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一○○年度台上字第八二六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一○○年度台上字第八二六號

上訴人

曾高陽

選任辯護人

陳純仁律師

上訴人

王耀弘

選任辯護人

陳貴德律師

上訴人

劉建良

選任辯護人

黃世芳律師

上訴人

歐運忠

上訴人

褚仁傑

上列二人共同選任辯護人

呂光武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擄人勒贖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二審更審判決（九十八年度上更㈠字第三三七號，起訴案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六年度偵字第二二二六七、二二五九二號、九十七年度偵字第七○六八、八七

九四、一一○七○、一二四六一號，追加起訴案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七年度偵字第一七三一六號、九十七年度偵緝字第一六九七、一六九八、一六九九、一七○○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上訴人曾高陽上訴意旨略稱：㈠、擄人勒贖罪，應包含不法所有之意圖，為其主觀構成要件之一。因此債權人為討回貸出之金錢，綁架債務人以要求其履行債務而發生擄人討債之情形時，因行為人並非求取不法利益，不成立擄人勒贖罪。曾高陽於原審，已辯解無不法所有之犯意。另共同被告劉建良亦供述，我們押他（指被害人邱名福）是要教訓他，不是要錢，當時邱名福跟我們說，要給我們每人（新台幣，下同）八千萬元，我們不要。有一個綽號「鴨子」的朋友叫我去教訓他，我通知阿俊（即王耀弘），阿俊再去找曾高陽（出面協調），曾高陽是邱名福指定要找的（調）人。可見本件並非為勒贖而擄人，更非曾高陽所指使。㈡、邱名福雖與曾高陽簽立協議書，表示願給付二億元，但曾高陽尚未拿到現金即將邱名福帶離三芝現場及淡水之肯德基速食店。曾高陽與邱名福確有債務糾紛，並無擄人勒贖之不法犯意。因此有傳喚劉建良與曾高陽對質之必要，另對於曾高陽在偵查中所提出之存摺等書證，亦有加以調查之必要。㈢、曾高陽與邱名福間有多項資金合作關係，曾高陽且曾出力為邱名福之工地排除障礙及外力干擾之貢獻，對之有報酬請求權，因此邱名福書立切結書（按係協議書），同意給付金錢，僅是財務糾紛，並非擄人勒贖。雙方既有金錢往來，則曾高陽主張此等資金係投資關係，並非空穴來風，即有加以調查之必要。原審未予調查，有調查未盡之違法。㈣、原判決認為曾高陽除命邱名福書立協議書外，並要求邱名福書寫澄清書，其目的在於假藉債務糾紛之名為辯詞，以圖脫免刑責。惟案發後，該澄清書係由邱名福交給警方。原判決認為該紙澄清書係曾高陽欲用以脫免刑責之用，違背經驗法則。㈤、原判決雖認定「邱名福為建商，經營建築有成，財力頗豐」，惟邱名福曾被銀行列為拒絕往來戶。則原判決認定邱名福財力頗豐，即與事實不符，顯然違背經驗法則。㈥、原判決雖認為邱名福與曾高陽之間，並無債務糾紛，曾高陽係意圖勒贖而擄人，但對於曾高陽所提之各項疑點，未於判決書敘述不可採之理由，即逕認曾高陽有不法所有之意圖，而依擄人勒贖既遂論處罪刑，有理由不備之違法。㈦、原判決第二十三頁第十四行至第十八行記載：「被告曾高陽所持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更於（民國）九十七年三月六日十九時十九分許發簡訊至被告劉建良持用之0000000000號電話，於邱名福遭囚禁之九十七年三月十日六時四十八分一秒、十一時四十四分三十秒撥打電話給被告劉建良持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惟曾高陽僅持有0000000000號電話，並未使用0000000000號電話，該電話係共同被告王耀弘所持有使用，原判決認定曾高陽在劉建良限制邱名福行動自由之前即與劉建良互通簡訊，並於邱名福被限制行動自由之後，又以電話聯絡，顯有證據上理由矛盾之違法。㈧、稱勒贖係指勒令被擄者本人以外之他人提供贖金或財物，以贖取被擄者之生命或身體自由。故行為人若非對於被擄者以外之人勒贖，而係脅迫被擄者本人，令其自己交付財物者，則屬強盜行為，不構成本罪。本件僅有行為人（即上訴人等人）、被擄者（即人質邱名福），並無被擄者本人以外之第三人（即被勒索者），與擄人勒贖罪之犯罪構成要件不符。原判決論以擄人勒贖罪，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㈨、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曾高陽於取得邱名福所書立之協議書後，即指示王耀弘開車，曾高陽則坐在前座，將邱名福送至台北市○○○路之新凱飯店。縱認有勒贖行為，惟因曾高陽尚未取得金錢，應屬勒贖未遂，不應適用既遂之規定處罰。又縱認已既遂，惟曾高陽於取得協議書後，即將邱名福送至台北市○○○路之新凱飯店，隨即離開。此情節應符合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五項後段，得減輕其刑之規定。原判決未依該規定減輕其刑，亦有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法云云。上訴人王耀弘上訴意旨略稱：㈠、原判決事實雖認定王耀弘參與本件擄人勒贖犯行，並於理由內敘明其所憑之依據及認定之理由。然劉建良於第一審證稱：「（九十七年三月九日晚上）他（指王耀弘）沒有在（四維路）現場」。又九十七年三月九日晚上七時二十八分許，王耀弘在台北市○○○路附近晚餐，並於晚餐後前往新店中興路二段拜訪朋友，而於晚上十時二十一分從台北市○○○路出發，經辛亥路，於晚上十時二十五分經臥龍街、木柵路，至晚上十時二十七分到達新店中興路，途經上開路程之事實，有行動電話基地台之位置可查。嗣於同晚十時四十九分又至台北市○○○路，與劉建良有多次電話聯絡。通話之內容，據劉建良證稱：「我當時向歐運忠借電話（打給王耀弘），叫他去現場（指擄人之現場）幫我找眼鏡」、「我要問他找得怎麼樣，結果他沒有找到，我叫他往淡水（指拘禁地點）方向走，但他不知道走到那邊，後來我就沒有跟他見面，叫他回去」。被害人邱名福於警詢時亦證述：「在車上我有聽到其中一歹徒打電話給另一個叫阿水的人說，我剛（才）眼鏡掉了，你回去找我的眼鏡，眼鏡應掉在米蘭鞋店」。可知當時王耀弘係由台北市往南移動，與共同被告劉建良、歐運忠、褚仁傑等人開車往北之方向相反。準此以觀，原判決認定王耀弘在場參與押人，並開車掩護、尾隨，即與上開事證不符，有認定事實不依證據及理由矛盾之違法。㈡、原判決事實認定其餘共同被告擄人時王耀弘在場，但依其理由之記載，似又認王耀弘不在場，已有理由矛盾之違法。又原判決固認擄人時，王耀弘在場、尾隨，然王耀弘究竟參與何種分工，並未具體說明其理由，亦有理由不備之違法。另原判決雖引用褚仁傑於警詢時及第一審偵、審中之供述，認劉建良於警詢所為不利於王耀弘之供述，應非虛構。然依褚仁傑之供述，於擄人時，王耀弘並未在場，原判決有認定事實不依證據之違法。㈢、原判決事實記載：「曾高陽竟於九十七年二月間與王耀弘商議，約定由王耀弘負責找人擄走邱名福，曾高陽再佯以個人之身分出面居間協調，藉以向邱名福勒取贖金，以供渠等花用……」。雖於理由內說明：「證人即共同被告劉建良於九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六月十一日警詢及檢察官於九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六月二十三日偵訊，乃至原審（指第一審）於九十七年五月二十日為羈押審訊時均供稱：九十七年二月底、三月初，綽號阿俊之王耀弘主動打電話要其上台北談事情，隔天其到台北之後，王耀弘就說要其幫忙教訓邱名福，基於幫忙朋友所以就答應，後來又找來歐運忠，一起商討如何教訓邱名福，當時就有提到要用電擊棒電邱名福且將之關二、三天，歐運忠又找『阿傑』（即褚仁傑）加入，期間王耀弘曾開車載其到邱名福住處附近看現場、指認邱名福……」。然僅商討如何「教訓」邱名福，並將之關二、三天，並未提到勒贖計畫。原判決對於王耀弘與曾高陽之間是否有勒贖謀議？並未說明其憑以認定之理由，有理由不備之違法。㈣、原判決事實記載：「劉建良與（已判刑確定之）鄭建宏為相識多年之朋友，劉建良因知悉鄭建宏位於台北縣三芝鄉（現已改制為新北市三芝區）古庄村古庄一○六號民宅及其後方空地之廢棄貨櫃屋，地點偏僻，外人不易察覺，劉建良於九十七年二月底、三月初，乃邀王耀弘、陳世明（通緝中）同行，向鄭建宏借用前述處所，作為藏匿人質之地點」。然鄭建宏於警詢時供稱：「在九十七年二月底時他（指劉建良）有打電話給我，說要來我家看看，當時連同他共來了三個人來我家，他們來看我家四周的環境，約停留十多分鐘就離去了」；於偵訊時供稱：「綽號二百（指劉建良），他在九十七年二月底就來說過，說最近要來借住一、二天，我就答應，後來在星期一的時候就來了，他先一個人來，後來過幾分鐘後才又有一人進來」；於第一審法院結證：「（劉建良於二月底來時）好像還有一個朋友，今天沒有在法庭上」。依鄭建宏之上開供述，並未指稱王耀弘於九十七年二月底與劉建良同往三芝，向其借用民宅及廢棄貨櫃屋。原判決所為上開認定，有認定事實不依證據之違法。㈤、原判決認定王耀弘與曾高陽、劉建良、歐運忠、褚仁傑（及通緝中之陳世明）成立共同擄人勒贖罪。然擄人勒贖罪之成立，係指以綁架他人作為人質，用以向被擄者以外之第三人勒索贖金或財物，以贖取被擄者之生命或身體自由。故行為人若非對於被擄者以外之人勒贖，而係脅迫被擄者本人，令其自己交付財物者，應非構成本罪。本件僅有行為人（即上訴人等人）、被擄者（即人質邱名福），並無被擄者本人以外之第三人（即被勒索者），縱認劉建良、歐運忠、褚仁傑等人有擄人行為，曾高陽且有勒贖行為，亦不構成擄人勒贖罪。又卷附之協議書，係記載曾高陽與邱名福間之協議內容，縱認該協議係勒贖行為，亦係曾高陽等人以強制手段命邱名福交付財物，該行為亦與擄人勒贖罪之構成要件不符。原判決認為「擄人勒贖罪，係以意圖勒贖而擄人為構成要件，其犯罪態樣，係將被害人置於行為人實力支配之下予以脅迫，以便向被害人或其關係人勒贖財物，因此擄人勒贖罪本質上為妨害自由與強盜之結合，在形式上則為妨害自由與恐嚇罪之結合」，固非無見。然若將勒贖對象解為包括被害人，顯有混淆擄人勒贖與強盜罪之區別，原判決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上訴人劉建良上訴意旨略稱：㈠、劉建良自到案後，始終對於公訴意旨及原審所認定「有關犯罪客觀行為過程之事實」，均坦認不諱，且毫無隱瞞，但均陳稱係為「教訓」邱名福，並非「勒贖」。另無論依被害人邱名福之指訴，共同被告曾高陽、歐運忠、褚仁傑、王耀弘等人之供述，或相關證人等之證述，均無法資為認定劉建良「意圖勒贖而為擄人」行為之依據。㈡、原判決對劉建良論以擄人勒贖罪。然該罪之成立，以犯罪行為人自始主觀上即以「勒贖」之意圖為必要。本件並無證據足以證明劉建良在主觀上有此意圖，原判決遽論以擄人勒贖罪，自屬違背法令。㈢、劉建良雖有參與妨害邱名福行動自由之行為，但其犯罪動機，係受託「教訓」邱名福。依據劉建良於警詢時之筆錄，即足證明其犯罪之動機與「勒贖」並無關連。至於邱名福與其餘共同被告之間，其具體之金錢糾葛為何，劉建良並不知情，且無證據足以證明劉建良係「意圖勒贖而擄人」。原審遽論以擄人勒贖罪，亦屬違背法令。㈣、原判決事實認定：「劉建良與曾高陽、王耀弘等人均為本案之共同正犯」。理由內並敘明：「劉建良、歐運忠、褚仁傑雖未親自向被害人索贖，惟渠等顯係將其餘被告所有擄人勒贖行為，視為（自）己之行為以支配享有，是以被告曾高陽、劉建良、歐運忠……等人彼此間，就擄人勒贖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然所謂「『顯係』將其餘被告行為，視為（自）己之行為以支配享有」等語，係以推測擬制之方法認定事實，並未說明其所憑之依據，不能謂為適法。㈤、原判決既認定：「本件被告曾高陽與被告劉建良、褚仁傑……等間，於本案之前並不相識」、「被告劉建良等未親自向被害人索贖」

。衡情劉建良果意圖勒贖，勢於事前即應有金錢之收受、利益分配之約定或擔保等。本件並無前揭約定，實與經驗法則有違。況邱名福於被拘禁期間，曾主動要求致送金錢八千萬元給劉建良，劉建良並未接受。上開有利於劉建良之事證，原審未敘明不採之理由，亦有理由不備之違誤。㈥、原判決採信邱名福之證述，認定「堪認本件被害人邱名福並未積欠被告曾高陽任何債務」。然邱名福所供：「渠與被告曾高陽間沒有任何債務」等情，是否可盡信，本非無疑。另雙方對於有無債權、債務關係，雖各說各話，證人所言亦多所保留，但不無債務糾葛。曾高陽在主觀上，對於邱名福之債權、債務關係既有存疑，豈可能告知其餘共同被告意圖勒贖而擄人。㈦、原判決以「被告等人確於取得被害人邱名福承諾付款（協議書）後，警方查悉犯行前，即刻釋放邱名福」

、「期間又未對於邱名福凌虐、施暴情節尚非嚴重」等情。然曾高陽與邱名福簽署協議書之處所，係在淡水之肯德基餐廳二樓，劉建良留在外面馬路，並無拘束「脅制」之可能。此期間，曾高陽又曾委任律師鄭文玲到場，代撰協議書，此情形即與擄人勒贖不同。足徵渠等之間，因債務糾葛而生爭議，並非擄人勒贖云云。上訴人歐運忠、褚仁傑上訴意旨略稱：㈠、原判決以：「本件被告曾高陽、歐運忠、褚仁傑、王耀弘、劉建良及共同被告鄭建宏於警詢及檢察官偵查中，除有關其自身是否有對被害人邱名福為擄人勒贖犯行部分外，渠等其他有關共同被告之陳述，仍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為傳聞證據，然除被告褚仁傑、王耀弘及渠等選任辯護人對被告劉建良警詢、偵查中供述之證據能力有所爭執外，被告曾高陽、歐運忠、劉建良及渠等選任辯護人於本院（指原審）行準備程序中已表示對上開證據之證據能力不爭執，且經本院（指原審）於最後審理期日逐一提示上開筆錄並告以要旨，被告曾高陽、劉建良、歐運忠及渠等辯護人就此部分證據之證據能力亦均未聲明異議」等語。惟褚仁傑、歐運忠在原審之選任辯護人，於原審之準備程序期日陳述：「證人、其他被告在審判外陳述證據能力有爭執」，另於法官訊問對於證據能力有何意見時，答稱「再以書狀陳述」，及於審判期日表示「引用歷次所提書狀所載，另外再以書狀表達意見」。此期間，褚仁傑、歐運忠之選任辯護人，雖未依前揭陳述提出書狀就證據能力表示意見，但辯護人於先前準備程序中爭執證據能力之陳述，並未改變。原判決謂歐運忠之辯護人，於審理期日就證據能力不予爭執，與筆錄之記載不符（按原判決係認未聲明異議）。㈡、共同正犯之所以應對其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負全部責任者，以該行為有犯意之聯絡為限，若他犯所實施（行）之行為，超越原計畫之範圍，而為其所難預見者，則僅應就所知之程度令負責，不可概以共同正犯論。劉建良於警詢時及偵訊時供述：「當時王耀弘打電話給我要我上台北處理事情，王耀弘說因為有一件債務糾紛要我處理，但是要將人抓起來並等他的指示，並找人來幫我忙，王耀弘叫我找地方關抓到的人幾天，他會負責處理這件債務」、「（策劃時）沒有（說到多少錢），祇說先教訓他一下，綁到被害人後，王耀弘說帳還沒有處理，所以沒有馬上放人」、「我未與（綽號）『鴨味仔』聯絡，這部分要由阿俊（指王耀弘）來解釋說明，我根本就不知道有贖金的部分，這部分都是由被害人邱名福與曾高陽他們在談的，我只負責看人而已」、「我不知道有贖金」、「阿俊在二月底三月初打電話給我，叫我上來台北，說要教訓一個人，也有帶我去四維路先看現場，叫我認一下邱名福的長相，當時還有歐運忠，我們三人看完之後就走了。隔了幾天在現場等被害人，當時我們有四人，阿俊、歐運忠、我、阿傑，阿傑是歐運忠的朋友」、「阿俊說要教訓被害人，我就去，是基於朋友幫忙，沒有好處」。原判決既謂「劉建良於遭查獲當日即接受詢問，距案發時日較近，以查獲情況而言，自以警詢當時記憶較為深刻，不致因時隔日久而遺忘案情……等情節，得徵其於警詢中之陳述應非虛構」云云。則劉建良於警詢時所稱「為債務糾紛而抓被害人來教訓一下，根本不知道有贖金」等情即非虛構。足證歐運忠、褚仁傑所認知者，僅止於「債務糾紛、教訓被害人」之計畫。原判決認定曾高陽意圖勒贖而擄人，縱可成立，然「勒贖」之計畫不在歐運忠、褚仁傑認知之範圍，即與曾高陽等人無犯意聯絡，不得論以「擄人勒贖罪」之共同正犯。另依邱名福之證述，歐運忠、褚仁傑僅知「擄人私禁」，不知「勒贖」之計畫。原審不採納上開有利於歐運忠、褚仁傑之證據，有理由不備之違法。㈢、原判決事實認定，曾高陽、王耀弘、劉建良、歐運忠、褚仁傑及陳世明基於共同擄人勒贖之犯意聯絡，分頭積極計畫行事。理由並說明「出出進進貨櫃假裝與劉建良、歐運忠等人協調」、「曾高陽、劉建良等人為施加壓力，以迫使邱名福同意，劉建良佯裝不滿而將曾高陽趕離貨櫃屋，接著劉建良、歐運忠、褚仁傑、陳世明受曾高陽指示，合力將邱名福提出貨櫃屋，丟進……坑洞內」等語。係在毫無證據之情形下，揣測歐運忠、褚仁傑就「勒贖」之意圖，與曾高陽等人有犯意聯絡。此乃倒果為因，違背論理法則，且有認定事實不依證據之違法。㈣、原判決事實記載「於同日二十時三十分許，由王耀弘駕車搭載曾高陽、邱名福，另陳世明、歐運忠、劉建良及褚仁傑則駕另部車輛尾隨共同前往上開『肯德基速食店』，……歐運忠等人均在店外等候，……曾高陽始指示王耀弘駕車搭載其與邱名福離去，……直至將邱名福送至飯店後，曾高陽確認前開犯行未經人發現後方自行離開」。惟邱名福證稱「有兩部（車），第一部車在前面帶路，我在後面一部車」、「有的在前面一部車，有的跟我同一部車」。原審既採信邱名福之證述，則原判決事實記載「另陳世明、歐運忠、劉建良及褚仁傑則駕另部車尾隨共同前往上開『肯德基速食店』」之事實，即有齟齬云云。此外，王耀弘、歐運忠、褚仁傑等人上訴意旨另以：關於共同被告劉建良之警詢陳述，有無證據能力部分，原判決以「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此乃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所規定。但原判決將該條文之條次載為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有適用法則錯誤之違法云云。

惟查：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案件，是否以判決違背法令為上訴理由，應就上訴人之上訴理由書狀加以審查。至原判決究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為兩事（參考本院七十一年台上字第七七二八號判例）。原判決綜合全案卷證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認定曾高陽（綽號「木柵猴」）前有二次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及違反肅清煙毒條例、偽造文書等前科，於九十五年間認識從事營建工程之邱名福，知悉其家境富裕，曾多次藉詞向邱名福索款而陸續取得二千五百餘萬元，邱名福因不堪其擾而躲避。嗣曾高陽又於九十六年十月間向邱名福索款未果，遭警方約談（所犯恐嚇取財未遂罪，業經原審判刑確定），乃於九十七年二月間與王耀弘（綽號阿俊）商議，約定由王耀弘負責找人擄走邱名福，再由曾高陽佯以調人之身分出面居間協調，藉以向邱名福勒取贖金。謀議既定，曾高陽即聯絡通緝中之陳世明從嘉義北上，參與擄人勒贖，另由王耀弘邀約住在台中之劉建良（綽號兩百）北上，共同籌劃並分配擄人勒贖之計畫。然恐人力不足，再由劉建良聯絡歐運忠加入，及透過歐運忠找到褚仁傑參與。曾高陽、王耀弘、劉建良、歐運忠、褚仁傑及陳世明即共同基於擄人勒贖之犯意聯絡，分頭依計畫行事。渠等為覓得拘禁人質之場所，乃由劉建良於九十七年二月底三月初，夥同王耀弘、陳世明前往台北縣三芝鄉古庄村古庄一○六號勘察，認該處地點偏僻，不易被外人察覺，即由劉建良出面向其友人即已判刑確定之鄭建宏商借該址民宅及其後方之廢棄貨櫃屋，作為拘禁人質之場所。另一方面，並先查知邱名福所使用之車輛及車號（共三輛自用小客車，車號詳卷），由王耀弘於同年三月初夥同劉建良、歐運忠等人，駕駛車輛前往邱名福住處附近勘察地形、路線，及確認邱名福所駕駛車輛之車型、車號，並密集跟蹤，以掌握邱名福出入之時間與其作息。九十七年三月九日晚間，王耀弘夥同劉建良、歐運忠、褚仁傑駕駛二輛車，前往台北市○○○路○段邱名福住處附近偏僻之暗處等候，伺機下手。同日晚上十時十五分許，邱名福駕駛自用小客車（車號詳卷）在台北市大安區○○○路○段三九○號停車場停車，欲步行返家，於途經台北市○○區○○路五十二巷十九弄時，王耀弘、劉建良、歐運忠、褚仁傑等人見邱名福正分心講電話，即由歐運忠手持電擊棒下車，從後方電擊邱名福之身體、肩膀等處，因邱名福掙扎反擊而與歐運忠扭打在地，劉建良見狀立即下車與歐運忠共同制伏邱名福，褚仁傑立即開車接應，強行將邱名福拖進小客車後座，劉建良、歐運忠分坐於邱名福兩側負責壓制，由褚仁傑駕車迅速離開現場。途中劉建良、歐運忠以事先準備之眼罩矇住邱名福之雙眼，及以膠帶綑綁其手腳，又為避免邱名福身上裝有衛星定位設備，並取走其行動電話及手錶，王耀弘則駕駛另一輛車掩護、尾隨。嗣劉建良發覺其眼鏡掉落在現場，唯恐留下證據，隨即撥打電話要王耀弘返回台北市○○路現場撿拾。此期間，王耀弘與劉建良陸續通話保持聯繫，以確認彼此位置。其後因褚仁傑路途不熟，改由歐運忠駕駛，褚仁傑、劉建良在後座共同壓制邱名福以防止其逃脫。

至同日晚上十一時許抵達台北縣三芝鄉古庄村古庄一○六號，共同將邱名福拘禁在上開貨櫃屋內，仍然矇住邱名福之雙眼及綁住手腳，而由歐運忠、褚仁傑、劉建良負責輪流看守。此期間，劉建良依照先前與曾高陽商議之計畫進行，遂假意要求邱名福找人出面處理此事，否則要將之處理掉。邱名福不得已，原欲聯絡洪文海或其他民意代表出面，均遭劉建良藉詞拒絕，並施以毆打，邱名福無奈方稱可與「木柵猴」（即曾高陽）聯絡，劉建良假意詢問「木柵猴」身分、背景後，旋聯絡王耀弘通知曾高陽到場。

九十七年三月十日中午，曾高陽、王耀弘、陳世明在台北市自由廣場（即中正紀念堂）會合後，由王耀弘開車載同曾高陽、陳世明前往三芝之貨櫃屋現場。曾高陽支開歐運忠、褚仁傑後，即指責邱名福為何要對之提出告訴（指前揭恐嚇取財未遂），打算如何處理，再假裝進出貨櫃屋與劉建良、歐運忠等人協調後，佯以對方之「老大」要求其將公司之建案、獲利情形及政商人脈關係等逐一列出。曾高陽另要求邱名福出具書面文件，以證明此過程均與曾高陽無涉。曾高陽等人為施加壓力以逼使邱名福就範，劉建良佯裝不滿意上開結果，而將曾高陽趕離貨櫃屋。劉建良、歐運忠、褚仁傑、陳世明旋依曾高陽指示，合力將邱名福拖出貨櫃屋，丟進預先以鋤頭、鐵耙挖妥，長約一百公分、深約三十公分之坑洞內，使邱名福躺在坑洞內，並以泥土慢慢覆蓋其身體、手腳，待全身覆蓋泥土後，再將其頭部拉高，揚言如順從就再給一次機會，邱名福恐遭不測，乃答應一切條件，歐運忠、劉建良、褚仁傑、陳世明等人始將邱名福挖出，並帶至該民宅盥洗，邱名福趁機在浴室馬桶及洗手台下，以泥土做記號。九十七年三月十一日上午，曾高陽抵達民宅浴室，佯為支開看守之歐運忠後，詢問邱名福如何處理，邱名福迫於無奈，祇得表示願意支付一千萬元，曾高陽不滿意此贖款金額，佯稱對方「老大」不會同意此數額，要求邱名福提高贖款金額，並假裝離開，與對方「老大」談判，再進入浴室向邱名福表示綁匪之「老大」要求三億元贖款，且因對方要求曾高陽擔保一定要拿到錢，所以要求邱名福簽立協議書，載明是邱名福積欠曾高陽三億元，待邱名福付款後，再由曾高陽轉交予對方。邱名福表示無法支付三億元，幾經與曾高陽討價、還價後，將贖金降為二億元且可分期支付，曾高陽即假裝外出與對方「老大」商談。約過三十分鐘，曾高陽返回浴室，告知邱名福對方已同意該金額之贖款，並要求邱名福書寫澄清書，表示係邱名福委請曾高陽與綁匪商談及代為轉交贖金，一切皆與曾高陽無涉。曾高陽為使其計畫趨於更周延，委由不知情之友人葉興財（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代為委請不知情之鄭文玲律師前來淡水，再於九十七年三月十一日晚上八時三十分許，由王耀弘駕車搭載曾高陽等押解邱名福，其餘共同被告則駕駛另一車輛同行，前往台北縣淡水鎮○○○路○段一五一號「肯德基速食店」，由曾高陽帶邱名福進入店內二樓委請鄭文玲書立協議書，其餘之人則均在店外守候。鄭文玲即依曾高陽之意旨草擬協議書初稿，經曾高陽稍加修改後，命邱名福簽署，其內容略為：邱名福積欠曾高陽二億元，應於九十七年三月十三日清償一千萬元，餘款一億九千萬元自九十七年五月十三日起，每兩月給付一千萬元至清償為止，邱名福且須撤回先前對曾高陽所提恐嚇取財案件告訴，並願向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具狀陳報表明不再追究等語。簽立完畢後，曾高陽始指示王耀弘駕車搭載其與邱名福離去，再依邱名福之意願將之載往台北市中山區○○○路新凱飯店，直至將邱名福送入該飯店三○六號房，曾高陽確認前開犯行依計畫達成後始離開。嗣曾高陽即於九十七年三月十三日，多次以電話向邱名福索取第一期款，惟警方於邱名福獲釋後，依據其提供線索及台北市○○○路擄人現場之監視器錄影畫面、行動電話之通聯紀錄等資料，經比對分析後查獲等情。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等此部分之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等共同意圖勒贖而擄人（曾高陽累犯）罪刑，已依據卷內資料，說明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對於上訴人等所為之辯解，如何不可採信等情，亦已逐一說明與指駁。上訴人等上訴意旨，對於原判決所為前揭論斷，並未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有何違背法令情形。且查：

㈠、前揭事實迭據被害人邱名福指證綦詳，上訴人等對於該事實之過程，亦供承不諱，其中如何商借拘禁地點、書立協議書及邱名福遭擄走、返家之經過，核與證人鄭建宏、鄭文玲、董思宜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澄清書、協議書、記載邱名福車號之便條紙、電話通聯紀錄等附卷，及供挖掘坑洞之鋤頭、鐵耙各一把扣案可稽。上訴人等嗣後雖否認有勒贖之意圖，辯稱因曾高陽與邱名福有債務糾紛，渠等將邱名福擄走僅是妨害自由云云。然而：⑴曾高陽所稱，其與邱名福有債務糾紛之辯詞，經原審調查結果，並無其事，原判決已詳為說明。又曾高陽於向邱名福勒贖時，係佯以對方之「老大」要求三億元贖款，復以挖掘坑洞，用泥土慢慢將之掩埋之方式，迫使其就範，幾經討價、還價後，將贖金降為二億元成交。曾高陽為脫免責任，且要求邱名福書寫澄清書，表示係邱名福委請曾高陽與綁匪商談及代為轉交贖金，一切皆與曾高陽無涉。於擄人勒贖過程中，曾高陽始終佯以「居間人」身分與邱名福談判，不曾言及其與邱名福有任何債權、債務關係。

⑵原審經調查結果，本件係先由曾高陽與王耀弘商議，約定由王耀弘負責找人擄走邱名福，再由曾高陽佯以調解人之身分出面居間協調，藉以向邱名福索取金錢，其中除陳世明係曾高陽找來外，另由王耀弘找來劉建良，再由劉建良邀約歐運忠加入，及透過歐運忠找到褚仁傑參與。所謂「老大」或嗣後所稱綽號「鴨咪仔」者，根本無其人，祇是虛擬之詞。⑶劉建良於警詢時已明確供述「案發前就已經與王耀弘、歐運忠、褚仁傑先套招好了」、「（綁架邱名福這個案子）就是他們兩人（指曾高陽、王耀弘）一開始就設計共謀犯案的」（見偵字第七○六八號卷第三七三頁背面、第三七四頁背面）。原審因認曾高陽主觀上自始即有擄人勒贖之不法所有意圖，且居於主導地位，由其一手策劃，輾轉找來王耀弘、劉建良、歐運忠、褚仁傑等人執行擄人行為，將邱名福拘禁於三芝之貨櫃屋，此時陳世明亦前來參與，旋以挖洞掩埋之方式，迫使其就範，不得不同意給付二億元贖金。而以上訴人等否認有勒贖之意圖，辯稱曾高陽與邱名福有債務糾紛，本件僅是擄走邱名福予以「教訓」，妨害其行動自由云云，乃飾卸之詞，不可採信等情，已說明其所憑之依據及認定之理由。此乃事實審法院職權之適法行使，上訴人等重為事實之爭執，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㈡、曾高陽雖辯稱：邱名福被載往淡水速食店簽寫協議書，是在公共場所，邱名福並未出聲呼救，足見邱名福係出於自願，並非擄人勒贖云云。惟邱名福於偵、審中已證稱：被押往淡水速食店途中，仍被綁住及矇上眼睛，到達速食店始拿開眼罩，當時係由王耀弘開車，曾高陽坐右前座，有同夥坐在後座負責押解，另有一輛車同行監視，又先前在貨櫃屋時，腳部被劉建良踢傷，下車後是由曾高陽扶其上速食店二樓，其他人在門口守候，由於腳部受傷，對現場復不熟識，根本不敢且無法逃走。

王耀弘於第一審亦結證，邱名福於拘禁期間遭劉建良踹傷腳部，致行動不便。原判決以：邱名福被押往速食店途中，仍被綁住及矇上眼睛，此期間上訴人等或在旁押解或在附近守候、監視，邱名福到達速食店後，自忖依當時情況，縱向他人求救亦無把握能安全脫離掌控，其恐再次受到傷害，故未對外呼救求援，亦合於常情，不能以邱名福未於公共場所呼救，即推論其行動自由未受到拘束或係出於自願。鄭文玲所證述，書立協議書之經過，並無從為有利於上訴人等之認定。曾高陽所為前揭辯解，乃卸責之詞，不足採信等情，已詳為說明。再者，劉建良於偵、審中已明確供承：本件係王耀弘邀其參與，伊再找來歐運忠，歐運忠又邀褚仁傑加入，此期間王耀弘曾開車載其等到邱名福住處附近勘察現場、指認邱名福，嗣於九十七年三月九日晚上在台北市○○路五十二巷（米蘭鞋店）附近守候，待邱名福出現時，即由歐運忠持電擊棒電擊邱名福，伊出手抓住邱名福，褚仁傑開車過來接應，共同將邱名福強押上車，載往三芝貨櫃屋，於拉扯間，其配戴的眼鏡掉落在現場。全部過程並無所謂「老大」或綽號「鴨咪仔」

者等語綦詳。另王耀弘已承認持用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而依通聯紀錄顯示，該行動電話於九十七年三月九日十九時二十八分十九秒與（04）00000000號電話通話時，其基地台位置在台北市○○區○○街三十六號，恰在邱名福住處附近之通訊範圍內，嗣邱名福於同日晚上二十二時十五分許，遭劉建良、歐運忠、褚仁傑強押上車後，復於九十七年三月九日二十二時二十一分四十九秒、二十二時二十五分三十七秒、二十二時二十七分五十八秒、二十二時二十八分四十六秒、二十二時三十四分五十四秒、二十二時四十三分五十六秒、二十二時四十九分三十三秒，與劉建良持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有密接之通聯，其基地台位置從邱名福住處之台北市大安區○○○路（以下地址詳卷），往北移動至台北市○○區○○街一八八巷四十五號、辛亥路、新店市，再返回台北市大安區○○○路（以下地址詳卷）邱名福住處附近。直至同晚二十三時四十九分三十九秒又與劉建良通話時，其間未與其他人通話，而其基地台位置已從台北市○○○路（以下地址詳卷）移至台北縣三芝鄉後厝村大片頭八十八號，恰在邱名福遭拘禁之貨櫃屋附近。此外，劉建良、褚仁傑且分別證述：有打電話給王耀弘，叫他到擄人之現場幫我找眼鏡，「我要問他找得怎麼樣，結果他沒有找到，我叫他往淡水（指拘禁地點）方向走，但他不知道走到那邊，後來我就沒有跟他見面，叫他回去」、「到（四維路）現場有二台車，……到三芝祇有一台車。……九十七年三月九日晚上去（四維路）現場有二台車，四個人」。邱名福亦證述：在車上我有聽到其中一名歹徒打電話給另一個人，說「剛（才）眼鏡掉了，你回去找我的眼鏡，眼鏡應掉在米蘭鞋店」。均與王耀弘供承「當晚劉建良有打電話給我，要我幫他找眼鏡，……當晚沒撿到眼鏡，劉建良叫我往淡水方向過去，……我往淡水三芝方向一直走，沒看到人」等語相符。原審依據上開事證，認定劉建良、歐運忠、褚仁傑於九十七年三月九日二十二時十五分許，在台北市○○路五十二巷附近強押邱名福上車時，王耀弘亦在附近守候、配合。王耀弘所辯擄人時伊不在場，不足採信，亦已詳為說明。上訴人等上訴意旨，復就前揭事實再為爭執，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㈢、擄人勒贖罪，衹須行為人基於勒贖之目的而擄人，將被害人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即屬既遂。至於向被害人或其關係人勒贖，有無取得贖款，及由何人交付贖款，均不影響已成立之犯罪。上訴人等上訴意旨，認為擄人勒贖罪限於向被擄者以外之人勒贖，不包括向被擄人勒贖，且渠等尚未取得金錢，應屬未遂犯云云。係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摘，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原判決已依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五項後段規定減輕其刑（見原判決第四十一頁第二十四行至第二十六行）。曾高陽上訴意旨，指稱原判決未依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五項後段規定減輕其刑，並非依據卷內資料執為指摘，顯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㈣、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又關於犯意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且數共同正犯之間，原不以直接發生犯意聯絡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上訴人等已參與犯罪之謀議，並分擔部分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而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上訴人等關於此部分之指摘，亦難認係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㈤、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定有明文。關於共同被告劉建良於警詢時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部分，對於其他共同被告，如何具有特信性與必要性而有證據能力，原判決已詳為說明（見原判決第十一頁第二十一行至第十二頁第七行）。其他共同被告或辯護人，對於該警詢陳述，無論有無「異議」或「爭執」，均與證據能力無影響。另原判決雖將上開條文之條次「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記載為「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惟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更正；其正本與原本不符者，亦同，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刑事判決有顯係文字誤寫，而不影響於全案情節與判決之本旨者，依司法院釋字第四三號解釋意旨，亦得參照上開規定，由原審法院依聲請或本於職權以裁定更正。原判決之前揭錯誤，顯係文字之誤寫，依上開說明，自得由原審法院依聲請或本於職權以裁定更正。此項訴訟程序之瑕疵，因顯然於判決無影響，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條規定，不得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王耀弘、歐運忠、褚仁傑等關於此部分之指摘，均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㈥、共同被告劉建良於第一審法院已依有關人證之規定，依法具結行交互詰問（已予曾高陽詰問之機會）有審判筆錄及詰文可查（見第一審卷第二宗第二五○頁至第二六七頁）。原審於審判期日，復已依法調查上開證據，並訊問曾高陽及其選任辯護人「是否要（再）詰問劉建良？」曾高陽及其選任辯護人均未請求再詰問劉建良，曾高陽且稱對於劉建良之陳述「沒意見」（見原審更㈠卷第五宗第六十六頁背面、第二○九頁背面、第二一○頁）。曾高陽上訴意旨指稱：有再與劉建良對質之必要云云，並非依據卷內資料執為指摘。另曾高陽於到案之初即承認0000000000號（易付卡）行動電話「約使用半個月左右，是我孫女曾燕文拿給我使用」（見偵字第一二四六一號卷第六十八頁）。原審於審判期日依法調查上開證據及其通聯紀錄時，曾高陽並未主張未使用該行動電話，或該電話係王耀弘使用（見原審更㈠卷第五宗第一九○頁背面）。其待上訴本院後，始改稱0000000000號電話係王耀弘所使用，係在第三審主張新事實，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㈦、事實之認定與證據之取捨，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苟其事實之認定及證據之取捨，並不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即不容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上訴人等其餘之指摘，係對於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且重為事實之爭執，均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其等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四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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