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年度台上字第一三五二號｜刑事：強盜｜裁判日期：103 年 04 月 30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一○三年度台上字第一三五二號上　訴　人　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楊雅婷（原名楊雅渟）藍志興魏柏凱蔡惠如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強盜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審判決（一○二年度上訴字第一六三七號，起訴案號：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九年度偵字第三○八九一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被告楊雅婷（原名楊雅渟）、藍志興、魏柏凱部分：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檢察官關於此部分，上訴意旨略以：㈠、證人李曼娜於偵查中及第一審證稱楊雅婷、藍志興、魏柏凱等人於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一時許，進入風姿花傳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風姿花傳公司」）辦公處所後，即對告訴人蔡正龍、黨紅敏施以脅迫，且楊雅婷當日私下錄音，係以不法方式取得證據，依此，卷附黨紅敏坦承與蔡正龍指示蔡惠如作假帳，侵占「風姿花傳公司」款項之錄音及其譯文，不具任意性，並無證據能力。乃原審不採李曼娜之證詞，遽認楊雅婷以不法方式取得之黨紅敏談話錄音及其譯文，具有證據能力，而引為本件判決基礎，與證據法則有違，自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㈡、黨紅敏向楊雅婷等人陳稱有與蔡正龍指示蔡惠如作假帳，乃因懼怕楊雅婷等人脅迫將危害其等生命、身體之安全；又告訴人等所涉業務侵占等罪嫌，仍由台灣桃園地方法院另案審理中，迄未確定。乃原審未詳查告訴人等是否確有指示蔡惠如作假帳，侵占「風姿花傳公司」款項，僅憑楊雅婷等人以不法方式取得之黨紅敏談話錄音及其譯文，率認楊雅婷等人以脅迫方式向告訴人等索賠，並無為自己或他人不法所有之意圖，與強盜罪構成要件不符，僅應論以強制罪，難謂並無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誤。㈢、原判決認定告訴人等因遭楊雅婷等人施以脅迫，因而心生畏懼同意賠償所侵占之款項，卻於理由說明告訴人等所指遭楊雅婷等人施以脅迫，方迎合其等之要求，賠償所侵占款項之說法，顯屬誇大，其事實認定與理由說明相互齟齬，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誤云云。惟查：原判決綜合全案卷證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認定楊雅婷原與蔡正龍於桃園縣桃園市○○街○○○巷○○○號四樓之二，合股經營「風姿花傳公司」，蔡正龍之配偶黨紅敏、妹妹蔡惠如（蔡惠如被訴涉犯強盜罪，經原審維持第一審諭知無罪之判決，詳後述）分別擔任銷售指導、會計。於九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楊雅婷退股，由蔡正龍繼續經營。至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蔡惠如因故與蔡正龍發生爭執，心生不滿，便向楊雅婷透露受告訴人蔡正龍、黨紅敏之指示作假帳，累計侵占「風姿花傳公司」數千萬元款項（蔡正龍、黨紅敏、蔡惠如所涉業務侵占等罪嫌，由台灣桃園地方法院另案審理），楊雅婷私下錄取與蔡惠如之談話內容存證，並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一時許，夥同藍志興、魏柏凱及陳威宇、吳建興（上開二人共同犯強制罪，業經第一審法院判刑確定），前去「風姿花傳公司」向告訴人等索賠，並私下錄音。經楊雅婷播放蔡惠如談話之錄音不久後，黨紅敏坦承有與蔡正龍指示蔡惠如作假帳，侵占「風姿花傳公司」款項屬實，楊雅婷、藍志興、魏柏凱及陳威宇、吳建興為達索賠之目的，挾人多勢眾之優勢，共同基於以脅迫使告訴人等行無義務之事之犯意聯絡，推由藍志興接續以：「今天作兄弟的也是會加減，吞得下去就吞下去，吞不下去的就吐出來」、「吐不出來作兄弟的本來就是不是被人家打死，就是被人家關」、「絕對沒有這麼簡單放過你們」、「你再說那瘋話試試看」、「不要覺得這樣是兄弟話」、「沒有明天的，我現在就要處理」、「我相信你房子還要住，公司還要開，我就永遠找得到你」等將加害生命、身體之言詞，脅迫告訴人等須立即賠償所侵吞之款項，致告訴人等心生畏懼應允賠償。魏柏凱、陳威宇旋載同蔡正龍返回其位於桃園縣蘆竹鄉○○路○○○○○號之住處拿取存摺、印鑑章及支票，楊雅婷、藍志興、吳建興則與黨紅敏轉往「風姿花傳公司」隔鄰之「向日葵咖啡簡餐店」二樓等候。迨同日十三時三十二分許，蔡正龍等人返回「向日咖啡簡餐店」二樓後，告訴人等於楊雅婷、藍志興、魏柏凱、陳威宇、吳建興之續行脅迫下，為免於生命、身體遭到不測，未經仔細對帳、逐筆核算，便應允賠償新台幣（下同）二千萬元，楊雅婷則出具和解書交予蔡正龍，黨紅敏隨即在楊雅婷陪同下前去桃園縣桃園市○○路○○○號遠東國際商業銀行桃園大有分行，自其設於該銀行之帳戶匯寄一千萬元至楊雅婷設於台新國際商業銀行之帳戶，蔡正龍則就不足之餘款（一千萬元）簽發其所有之玉山商業銀行支票十張（面額七十萬元九張，三百七十萬元一張），交予楊雅婷作為債權憑證，應允日後逐張兌現。楊雅婷、藍志興、魏柏凱及陳威宇、吳建興以上開脅迫方式，使告訴人等行無義務之事等情。乃維持第一審關於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楊雅婷、藍志興、魏柏凱共同以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同時脅迫蔡正龍、黨紅敏二人行義務之事；藍志興為累犯）罪刑部分之判決，駁回楊雅婷、藍志興及檢察官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依據卷內資料，說明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對於楊雅婷、藍志興、魏柏凱否認犯罪及其等所為有與陳威宇、吳建興一同前去「風姿花傳公司」，與告訴人談論其等作假帳，侵占「風姿花傳公司」款項之賠償事宜，但未脅迫告訴人等行無義務之事云云之陳述及辯解，併已敘明：㈠、前揭事實，業據告訴人等指證綦詳，楊雅婷、藍志興、魏柏凱坦承在「風姿花傳公司」與告訴人等談論賠償事宜過程中，藍志興有接續說出：「今天作兄弟的也是會加減，吞得下去就吞下去，吞不下去的就吐出來」、「吐不出來作兄弟的本來就是不是被人家打死，就是被人家關」、「絕對沒有這麼簡單放過你們」、「你再說那瘋話試試看」、「不要覺得這樣是兄弟話」、「沒有明天的，我現在就要處理」、「我相信你房子還要住，公司還要開，我就永遠找得到你」等言詞屬實，核與陳威宇、吳建興之供詞及蔡惠如之證詞相符，復有「風姿花傳公司」之監視錄影資料、楊雅婷出具之和解書及楊雅婷私下錄得之在「風姿花傳公司」與告訴人等談話錄音及其譯文可稽。㈡、告訴人等證稱因受楊雅婷、藍志興、魏柏凱等人以上開將加害生命、身體之言詞脅迫，因而心生畏懼，方應允賠償二千萬元予楊雅婷，由楊雅婷陪同黨紅敏匯寄一千萬元至楊雅婷之帳戶，魏柏凱、陳威宇載同蔡正龍返回其住處拿取存摺、印鑑章及支票，就不足之餘額（一千萬元），簽發面額七十萬元九張，三百七十萬元一張，交予楊雅婷作為債權憑證，應允日後逐張兌現。第一審當庭勘驗播放楊雅婷私下錄得之在「風姿花傳公司」與告訴人等談話錄音，見錄音內容與卷附由楊雅婷提出之譯文所載相符，藍志興確接續以：「今天作兄弟的也是會加減，吞得下去就吞下去，吞不下去的就吐出來」、「吐不出來作兄弟的本來就是不是被人家打死，就是被人家關」、「絕對沒有這麼簡單放過你們」、「你再說那瘋話試試看」、「不要覺得這樣是兄弟話」、「沒有明天的，我現在就要處理」、「我相信你房子還要住，公司還要開，我就永遠找得到你」等將加害生命、身體等言詞，脅迫告訴人等須立即賠償所侵吞之款項，有勘驗筆錄可稽，復有黨紅敏之匯款申請書、黨紅敏及楊雅婷帳戶之往來明細資料、蔡正龍簽發之十張支票足佐。衡情，告訴人等若非受楊雅婷、藍志興、魏柏凱等人以上開將加害生命、身體等言詞脅迫，因而心生畏懼，殊不可能未經詳細對帳，逐筆核算，即率而應允給付非其等當時所能支付之二千萬元鉅款予楊雅婷，並立即由黨紅敏匯寄一千萬元款項至楊雅婷帳戶，蔡正龍則就不足之餘額，簽發十張支票，交予楊雅婷作為債權憑證，應允日後逐張兌現。因認楊雅婷、藍志興、魏柏凱確有前揭共同以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之犯行，而以其等否認犯罪及所為之辯解，乃飾卸之詞，不可採信等情，已逐一說明及指駁。檢察官上訴意旨對於原判決所為前揭論斷，並未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有何違背法令情形。且查：㈠、刑事訴訟法上「證據排除原則」，係指將具有證據價值，或真實之證據因取得程序之違法，而予以排除之謂。而私人之錄音、錄影之行為所取得之證據，應受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一與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二十九條第三款之規範，私人違反上開規範所取得之證據，固應予排除。惟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一第一款、第二款，分別規定：「『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二十九條第三款，則規定「監察者為通訊之一方或已得通訊之一方事先同意，而非出於不法目的者，不罰」。依此，對話之一方為保護自身權益及蒐集對話他方犯罪之證據，並非出於不法之目的而無故錄音；且因所竊錄者係對話之一方，對他方而言其秘密通訊自由並無受侵害可言，所取得之證據，即無「證據排除原則」之適用。是若被告於與竊錄者對話中曾自白犯罪，而其自白於錄音當時並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等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基於證據保全之必要性及手段方法之社會相當性之考量，仍應承認其證據能力。原判決敘明楊雅婷於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風姿花傳公司」，私下錄得與告訴人等談話之內容，黨紅敏於聆聽楊雅婷播放於同年月二十日所錄之蔡惠如談話錄音後不久，即向楊雅婷承認有與蔡正龍指示蔡惠如作假帳，侵占「風姿花傳公司」之款項，因上開私人錄音係由對話之一方即楊雅婷所錄製，且楊雅婷錄音之目的係為保護自身權益及蒐集對話他方即告訴人等犯罪之證據，並非出於不法之目的而無故為之；又黨紅敏係於聆聽楊雅婷播放於同年月二十日所錄之蔡惠如談話錄音後，見其與蔡正龍指示蔡惠如作假帳，侵占「風姿花傳公司」款項之事已遭楊雅婷得悉，無法繼續隱瞞，於自由意思下向楊雅婷承認確有與蔡正龍指示蔡惠如作假帳，侵占「風姿花傳公司」之款項，上開錄音尚無「證據排除原則」之適用。又基於上開錄音內容所衍生之派生證據即錄音譯文，並經第一審勘驗其內容，當庭播放供楊雅婷、藍志興、魏柏凱及其等之辯護人與檢察官當場表示意見，且楊雅婷、藍志興、魏柏凱及其等之辯護人與檢察官對該錄音譯文與錄音內容之同一性並不爭執（見第一審卷一第九十八頁正面至第一三四頁背面），復經原審踐行提示前揭錄音及其譯文供楊雅婷、藍志興、魏柏凱及其等之辯護人與檢察官辨認及告以要旨，使其等表示意見等程序並為辯論，其等均陳稱：「沒有意見」（見原審卷三第十八頁正面至第二十頁背面）。依上開說明，上開錄音及其譯文具有證據能力。（見原判決第八頁第十九行至第九頁第二十行）。檢察官此部分上訴意旨，係對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評價，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㈡、刑法上之強盜罪，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為其意思要件，如行為人主觀上欠缺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與刑法上強盜罪之犯罪構成要件不符，縱其係使用強暴、脅迫等不法手段，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他人行使權利，除成立其他罪名外，仍不能以強盜罪相繩。原判決敘明楊雅婷、藍志興、魏柏凱等人，係因不滿告訴人等指示蔡惠如作假帳，侵占「風姿花傳公司」之款項，致楊雅婷受損害，一同前去向告訴人等索賠，縱以脅迫使告訴人等心生畏懼，未經詳細對帳，逐筆核算，應允賠償楊雅婷二千萬元（依蔡惠如證述，侵占之金額達數千萬元），並立即由黨紅敏匯寄一千萬元款項至楊雅婷帳戶外，蔡正龍則就不足之餘額簽發十張支票，交予楊雅婷作為債權憑證，應允日後逐張兌現，楊雅婷等人所為固屬不法，但因其等主觀上並無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仍不能以強盜罪相繩，衡情僅應論以刑法第三百零四條第一項之強制罪，本件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自有未恰，應予變更，原判決已詳為說明（見原判決第二十八頁第四行至第二十九頁第十九行）。上訴意旨指稱原審未論以楊雅婷、藍志興、魏柏凱等人強盜罪，僅論以強制罪，有所違誤，係對原判決已說明事項，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摘，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㈢、事實之認定與證據之取捨，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苟其事實之認定及證據之取捨，並不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原判決認定楊雅婷、藍志興、魏柏凱確有前揭共同以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同時脅迫告訴人等）之犯行，已就相關事證詳加調查論列，復綜合楊雅婷、藍志興、魏柏凱及陳威宇、吳建興之供述，參酌告訴人等及蔡惠如之證詞，佐以「風姿花傳公司」之監視錄影資料、楊雅婷出具之和解書、黨紅敏之匯款申請書、黨紅敏及楊雅婷帳戶之往來明細資料、蔡正龍簽發之十張支票，徵引楊雅婷所錄與告訴人等談話之錄音及其譯文等證物，參互斟酌判斷，資為前揭認定，已說明其取捨證據判斷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並說明公訴意旨指稱楊雅婷、藍志興、魏柏凱本件所為，與強盜罪構成要件不符，僅應論以強制罪，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應予變更，所為論斷俱有卷內證據資料足憑。上訴意旨其餘之指摘，係對於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且重為事實之爭執，均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檢察官關於楊雅婷、藍志興、魏柏凱部分之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均應予駁回。二、被告蔡惠如部分：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除該法第八條所列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情形外，對第二審法院所為維持第一審無罪之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僅限於：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另第九條第二項併規定，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至第三百七十九條、第三百九十三條第一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且第二項所規定不適用之範圍，並及於上列法條之司法院解釋及本院判例在內。此為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之特別規定，自應優先適用。故對第二審法院所為維持第一審無罪之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上訴書狀內應具體載明原審判決有何該法第九條第一項各款所定事由，如未於上訴書狀內具體載明原審判決有何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或原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違背本院判例之違法情形；及對上開無罪判決提起上訴，其上訴理由形式上雖係以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或原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本院判例為由，如實際上所指摘之情事，顯然與該法第九條第一項所列之上訴理由不相適合者，均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檢察官關於蔡惠如部分，上訴意旨略以：蔡惠如於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即與楊雅婷討論應如何向告訴人等索賠及協議事成後各自可分得之款項，足證蔡惠如就楊雅婷等人共謀對告訴人等實行強盜犯罪，縱未一同下手參與，但有以自己共同犯罪意思事前共謀犯罪，而推由其他共犯下手實行犯罪，應論以共謀共同正犯罪責，乃原審維持第一審諭知蔡惠如無罪之判決，駁回檢察官在第二審之上訴，與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有違，牴觸司法院釋字第一○九號解釋及本院二十八年上字第三一一○號、三十四年上字第八六二號、七十七年台上字第二一三五號判例意旨云云。惟查：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蔡惠如與共同被告楊雅婷、藍志興、魏柏凱（前三人部分，詳前述）、陳威宇、吳建興（前二人犯強制罪，業經第一審法院判刑確定），共同基於強盜之不法犯意聯絡，結夥三人以上，於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一時許，在桃園縣桃園市○○街○○○巷○○○號四樓之二「風姿花傳公司」，由楊雅婷、藍志興播放前與蔡惠如交談，內容為有關告訴人蔡正龍指示作假帳之錄音光碟後，藍志興即以此為由向蔡正龍及告訴人黨紅敏強索一億元，經蔡正龍表明公司無現款後，蔡惠如遂承前不法犯意聯絡，同指確因受蔡正龍、黨紅敏指示製作假帳，另交付公司帳冊供楊雅婷查對，藍志興及魏柏凱、陳威宇、吳建興等復以「警察不會保護你們一輩子」、「我們還沒出招」、「作兄弟的吞得下去就吞下去、吞不下去，不是被關就是被打」、「裝肖維」、「你在說肖（瘋）話，試看看」、「弄到讓你難看」、「我還沒出招啦！今天要來我已經全套想好了」、「如果那麼簡單、我何必那麼累」、「我相信你房子還要住，公司還要開，我就永遠找得到你」等語間雜喝斥，並以「我知道你們住哪裡」、「小孩讀哪裡」等詞相脅，迫使蔡正龍同意依楊雅婷要求交付二千萬元，並使黨紅敏不敢反抗，依楊雅婷指示匯款一千萬元至楊雅婷上開帳戶。藍志興另命蔡正龍簽發總計票面金額達一千萬元之支票共十張，交由楊雅婷收執作為債權憑證。楊雅婷嗣將票面金額三百七十萬元之支票一張交付蔡惠如充作酬金，因認蔡惠如涉犯刑法第三百三十條第一項之加重強盜罪嫌等情。然經審理結果，認不能證明蔡惠如犯罪，因而維持第一審關於諭知蔡惠如無罪部分之判決，駁回檢察官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依據卷內資料，分別敘明其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對於起訴書所指事項，併已敘明：㈠、蔡惠如坦承於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在男友林昭遠（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陪同下，與楊雅婷在桃園縣蘆竹鄉南崁路之西餐廳用餐，且於用餐之際，將蔡正龍自公司成立後即指使其作假帳乙事告知楊雅婷，於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楊雅婷、藍志興、魏柏凱及陳威宇、吳建興等人前去「風姿花傳公司」時，其正在該處上班，但否認有何公訴意旨所指之加重強盜犯嫌，辯稱：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與楊雅婷在西餐廳用餐時，不知道楊雅婷私下錄音，而同年月二十五日是正常到「風姿花傳公司」上班，事先並不知道楊雅婷要偕同藍志興、魏柏凱、陳威宇、吳建興前去「風姿花傳公司」，於楊雅婷播放錄音不久後，其便與蔡正龍吵架，離開公司返家，不知其後發生何事，楊雅婷之後有拿一張蔡正龍簽發之三百七十萬元支票，要其辨認支票上之蔡正龍印章是否正確，其不知楊雅婷以何方式取得該張支票等語。㈡、楊雅婷證稱於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與楊雅婷在桃園縣蘆竹鄉南崁路之西餐廳用餐時，暗藏錄音筆私下錄得蔡惠如之談話內容，蔡惠如不知其會持所錄得之其談話內容為證據，前去「風姿花傳公司」向告訴人等索賠。觀之卷附上開錄音及其譯文，見楊雅婷與蔡惠如談話地點在公眾得出入之西餐廳，時間長達三小時三十分又四十七秒，其間有服務生及其他客人經過或位於其旁，以日常閒談方式進行，聊天內容龐雜繁多，並非僅談論告訴人等侵占「風姿花傳公司」款項之事。另酌以蔡惠如擔任「風姿花傳公司」會計，縱聽命告訴人等之指示而作假帳，侵占公司款項，亦難辭業務侵占、偽造文書等罪責，殊不可能任由楊雅婷錄音，保全其自述犯罪之證據。足徵蔡惠如所辯不知楊雅婷在與其聊天時私下錄音，應可採信。㈢、蔡惠如係蔡正龍之妹，既已向楊雅婷指述告訴人等如何指示其以作假帳方式，侵占「風姿花傳公司」之款項，為避免兄妹當場對簿之難堪，衡情若蔡惠如知悉楊雅婷等人將於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去「風姿花傳公司」向告訴人等索賠，其當設法刻意迴避不在場。基此，縱蔡惠如雖於楊雅婷等人前去「風姿花傳公司」向告訴人等索賠時在場，尚不得作為不利於蔡惠如之認定。㈣、觀諸卷附楊雅婷於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之錄音及其譯文，見楊雅婷播放與蔡惠如談話之錄音不久，蔡惠如便與蔡正龍吵架而離開「風姿花傳公司」，並未一同參與楊雅婷等人脅迫告訴人等應允賠償之犯行。告訴人等亦未指證蔡惠如有何參與強盜之犯行；卷附「風姿花傳公司」之錄影資料，亦未見蔡惠如共同參與強盜之情形。㈤、蔡惠如係「風姿花傳公司」之會計，應知悉該公司負責人蔡正龍支票印鑑章之型式。依此，縱楊雅婷於完成脅迫告訴人等應允賠償後，拿蔡正龍簽發之三百七十萬元支票，要蔡惠如辨認支票上之蔡正龍印章是否正確，自難遽認蔡惠如有與楊雅婷等人共謀對告訴人等實行強盜。因認本件公訴人所舉之前揭證據，並不足以證明蔡惠如確有公訴意旨所指強盜之犯行等情綦詳。檢察官關於蔡惠如部分之上訴意旨，對於原判決所為前揭論斷，並未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或判決違背解釋、判例情形。且查：司法院釋字第一○九號解釋，係說明「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先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施犯罪之行為者，均為共同正犯。」，本院二十八年上字第三一一○號、三十四年上字第八六二號、七十七年台上字第二一三五號判例，則係分別說明「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如甲分別邀約乙、丙犯罪，雖乙、丙間彼此並無直接之聯絡，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原判決經調查、審理結果，以檢察官所舉之各項證據，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仍無從獲得蔡惠如有公訴意旨所指與楊雅婷等人共同對告訴人等實行強盜犯罪之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之心證，因而維持第一審法院諭知蔡惠如無罪之判決，駁回檢察官關於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細說明其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檢察官關於蔡惠如部分之上訴意旨，形式上雖引用司法院釋字第一○九號解釋及本院二十八年上字第三一一○號、三十四年上字第八六二號、七十七年台上字第二一三五號判例，但依其所述內容，係對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以自己之說詞而為不同之評價，顯與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所規定「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判決違背判例」，而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其關於蔡惠如部分之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亦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一○三年四月三十日最高法院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官陳世雄法官張祺祥法官宋祺法官惠光霞法官周盈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中華民國一○三年五月五日Ｅ

最高法院一○三年度台上字第一三五二號

關鍵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