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東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判決

原告

李興雄

被告

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區監理所

代表人

李瑞銘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於民國110年11月30日裁字第81－P3MA31110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一案，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同條例）第08條第1項第1款規定：「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由下列機關處罰之：一、第12條至第68條..由公路主管機關處罰。」。經查：原告因不服被告依同條例第53條第1項之裁處｛見本院卷（下同）第25頁：該裁決書影本｝，而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依前揭規定，自應適用簡易程序，而依行政訴訟法第2編第3章規定之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審理，先以敘明。

二、按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依兩造所述各節及卷內資料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經言詞辯論之必要，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貳、事實概要：原告於民國110年10月19日14時56分許，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汽車），行經花蓮縣○○鄉○0○○○○○0○○000○里○○設○○○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時（下稱系爭時地），經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執勤員警以：「目睹」原告闖紅燈而攔停（員警該時因：密錄器沒電、巡邏車當天行車紀錄器檔案未保留，而無法提供原告違規影像或光碟，僅以目睹為取證方式）、違反同條例第53條第1項（即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規定，開掣P3MA3111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系爭舉發通知書）當場舉發。

二、原告不服向被告提出陳述，經被告以：有舉發警員「目睹」原告闖紅燈之系爭違規事實明確，遂依同條例第53條第1項、第63條1項，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41條、第43條、第44條、第67條之規定，於110年10月30日以：裁字第81-P3MA3111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裁罰：「罰鍰新臺幣2,700元，記違規點數3點。」（下稱原處分，見本院卷（下同）第25頁｝。而原告不服原處分，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參、原告主張：　伊並無闖紅燈之違規事實。員警攔查系爭汽車開單舉發時，並未提供任何照像或影片等證據，故原處分應有違誤，併聲明求為判決：撤銷原處分（第06頁：起訴狀內載）。

肆、被告則以：

一、據①舉發機關110年11月24日新警交字第1100015718號函略以：「…四、…本分局員警「當場目睹」李民未減速停止而闖紅燈直行，違規事實明確…」（第27頁被證2：舉發機關函影本）、②值勤員警答辯意見「…因該車（係指系爭汽車）行經路段時交通號誌為紅燈，職見該車未停，並於台九線146公里北上車道處攔查該車…惟當日密錄器沒電，路口監視器、行車記錄器當日影像未保留…。」（第29頁被證2：員警答辯書影本）。③而法務部91年10月24日法律字第0910037755號函釋，則認為：闖紅燈「…其行為態樣本即得以目擊方式逕行舉發」（第30頁：被證3）

二、而汽車駕駛人闖紅燈違規行為之取締，多係發生於瞬間，須立即取締，而員警並不以舉發照片為唯一證明方法。且舉發員警與原告素無怨懟，僅因：密錄器沒電、巡邏車當天行車紀錄器檔案未保留，而無法提供原告違規影像（光碟），並無違法之情。故原告闖紅燈之系爭違規行為明確，被告依同條例第53條第1項之規定，對原告為原處分，並無違誤，併聲明求為判決：原告之訴駁回。

伍、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有否：闖紅燈之系爭違規行為，真偽不明，被告未舉證：原告確有前揭違法事實之存在，其處罰即不能認為合法：

㈠按①「惟依行政訴訟法第133條前段規定，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為維護公益者，固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以期發現真實，然職權調查證據有其限度，仍不免有要件事實不明之情形，而必須決定其不利益結果責任之歸屬，故當事人（包括被告機關）仍有客觀之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於上述範圍內，仍為撤銷訴訟及其他為維護公益之訴訟所準用（行政訴訟法第136條參照）。又行政裁罰爭訟案件係國家行使處罰高權的結果，與刑事罰類似，行政處分相對人並無責任自證無違規事實，且有『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原則之適用，故行政機關應就處罰之要件事實（包括主觀上故意或過失之責任要件）負擔客觀舉證責任，且其證明程度至少應達到「幾近於真實的蓋然性」（蓋然率99.8％以上，或稱真實的確信蓋然性），始能認為真實，若僅使事實關係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法院仍應認定該處罰要件事實為不存在，而將其不利益歸於行政機關。本院39年度判字第2號判決要旨明示：「行政官署對於人民有所處罰，必須確實證明其違法之事實。倘不能確實證明違法事實之存在，其處罰即不能認為合法。」即本乎斯旨。易言之，關於處罰要件事實，基於依法行政及規範有利原則，應由行政機關負擔提出本證的舉證責任，『本證』必須使法院之心證達到完全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其已盡舉證之責，若未能達到完全確信之程度，事實關係即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則法院仍應認定該待證事實為不實，其不利益仍歸於應舉本證的當事人；至於『反證』，則係指當事人為否認本證所欲證明之事實所提出之證據，亦即當事人為反對他造主張之事實，而主張相反的事實，為證明相反的事實而提出的證據，其目的在於推翻或削弱本證之證明力，防止法院對於本證達到確信之程度，故僅使本證之待證事項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即可達到其舉證之目的，在此情形下，其不利益仍應由行政機關承擔。」（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533號判決意旨參照）②「…為取締闖紅燈違規而執勤，其自有充份之事前準備時間，員警更應準備攝錄影等科學儀器，以取得違規相片或錄影光碟等證據資料，佐證其親見之違規事實。…捨此而不為，執意以舉發員警…之『目視』為裁罰唯一證據，難謂就本件違規事實已盡舉證責任。…交通違規取締勤務之警員，本應設置攝錄影等科學儀器，以取得違規相片或錄影光碟等證據資料，以杜爭議，如若不然，無法舉證之不利益，即應由被上訴人（係指行政機關）承擔。」（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交上字第11號判決意旨）。③按「證人之證言本即可能因人之知覺或記憶之偏差而發生錯誤，並非只要證人與當事人無怨隙其證言即當然可信（相同見解，見本院106年度交上字第120號判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交上字第45號裁定）…，原則上不應以舉發員警之『目視』為裁罰之『唯一證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交上字第11號判決意旨）、「觀諸現今科技發達，可採證方法較多，而人權保障要求程度較過去為高，值勤員警或因職務特性所需，或因內部管考、績效考評等因素，於取締交通違規事件上，立場上可能並非超然中立，其於舉發違規時，處於與違規行為人有利害關係之對立狀態，且人證本質上可能有觀察錯誤、偏見、不誠實之個人差異，不應做為唯一證據，亦不若物證令人信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交上字第307號判決意旨）。

㈡被告以：舉發員警與原告素無怨懟，僅因：密錄器沒電、巡邏車當天行車紀錄器檔案未保留，而無法提供原告系爭違規行為之影像或光碟，故僅以員警「目睹」為證明之方法，並無違誤乙節。經查：

⑴原告（即行政處分相對人）並無責任自證無違規事實，且有「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原則之適用。而原告既提出：並無闖紅燈之系爭違規行為陳述，則被告（即行政機關）應就原告確有闖紅燈系爭違規行為之要件事實，負擔客觀舉證責任，且其證明程度至少應達到「幾近於真實的蓋然性」（蓋然率99.8％以上），始能認為真實。②至於員警為取締闖紅燈違規而執勤，本應準備相關取證之攝錄影等科學儀器，以取得違規相片或錄影光碟等證，佐證其親見之違規事實，以杜爭議，若反其道，則所致無法舉證之不利益，即應由被告承擔。據上，被告以：員警無法提供原告系爭違規行為之證據云云，已造成原告是否確有系爭違規行為，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本院仍應先認定系爭違規行為不存在，而將其不利益歸於被告。

⑵至於，被告提出：舉發員警與原告素無怨懟，其以該員警之「目睹」，應得作為證據資料乙節，經查：員警在舉發時，係處於與原告有利害關係之對立狀態，且其在取締時，本質上可能因個人之知覺，而有觀察錯誤、偏見、不誠實之個人差異，亦不若物證令人信服，故難認被告以：該員警之「目視」作為本件裁罰之唯一證據即認已盡舉證責任，應為昭然。

二、而被告就原告系爭違規行為，既以：舉發員警之「目睹」作為唯一之證據，且未盡舉證之責，業如前述。而本院亦查無其他證據可得證明原告確有系爭違規行為。故原處分既有可議之處，本院自應將原處分撤銷，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柒、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8第1項、第237條之9第1項、第236條、第98條第1項前 段規定，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捌、訴訟費用額之部分，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8第1項之規定，以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