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二一三六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二一三六號

上訴人

甲○○○

選任辯護人

周德壎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三十日第二審判決（九十五年度選上訴字第九八號，起訴案號：台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五年度選偵字第一一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甲○○○以共同對有投票權人犯投票交付賄賂罪之科刑判決，駁回該部分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係依憑上訴人之部分供述（坦承於原判決所載時地交付曾啟勇新台幣<下同>五千五百元），證人曾啟勇、池芳、池慶權、池慶錳等人之證供，以及扣案之現金五千五百元（其中三千五百元為池芳所提出，池慶權、池慶錳各提出一千元）、卷附新竹縣選舉委員會九十五年鄉鎮市民代表選舉候選人登記冊（一）、池芳及其家屬池余秀菊、池慶忠、陳月秋、池慶營、池慶瀧、池明峻、池慶權、郭美鍰、池慶錳、劉玉玲等十一人之戶籍資料等證據資料而為論斷，已敘明其所憑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而以上訴人所辯交給曾啟勇五千五百元係作為發放競選文宣之走路工費用，不認識池芳，不知道池芳一家有幾票云云，如何為不足取，亦依調查所得之證據予以指駁。並說明：池芳就曾啟勇交付五千五百元時所告訴支持黃華松之言語內容，所供或有出入，但以上開選舉候選人登記冊之記載，黃姓候選人僅黃華松一人，則池芳對於曾啟勇請求其於市民代表選舉時投票支持黃華松之金錢代價顯有明確認識；池芳所證內容與曾啟勇證稱其於收受上訴人交付五千五百元後，即於當晚至池芳家中將之交付池芳，並告以要支持黃華松等情之內容，大致相符。上訴人與曾啟勇為協助黃華松能順利當選，基於投票交付賄賂之犯意聯絡，由上訴人交付賄款予曾啟勇，持以交付予池芳，並約池芳一家十一人於該次選舉為投票支持黃華松一定之行使，經池芳允諾後予以收受等事證明確之理由綦詳。核其論述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皆無違背，從形式觀察，原判決並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之情形存在。上訴意旨略稱：（一）曾啟勇及池芳於法務部調查局新竹縣調查站（下稱調查站）、偵審中之供述筆錄多達幾十頁，原審審判筆錄僅籠統記載：「對曾啟勇所言有何意見？（提示並告以要旨）」、「對池芳所言有何意見？（提示並告以要旨）」，未指明係針對何卷宗內之何次筆錄所言，調查上訴人對其意見，有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二）原判決既認定上訴人犯投票交付賄賂罪之對象為十一人，何以逕論以一罪，未為說明，有理由不備。（三）有投票權之池慶錳、池慶權二人縱各有收受賄款一千元，但均不知將投票給何人，原審對於池慶錳、池慶權如何告知其家人，亦未調查；又十一票中之其他人，如池慶瀧、池慶營及其家人共四人，均住居在台北，池芳未交付其等二千元，自不可能告知要投票給何人。均難認有受約為一定之行使，與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不相符。（四）池芳於調查站供稱五千五百元賄款還放在家中，於檢察官偵查中則證稱都已分給家人；於第一審證稱伊大兒子池慶忠家有三票，已交付池慶忠夫婦及其兒子池明峻共一千五百元，在調查站時因身上有帶錢，所以交給調查站三千五百元。曾啟勇於偵查中供稱至銀行領取五百元現鈔十萬元。可見池芳交出之三千五百元其中一千五百元並非賄款，原審未傳喚與池芳同住之池慶忠查明該一千五百元有無交付，遽以池芳個人所有之紙鈔充數，認定為賄款，自屬違背法令。（五）曾啟勇是單獨前往或與其妻一起前往池芳住處交付五千五百元，有無約其為一定投票權行使行為之表示？池芳有無將賄款分給其子？係部分或全部交付？池芳於調查站及偵審中之供述，並不一致；池芳與曾啟勇之關係，亦非如曾啟勇所稱之親戚關係；原判決未詳予調查勾稽，有判決理由矛盾及不備之違誤。（六）曾啟勇所指上訴人交付其金錢之時間，上訴人均陪同夫婿即市民代表候選人黃華松及里長候選人劉福登在新竹縣竹北衛生所及竹北縣政大戶社區舉辦問政說明會，有劉福登及該二社區里民可證，自無可能於原判決所認定之時間交付曾啟勇賄款等語。惟查：（一）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卷宗內之筆錄及其他文書可為證據者，審判長應向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宣讀或告以要旨」之調查證據程序，其立法意旨，在使當事人對該證據文件有審察答辯之機會，以保審判不失其平允。此項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四條規定，固為第二審所準用。然採為判決基礎之證據文件，如當事人就該證據文件之作成或顯示之事項，曾經參與或知曉其內容，法院並已賦予其審察答辯之機會者，縱原審審判筆錄未針對係何卷宗內之何次筆錄為逐一宣讀或告以要旨之記載，其於審判之公平性亦無損害之可言，參諸同法第三百八十條之意旨，自難認原判決有同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款之違法情形。證人曾啟勇、池芳於第一審係經上訴人為詰問後而陳述，第一審並就曾啟勇、池芳於調查站及偵查中之供述，分別為告以要旨之調查證據而辯論，有第一審審判筆錄可稽。原審就同一證據資料，於審判筆錄記載：「對曾啟勇所言有何意見？（提示並告以要旨）」、「對池芳所言有何意見？（提示並告以要旨）」，雖略嫌簡略，然其筆錄內容原本為上訴人曾經參與或已知曉，原審並踐行其告以要旨之調查證據程序，自仍無礙於上訴人審察答辯之機會，而於審判之公平性不生影響，尚與應於審判期日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情形有別。（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條之一第一項所定之對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之賄選行為，乃行為人基於足以讓候選人當選票數之賄選目的，反覆向多數人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約定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行使；是對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之犯行，於構成要件類型上，本質上具備反覆、延續之行為特徵，於刑法評價上應僅成立集合犯一罪。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上訴人及曾啟勇係向池芳交付賄款，要求池芳及其家屬共十一人投票支持黃華松，經池芳應允後收受之。原判決論以一罪，適用法則並無違誤，雖未說明，而有微疵，究難謂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池芳既已將賄款交付其家屬，收賄者應無不知投票支持對象之理。原判決已說明犯投票行賄罪者，其已交付之賄賂，應依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於受賄者犯投票受賄罪時為沒收或追徵其價額之從刑宣告。是池芳、池慶權及池慶錳所提出扣案之現金五千五百元，應僅止於佐證曾啟勇及池芳所為交付、收受賄款五千五百元之陳述並無不實，縱其中一千五百元係池芳自己之墊款，要不影響上訴人對有投票權人犯投票交付賄賂罪基本事實之認定，自無上訴意旨所指調查未盡之違法。（三）供述證據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法院本得依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若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時，仍非不得予以採信，非謂一有不符，即認其全部均不可採信。從而以供述證據之一部認為真實者予以採取，亦非證據法則所不許。原判決已就案內曾啟勇、池芳之供述證據，本於調查所得心證，分別定其取捨而為事實判斷之論據，核無違背證據法則之情形，上訴意旨徒執其中片斷為爭執，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本院為法律審，不為證據之調查。上訴人於上訴本院後如爭執其不在場，自無從審酌。其餘上訴意旨或係對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或置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不顧，徒憑己意再為爭辯，或任意指摘。均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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