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鄭振生

選任辯護人

唐永洪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3355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

一、鄭振生可預見將金融機構帳戶提供予他人，可能遭他人用以詐使不特定民眾將款項匯入該帳戶，造成不特定民眾之財產法益受侵害之結果，且上開款項匯入該帳戶後，可能遭提領或轉匯，製造金流斷點，達到隱匿詐欺所得去向之結果，竟仍不違背其本意，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May」之人，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共同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9年4月18日晚上8時50分前某時，將其向胞弟鄭振元（本案所涉犯嫌，由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所借用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提供予「May」，再由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員於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詐欺時間，以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方式，詐欺劉懿萱、張春妃，致劉懿萱、張春妃均陷於錯誤，因而依指示於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時間匯款至本案帳戶。鄭振生再分別於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時間，依「May」之指示提領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款項後，再將相應金額之比特幣（BTC）存入指定之電子錢包內，以此方法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本質及去向。嗣劉懿萱、張春妃報警處理，始悉上情。

二、案經劉懿萱、張春妃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鄭振生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本院審理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當事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金訴卷第37頁、第148至149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見本院易卷第156至159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具有關連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認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間，提供本案帳戶予「May」作為匯入款項使用，且於上開時間依照「May」之指示提領款項，並將相應金額之比特幣存入指定電子錢包內之事實，惟否認有何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辯稱：我是做比特幣生意的，我的朋友「May」跟我說有人要買比特幣，只要有錢進來，我就會去提領出來買比特幣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上開時間，提供本案帳戶予「May」作為匯入款項使用，且於上開時間依照「May」之指示提領款項，並將相應金額之比特幣存入指定電子錢包內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審理時供承在卷（見偵卷第10至13、144、290至292頁；本院審金訴卷第49至50頁；本院金訴卷第33至36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劉懿萱、證人即告訴人張春妃、證人即被告之胞弟鄭振元於警詢時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22至24、35至37、70至71頁），並有交易明細影本、存摺內頁影本、存款人收執聯、對話紀錄截圖照片、本案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在卷可稽（見偵卷第41至49、83、85、87至99、117至119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主觀上具有詐欺取財、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⒈按刑法第13條第2項之不確定故意（學理上亦稱間接故意、未必故意），與第14條第2項之有認識過失，其中的區別，在於不確定故意的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包含行為與結果，即被害之人、物和發生之事），預見其發生，而此結果的發生並不違背行為人的本意，因此不確定故意的概念，存在有「認識」及容任發生之「意欲」要素；至於有認識過失，則是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的事實，雖然預見可能發生，但是具有確定其不會發生之信念，亦即祇有「認識」，但欠缺希望或容任發生之「意欲」要素。易言之，不確定故意及有認識過失，行為人均有認識，並預見行為所可能引發之結果，只是不確定故意具有容任其發生的意欲，而有認識過失主觀上則確信結果不致發生（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57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金融帳戶關乎存戶個人財產權益甚大，尤具有高度專屬性，原則上僅由僅供個人使用，若是任意容由他人使用，即可能淪為他人犯罪工具，不僅損及帳戶所有人之個人信用，更可能因此背負刑責。職是，一般人皆應知悉若非能夠確切掌握資金往來之情形，豈可能任憑他人資金進入自己金融帳戶，甚至將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交予他人使用，完全任由他人隨意使用金融帳戶，顯見違乎常情。況觀諸現今社會上，詐騙者以蒐集之人頭帳戶，作為詐欺之轉帳帳戶，業經報章媒體時有批露，亦多為政府所廣加宣導，因此交付帳戶予非親非故之人，受讓人有極高之可能將持以從事財產犯罪，已屬一般智識經驗之人所能知悉或預見者。

⒉經查，被告於警詢中供稱：我與「May」大約4、5年前在英國認識的，我4、5年前有去英國找他，當時我認為對方是英國政黨高層，在選舉期間，有海外匯款希望透過我的管道收集募款，所以這是我樂意幫忙之原因，但選完之後還有匯款，我曾經質疑等語（見偵卷第11、445頁）；於偵查中供稱：我有問過「May」，「May」說他是英國的政府官員，匯款的人都是屬於公益團體的成員，我不知道這些成員為何要匯款，我也不知道現金是誰匯給我，我沒有問「May」匯款給我的資金來源為何等語（見偵卷第291、380、454頁）；於本院審理時供稱：「May」是土生土長的英國人，我只知道他住在英國倫敦，但我不知道他家住址，我沒有辦法確認找我的人匯給我的錢都是合法的，反正只要有錢進來，「May」跟我說要去買比特幣，我就會去提領出來買比特幣等語（見本院審金訴卷第49頁；本院金訴卷第35至36、154頁），可知被告雖認識「May」，然其對於「May」之確切職業、匯款款項之來源等資訊均未進一步探詢、詳查，甚至對於「May」匯款一事曾經有所質疑，惟被告仍任憑「May」之資金進入本案帳戶，且未詳實確認資金來源即自本案帳戶內提領匯款款項，以相應金額之比特幣存入指定之電子錢包內，足認被告雖已有所懷疑，卻仍未查詢「May」之身分以及「May」匯款款項之合法性，即率爾交付帳戶予「May」使用，並自本案帳戶內提領之，堪認縱使本案帳戶提供予「May」使用，以及縱使自本案帳戶內提領匯款款項等節，將作為詐欺犯罪或掩飾、隱匿該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之用途，亦非被告所關切，益徵被告主觀上具有詐欺取財、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甚明。

㈢至被告固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查：

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辯稱：我是合格的比特幣商，我才做這件事，我有電子錢包可以做生意的，我是因為確信比特幣交易為合法買賣，因信賴「May」為協助其比特幣交易提供帳戶代購比特幣，此即為典型之三角詐欺，被告陷於錯誤而提供帳戶並代購比特幣等語（見本院金訴卷第157、167、169頁），惟查，依被告所述購買虛擬貨幣之流程，顯然與我國之現行法定貨幣制度不符，而被告為具有一般智識能力及一定社會經驗之人，且其自陳係以通訊軟體與「May」接觸，可證被告具有運用網路查知資訊之能力，倘於搜尋引擎簡略搜尋「提供帳戶」、「購買比特幣洗錢、詐騙」、「提領不明款項」等關鍵字句，即可輕易得悉提供帳戶並提領款項以購買比特幣可能為詐欺、洗錢犯行之資訊，被告難以諉為不知。是被告上開所辯，並不可採。

⒉被告之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是否有犯意的聯絡、行為之分擔，目前資料並無證據，被告主觀上只有從事比特幣買賣賺取傭金的意圖，並沒有參與任何犯罪集團之犯罪行為等語（見本院金訴卷第158頁），惟查，被告具有運用網路查知資訊之能力，其可輕易得悉提供帳戶並提領款項以購買比特幣可能為詐欺、洗錢犯行之資訊，業經本院詳述如上。再稽之被告既與「May」相識，且同意提供本案帳戶供「May」匯款使用，再依「May」指示從本案帳戶提領款項，以相應金額之比特幣存入指定之電子錢包內，依一般經驗法則，被告與「May」間以手機來往之訊息聯絡，渠等間之對話紀錄實為維繫感情、確認聯繫事項之重要依憑，甚且為被告記錄比特幣交易明細之重要憑據，以供將來倘有交易糾紛，能持以與「May」主張自身權利，然被告於偵查、本院審理時供稱：我手機壞了，我無法提供對話紀錄，對話紀錄都不見了，我覺得不重要的就刪除了等語（見偵卷第171頁；本院審訴卷第35、155頁），此情即與常情不符，益徵被告主觀上非僅具有從事比特幣交易經濟活動之意思，被告亦有詐欺取財、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無訛。是辯護人上開所辯，並不可採。

二、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罪名：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

二、正犯、共犯之說明：被告係依「May」指示將款項提領，並依指示將相應金額比特幣匯入電子錢包內，業已該當構成要件行為，自應論以前開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等罪之正犯。又被告與「May」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三、罪數：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告訴人，因遭詐欺而多次匯款至本案帳戶，或被告就同一告訴人匯款至本案帳戶內之款項，有多次提領之情形，均係被告及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員基於單一之行為決意接續進行，而侵害各別告訴人之財產法益，在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一個舉動之接續施行，評價為包括之一行為，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

四、競合：被告就如附表編號1至2所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均屬一行為而同時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一般洗錢罪處斷。又被告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犯行之2罪間，分別侵害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各告訴人之獨立財產監督權，且犯罪之時間、空間亦有相當差距，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應有相當之智識能力可判斷依照他人指示提供帳戶資料以代他人收受款項並依指示提領或收取款項並購買比特幣或交付之行為，他人將有用以為詐欺犯行之高度可能，卻仍提供帳戶供素未謀面之人收受款項及依指示提領及收取款項，侵害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告訴人之財產法益，破壞社會秩序，同時增加檢、警查緝及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告訴人求償之困難，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其所為不當，應予非難，並考量其犯後否認犯行之態度，又其前因詐欺案件，經本院論罪科刑之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存卷可參（見本院易字卷第13至14頁），暨斟酌被告在本案犯罪中所扮演之角色、參與犯罪之程度、詐取款項金額，且本案因被告之洗錢行為而造成金流斷點，致使對犯罪不法所得之追查更形困難，以及被告較諸實際策畫佈局、分配任務、施用詐術之核心角色而言，僅居於聽從指示、代替涉險之次要性角色，再參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告訴人遭詐欺之金額，以及被告迄未與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告訴人達成和解，兼衡其於審理時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金訴卷第156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編號1至2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均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另外，考量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犯行之犯罪期間非長、犯罪類型之同質性甚高，且其行為態樣、手段均屬近似，責任非難重複性程度較高，於定刑上有較大之減讓空間等情狀，爰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六、沒收：本案遍查卷內事證，尚無證據證明被告確有自該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員處實際獲取犯罪所得，或自告訴人遭詐得之款項中分得任何財產上利益，自無從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本案依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59點規定，僅引用應適用之程序法），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翟恆威提起公訴，檢察官雷金書、袁維琪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