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訴人

即被告

陳義升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審金訴字第571號，中華民國112年7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88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陳義升與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由陳義升先於不詳時間，將不詳金額之購買人頭帳戶款項，匯入傅榆藺（由檢察官另行偵辦）名下之不詳銀行帳戶，再由傅榆藺於不詳時間，將前揭購買人頭帳戶款項轉匯至姚嘉霖(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金簡字1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2萬元)指定之銀行帳戶，姚嘉霖即於民國110年12月21日上午10時45分前某時，在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某處，將名下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台新商業銀行帳戶（下稱本件台新銀行帳戶）之存摺、提款卡、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交付予陳義升，陳義升即以此方式向姚嘉霖收購本件台新銀行帳戶，供所屬詐欺集團使用。該詐欺集團成員即於110年12月21日10時45分前某時，向莊火練佯稱可協助代操股票、期貨等投資，致莊火練因而陷於錯誤，於110年12月21日10時45分許，匯款200萬元至本件台新銀行帳戶，先由陳義升以網路銀行轉帳方式，將上開款項轉匯，再由該詐欺集團所屬成員提領一空，而以此等方式製造金流斷點，掩飾、隱匿上開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嗣因莊火練察覺有異，報警處理，始悉上情。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偵訊、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中坦承不諱（參偵1882卷第59頁、原審卷第47、71頁），核與告訴人莊火練、證人姚嘉霖及傅榆藺所為證述情節相符（參警卷第5至8、33至35頁、偵1882卷第58、85至87頁），並有本件台新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帳戶資料、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台新銀行回覆IP地址、IP位置查詢結果、告訴人所提供LINE對話紀錄截圖及元大銀行存摺封面影本等附卷可稽（參警卷第20、21頁、偵1882卷第65、99至119、129、131頁），足徵被告上開具任意性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堪信屬實。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與量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屬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被告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㈡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又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有明文規定。查被告於為本案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同年月17日施行。修正前原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修正後之規定已將減輕其刑之規定嚴格化，需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行始得減刑，並未較有利於被告，被告於原審審判中已自白洗錢犯行，是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於量刑時一併考量之。

㈢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致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以為判斷。查被告所犯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最輕法定刑為有期徒刑1年，而本件被告非無工作能力，卻猶加入詐欺集團，共同使告訴人因遭詐欺而受有高達200萬元之損害，就全部犯罪情節以觀，被告犯本案查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本院認並無何情輕法重而有刑罰過苛之憾，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之餘地。

四、駁回上訴之說明：

㈠原判決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認定其犯有前揭罪名，審酌詐欺集團犯罪危害民眾甚鉅，為政府嚴加查緝並加重刑罰，被告有從事勞動或工作之能力，不思循正當管道獲取財物，而為本案犯行，所為損及財產交易安全及社會經濟秩序，破壞人際間之信任關係，造成本案告訴人精神痛苦及財產上相當程度之損害，且製造金流斷點，造成執法機關不易查緝犯罪，徒增求償及追索遭詐騙金額之困難度，危害社會治安與經濟金融秩序，自均應予以非難，兼衡被告之素行，及其於本案所為之分工、角色深淺等參與程度，暨被告犯後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且就洗錢犯行於偵查及審理中自白，俱已符合相關減刑規定，併參酌本案告訴人遭詐欺之金額，及被告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2月，另說明被告於原審自承本案獲取報酬3萬元，核屬其犯罪所得，未經扣案，被告亦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以賠償損害，予以沒收亦無任何過苛情形，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至告訴人受詐騙匯入後遭轉匯之款項，業非屬被告所有，亦非在被告實際掌控中，就所隱匿之財物不具所有權及事實上處分權，無從依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等旨，除漏未就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比較新舊法，稍有未洽之外，均稱妥適，且上開未洽之部分，因比較新舊法結果仍應適用有利於被告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無礙於本案法律適用之結論，而所為科刑係在法定刑度之內，依據刑法第57條所揭示之量刑原則，審酌該條各款所列量刑因子等一切情狀，充分評價犯行惡性與結果嚴重性，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並無恣意或濫用裁量可言，應予維持。

㈡檢察官提起上訴，主張告訴人因遭詐欺受有200萬元之損失，於精神及財產上皆有重大損害，被告於原審原稱欲以100萬元與告訴人和解，後改稱欲以30、40萬元賠償，係故意壓低賠償金額，以表示賠償誠意及悔過之心，原判決量刑過輕而不當等語。惟法官於有罪判決如何量處罪刑，甚或是否宣告緩刑，均為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裁量之刑罰權事項，法官行使此項裁量權，自得依據個案情節，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犯罪情狀之規定，於法定刑度內量處被告罪刑；除有逾越該罪法定刑或法定要件，或未能符合法規範體系及目的，或未遵守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或顯然逾越裁量，或濫用裁量等違法情事之外，並不得任意指摘其量刑違法。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原判決已詳就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予以審酌說明，客觀上並無明顯濫用自由裁定權限或輕重失衡之情形。且原判決既已考量告訴人所受損失之金額，且業交代被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殊難任意指摘原判決就本案所處之刑有何量刑過輕之違誤。檢察官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被告提起上訴，認應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並應從輕量刑云云，然被告並無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餘地，業經本院敘明於前，且原判決業已衡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定其刑，難認有何量刑過重之不當。被告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作成本判決。

七、本案經檢察官劉哲鯤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仲慧提起上訴，檢察官洪淑姿於本院實行公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