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釋一：有些法律領域，尤其是涉及刑罰的法律，法律明文規定什麼樣的情形必須處罰，那麼就要完全符合規定時才能夠處罰。如果沒有完全符合時，即使性質雷同，也不可以直接適用那個規定。這就是所謂的類推禁止。 解釋二：類推適用就是所謂的「比附援引」，也就是說「類似」事件以「類似」的方式處理。這個原則是基於民事案件多元且複雜，所以給予法官在考量相類似案件，在判決時透過法條效果的延伸或擴張的方式加以處理，以解決多元且複雜的民事紛爭。反之，刑法非常重視人權保障，且必須符合罪刑法定主義的規定，如果容許刑法可以比附援引，針對事前沒有規範的行為，援引類似的規定加以處罰，將使人民陷於對自己行為的後果無法預測的風險。

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由夫以外的其他人受胎而生的子女，依法仍推定為夫的婚生子女，與真實血統有違，故賦予夫或妻有否認權，自知悉該子女非為婚生子女的時候起2年內，向法院起訴請求該子女為非婚生子女，該等訴訟即為否認子女之訴。由夫起訴者，以妻及子女為共同被告，由妻起訴者，以夫及子女為共同被告，妻或夫死亡者，以子女為被告。應為被告的人均已死亡者，以檢察官為被告。

轉型正義條例雖未明確定義「轉型正義」，惟該條例第1條第2項前段規定：「威權統治時期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不法行為與結果，其轉型正義相關處理事宜，依本條例規劃、推動之。」在該條例使用的「轉型正義」概念，是指一個社會經歷威權統治並已民主化後，針對該期間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相關不法行為、結果所從事的善後工作，藉以落實正義、達成和解。相關工作，包括：（一）開放政治檔案；（二）清除威權象徵、保存不義遺址；（三）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四）不當黨產之處理及運用等（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4條第2項參照）。藉由這些善後工作，完整回復威權統治時期相關歷史事實並促進社會和解，還原人權受迫害之歷程，並釐清壓迫體制加害者及參與者責任，並針對違法取得之財產予以調查、返還、追徵，並為必要之權利回復。這些措施的目的在於使因威權統治期間不法行為而受害的人民及其親族所承受的苦難為社會所知，為其等平反，並揭露原被隱藏的不公義，以積極的作為與態度轉變威權統治期間不義行為的負面影響，重新使分裂社會得以團結與和解。 轉型正義並非是轉型正義條例創造之法律概念，而是許多經歷分裂的國家、社會為重新團結與和解的一種基本哲學。雖然，本於同一基本哲學下，可能仍存有不同的落實的具體作法或分歧見解，但歷經種族分裂後而新創的南非憲法結語，正體現了重新使國家團結與和解的轉型正義基本哲學中，具代表性的一個成功例證：「本憲法旨在提供一座具歷史意義的橋樑，以連結這個國家的過去與未來，前者是一個充滿了摩擦、衝突、被掩蓋的痛苦與不公不義的分裂社會，而後者將以對人權、民主，以及所有南非人，不分膚色、種族、階級、信仰、性別的共有共榮的承諾為前提。欲達國家團結，所有南非人的富裕以及和平，需要所有南非人民的和解和社會的重建。本憲法的公布施行，提供南非人民安全的保障，以免於過去的分裂與摩擦，以及其造成的嚴重人權侵害案件、對人道原則的暴力破壞，以及充滿仇恨、恐懼、罪惡與復仇的惡習。這些問題現在都可以根據以下共識來解決：我們需要瞭解而非復仇，需要修復而非報復，需要和解共生，而非尋找代罪羔羊。為促進和解與重建，我們需要提供赦免給過去因為政治目的或在矛盾與撕裂當中犯下的行為、疏忽或侵害。為達此目的，依本憲法成立之國會應制定法律，限定明確日期，亦即一九九０年十月八日和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六日之間，並建立相關的機制、標準、程序，以及若是需要的話，法庭的建置，以利該法通過後赦免案的處理。藉由這部憲法和這些承諾，我們南非人民為這個國家的歷史開啟了新的一頁。」

自然人失蹤時，為了避免不確定的權利狀態長久繼續，致其財產管理、繼承或其配偶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關係處於不確定狀態，在一定要件下，由法院以判決方式宣告其死亡。經法院宣告死亡確定即可推定失蹤人已死亡，並發生和真實死亡相同的法律效果。一般人於失蹤滿7年、80歲以上的人於失蹤滿3年、遭遇特別災難（例如：空難）的人則於災難結束後滿1年仍未尋獲時，法院就可以依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的聲請，為死亡之宣告（民法第8條、第9條）。

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原則上須由國家（行政機關）針對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負舉證責任，然依同法第2項規定：「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行政機關只要證明法人（例如公司）所屬的實際行為人（例如職員）有過失，就可以推定該法人有過失，而在法律上使其負推定過失責任，此時，舉證責任就會轉換由該法人負擔，須由其證明無過失，才可免予處罰。

解釋一：犯罪構成要件雖然是預定以作為的方式來實現，但行為人以不作為的方式也可以實現該犯罪構成要件者，就是不純正不作為犯。例如保母任令嬰兒挨餓而不餵食，嬰兒終至營養不良而死亡，就是以消極不作為的方式殺害嬰兒。 解釋二：刑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指的就是不純正不作為犯。例如媽媽覺得小孩浪費她的青春與錢財，企圖將小孩拋棄，某一天見到小孩掉入水塘，卻故意不去救小孩，放任小孩淹死。換句話說，媽媽應該保護掉入水塘的小孩，卻不去救他，法律上就把這個行為當作和故意把小孩推到水裡一樣來看待，媽媽成立殺人罪的不純正不作為犯。

法律是以百變多端的社會事實為規範對象，總有不能充分事先規定的地方。法律條文適用於具體事實時，常因此產生疑義，而必須透過法律解釋方法，來確定法律的規範範圍及意旨，以決定法律如何適用於具體事實。所謂「舉重以明輕」，或者「舉輕以明重」，都屬於法律解釋方法中的「當然解釋」，藉以於法律沒有明文規定時，依邏輯、立法目的等道理，推論出法律是否以及如何適用於該具體事實的結論。例如，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辦理智慧財產民事訴訟或刑事訴訟之法官，得參與就該訴訟事件相牽涉之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之審判，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3款之規定。」而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3款規定：「法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三、曾參與該訴訟事件相牽涉之民刑事裁判。」換句話說，立法者藉由智慧財產權案件審理法第34條第2項的這條規定，排除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 3款迴避規定的適用。這是因為考量智慧財產法院管轄案件之特殊性，包括智慧財產民、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而關於同一智慧財產權所生之各種訴訟，由相同之法官辦理，有助於避免裁判之歧異，以維繫法院裁判見解之一致性，提升人民對於法院裁判之信賴，有其基於憲法法治國法安定性之重要考量。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4條第2項雖然只規定法官，而沒有就技術審查官，然而，法官在具體個案中的職責更重於單純立於輔佐地位的技術審查官。則依「舉重以明輕」之法理，依法行使審判職權之法官既依此一法律規定，都可以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3款應自行迴避之規定了，則職責僅在輔助法官之技術審查官，當然也不必迴避（本院釋字第761號解釋參照）。至於舉輕以明重，道理也相同。比如，路口的交通標誌僅「禁止左轉」，則既然「左轉」都被禁止了，「迴轉」更應被禁止，就是運用了「舉輕以明重」的解釋方法。

又稱為表見證明，是指依據經驗法則，通常有特定的事實就會發生特定的結果，則出現該特定的結果時，可以推論有該特定的事實存在。其作用在於減輕當事人的舉證責任。目前在醫療糾紛、食品安全等事件中，此被認為有利於減輕被害人的舉證責任而受到重視。

解釋一：指行為人以犯輕罪之意思，實施犯罪行為，但卻發生行為人主觀上所不能預知之重罪結果。對於此種情形，刑法將輕罪之基本犯罪與重罪之結果相結合，而成為另一獨立規定，並科以較重之刑罰。例如：行為人以傷害被害人之故意，持刀刺傷被害人，但因被害人未能及時就醫，最後卻因流血過多致死，因而論以傷害致死罪。 解釋二：或稱「結果加重犯」，這種犯罪指的是：犯罪人出於故意，想要實行原先計劃好的犯罪行為，但在實行原計劃犯罪的過程中，竟然意外造成被害人死亡或重傷害的加重結果，如果原計劃犯罪的相關法條中，對於另外引起被害人死亡或重傷有特別加重的規定，犯罪人就會另行構成結果加重犯，亦可處以相當重的刑事責任。 比方甲在佈滿尖銳石塊的地方，為了教訓出言不遜的乙，故意打極其瘦弱的乙耳光，沒想到乙被打耳光後，竟然跌倒，頭部撞上地面尖銳的石頭而立即死亡；在這個案例中，甲心裡只想打乙，不想害死乙，打乙的動作卻意外造成死亡結果，雖然甲沒有殺人故意，但因為甲在佈滿尖石處打乙耳光，乙很可能被打到跌倒，地上又有足以致命的尖銳石塊，乙的頭部也很可能撞上這些尖銳石塊而發生死亡結果，依據這些推論，可以認為乙的死亡與甲打人耳光的行為之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甲可以構成結果加重犯，並論以傷害致死罪。

為避免證人或鑑定人之交互詰問程序，出現無秩序、不當的詰問，浪費時間，延滯訴訟程序，甚或導致虛偽陳述，影響真實之發見，下列事項是屬於不當詰問，原則上應予禁止：(一)與本案及因詰問所顯現之事項無關者。(二)以恫嚇、侮辱、利誘、詐欺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三)抽象不明確的詰問。(四)為不合法的誘導。(五)對假設性事項或無證據支持之事實為之。(六)重覆之詰問。(七)要求證人陳述個人意見或推測、評論。(八)恐證言於證人或與其有第一百八十條第一項關係之人之名譽、信用或財產有重大損害。(九)對證人未親身經歷事項或鑑定人未行鑑定事項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