖插入其陰道內等情節，同日上午9時18分許，再向該分局警員告稱上開曾能華部分係口誤，實為林春木，嗣警方至上址勘察，發現並無遭侵入之跡象，被告提出之擦手紙亦未發現精液殘留，被告全身更無明顯遭性侵害之新創傷痕等客觀事實，有被告警詢筆錄2份、現場勘察報告1份、勘察照片64幀、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0年11月16日刑醫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影本1份、證物清單影本1份、性侵害案件驗證同意書1份、疑似性侵害案件證物採集單1份、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1份、查訪紀錄表1份、巷口監視器翻拍照片4幀附卷可稽（見偵查卷第8至14頁、第36至57頁、第66至67頁、第69至71頁、第73至74頁），堪認被告確有誣告告訴人等8人涉及強制性交犯罪之行為，然其是否成立誣告罪責，仍須視有無責任能力為斷。

㈢本案經原審函請台北榮總鑑定被告行為時之精神狀態，該院綜合被告個人生活史及病史、既往犯案史、案發前中後精神狀態、精神狀態檢查、心理測驗等項，認被告自96年起有明顯之精神病症狀，主要包括談論式或命令式之聽幻覺、被害妄想、關係妄想、被監控妄想等，且精神症狀自發病後持續存在，符合精神醫學診斷「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已影響被告之社會生活功能及判斷能力，又被告指控之性侵害歹徒為其先前誣告對象，並認為歹徒會在住家附近之雙和醫院出沒，因而改赴較遠之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驗傷，顯與其精神病症狀之被害妄想及關係妄想相關聯，其行為時有「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之情形，有該院102年2月26日北總精字第0000000000號函附之精神狀況鑑定書1份在卷足憑（見原審卷第92-1頁），本院衡酌上開精神鑑定係依被告身心背景諸元，本於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而為之綜合判斷，無論在鑑定資格、理論基礎、鑑定方法、判斷過程等方面，均無瑕疵可指，其鑑定結果自堪採信，被告於行為時之精神狀態既已達於上開程度，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即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

㈣綜上所述，被告雖有公訴意旨所指之誣告行為，然既欠缺刑事責任能力，揆諸上揭說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四、原審以被告無刑事責任能力，而為無罪之諭知，固非無見，然事實審法院得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者，以法院認定與被告陳述相符之有罪判決為限，亦即在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陳述，且法院亦判決有罪之場合，始能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4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中固為有罪陳述，原審並因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見原審卷第110至113頁），惟原審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後，認被告行為不罰，卻未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即逕諭知無罪之判決，揆諸上揭說明，其訴訟程序即屬違背法令，檢察官據以提起上訴，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經審酌全案事證，被告雖有上揭誣告行為，然欠缺刑事責任能力，其行為不罰，爰為無罪之諭知。檢察官上訴意旨另認卷內並無被告家居生活情形之調查資料，被告之子董振宇在台中唸書，無法就近照顧被告，被告之女乙○○是否得照料被告，亦非無疑，尚難遽認被告並無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應依刑法第87條第1項規定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云云，惟按刑法第87條第1項所定之保安處分，含有社會隔離、拘束身體自由之性質，其限制人民之權利，實與刑罰相同，本諸法治國家保障人權之原理及刑法之保護作用，法院依該規定諭知保安處分時，應受比例原則規範，俾與行為嚴重性、行為人危險性及未來期待性相當（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71號解釋意旨參照），是因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而不罰者，須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為達防衛社會目的，有採取隔離、保護與治療措施之必要者，始得一併宣付監護處分，查被告原與乙○○、董振宇共同居住，嗣乙○○於95年間結婚遷居夫家（新北市永和區），董振宇於98年間至台中寄宿就讀大學，此後被告獨居於住處內，其精神狀態出現幻聽、被害妄想等異狀，惟董振宇於102年7月間畢業後，已於同年月21日搬回上址與被告共同居住，被告雖不肯至醫院精神科就診，但每因幻聽而情緒波動之際，董振宇均得適時安撫使其恢復平靜，被告另有2名親姐妹居住於上址附近，時常與被告來往聯絡，被告先前經常與隔壁鄰居曾議河（即被告誣告對象之一）發生衡突，嗣曾議河於案發後已遷居他處，其後被告未再與鄰居或他人發生糾紛等情，業據乙○○、董振宇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一致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20頁背面至第23頁），核與卷附被告前案紀錄表顯示其全部前科（過失傷害、妨害自由、誣告、毀損）均集中於99至101年間之客觀情狀相符，而董振宇僅需服補充兵役12日，不會因兵役問題再遷離住處一節，復據乙○○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20頁背面），並有台北市政府家庭因素服補充兵役核定通知書影本1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7頁），綜上可知，目前影響被告精神狀況之負面因子業已減少，其正面因子則有增加，且持續發揮效果，在此情況下，尚難認被告確有再犯之虞，倘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而與社會隔離並拘束其身體自由，就危險性及未來期待性而言，實不符比例原則，再衡酌被告所為誣告犯行之性質，其對公共安全造成之危害，顯非暴力或重大財產犯罪可比，就行為嚴重性及社會防衛目的而言，尤難認有施以隔離監護之必要，是本案被告之情狀與刑法第87條第1項所定之要件難謂相符，本院自無從依該規定令被告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檢察官上訴就此部分所指，並不足取，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賴正聲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