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544號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訴字第544號

公訴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鍾孟澄

上列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7 年度偵字第2573號），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鍾孟澄於民國106 年7 月間，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在苗栗縣某處，經由友人「傅宗明」之人介紹，加入某不詳詐騙集團，該集團是3 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鍾孟澄擔任詐欺集團內之「車手」，負責測試詐騙集團交由「傅宗明」提供之人頭帳戶金融卡可否正常操作，並前往提領贓款，隨即將贓款交給「傅宗明」後，再轉交給上游不詳之詐騙集團成員，形成金流斷點，掩飾犯罪所得之去向。鍾孟澄、「傅宗明」及所屬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該詐欺集團成員，於106 年7 月6 日上午10時許，以通訊軟體LINE聯繫洪元擇，佯稱洪元擇之友人有1 支行動電話欲販售，致洪元擇信以為真，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同日下午3 時22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8,000 元，至詐騙集團所指示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申辦人為廖吳成龍），隨即遭鍾孟澄、「傅宗明」等人，於同日下午4 時7 分許，提領一空。

㈡該詐欺集團成員，於106 年7 月6 日下午3 時許，以通訊軟體LINE聯繫王銘銓，佯稱係王銘銓員工之友人，有1 支行動電話欲販售，致王銘銓信以為真，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同日下午4 時14分許，匯款1 萬元，至詐騙集團所指示之上開台新銀行帳戶內，隨即遭鍾孟澄、「傅宗明」等人，於同日下午4 時42分許，提領一空。

㈢該詐欺集團成員，於106 年7 月6 日下午4 時31分許，以通訊軟體LINE聯繫黃柏嘉，佯稱黃柏嘉之友人有1 支行動電話欲販售，致黃柏嘉信以為真，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同日下午5 時21分許，匯款1 萬5,000 元，至詐騙集團所指示之上開台新銀行帳戶內，隨即遭鍾孟澄、「傅宗明」等人，於同日下午5 時33分許，於全家便利超商福興福利店（址設於彰化縣○○鄉○○路00號）內，提領一空。

二、前揭犯罪事實，業經被告鍾孟澄迭於偵查、本院審理時自白在案，核與證人即被害人洪元擇、王銘銓、黃柏嘉於警詢證述明確，並有台新國際商業銀行107 年11月16日台新作文字第10766893號函及檢附之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表，台新銀行107 年12月14日台新作文字第10774901號函、被害人匯出款項之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中華郵政網路銀行匯款單在卷可稽，足證被告前揭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又依據卷內監視器畫面、提領清冊（見偵查卷第30頁至第31頁、第32頁）顯示，被告提領款項之時間，是在被害人黃柏嘉受騙匯款之後，此部分之犯罪事實，要無疑義，但就被害人洪元擇、王銘銓部分，並無證據證明被告親自提領款項，但本案人頭帳戶之提款卡，在被告所屬詐騙集團掌控之中，被告於警詢時，亦坦承「傅宗明」在案發當日，亦有參與提款，可見被告基於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其中，具有不可或缺之行為支配，依據犯罪支配理論，被告自應負擔共同正犯之刑事責任。從而，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三、本案亦構成洗錢罪的說明：

㈠按105 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並於106 年6 月28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 條第2 款、第3 條第2 款規定，掩飾刑法第339 條之4 加重詐欺取財犯罪所得去向之行為，亦可構成洗錢罪。

㈡從洗錢防制法第1 條、第2 條、第3 條的文義解釋、條文結構看來，似乎應先存在「前置犯罪」（即洗錢防制法第3 條之特定犯罪）及不法利得後，行為人再加以掩飾或隱匿不法利得，才有洗錢罪的適用，具有行為的前後階段性。但如果行為人參與了前置犯罪（不論是正犯、教唆犯、幫助犯），或以單一行為，既滿足了前置犯罪的犯罪成立要件，又可以成功掩飾、隱匿犯罪所得去向，是否還要再成立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洗錢罪，則生疑問，畢竟，確保犯罪成果不被查獲，是出於「人性」，透過前置行為的處罰，已經可以充分表彰行為的不法內涵，此種自我庇護的行為，與「不罰後行為」的思考相當，似乎沒有處罰的基礎。

㈢然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 條規定：「為防制洗錢，追查重大犯罪，特制定本法。」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 條則規定：「為防制洗錢，打擊犯罪，健全防制洗錢體系，穩定金融秩序，促進金流之透明，強化國際合作，特制定本法。」可見洗錢防制法的立法目的，從「妨害司法權運作」（打擊犯罪），提升至「透明金流軌跡、金融秩序維持」，此種保護法益，毋寧已經跳脫傳統法益保護思考，因為目前存在太多犯罪黑數，如果要拘泥於傳統前置犯罪行為的思考，並非所有的特定（前置）犯罪，都可以有效被證明，尤其目前跨國犯罪甚多，資金流動無遠弗界，臺灣國際貿易頻繁，不夠透明的金流，將使臺灣面臨國際制裁，對於整體經濟、貿易造成嚴重影響，間接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且傳統法益保護的思考，將無法有效阻止重大犯罪的發生。因此，「透明金流軌跡、金融秩序維持」，就是獨立的保護法益，洗錢罪已經跳脫傳統前置犯罪保護法益延伸的思考，不罰後行為的觀點，容待考慮。

㈣因此，基於上開立法理由、保護法益的轉變，前置行為的行為人，也有可能同時（行為單數）或另外（行為複數）成立洗錢罪，兩者並不衝突。

四、關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新舊法比較：

㈠按被告行為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於107 年1 月3 日修正公布，並自公布日施行。

㈡修正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 條規定，所謂犯罪組織，係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五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又修正前對該組織之結構，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而依修正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 條規定，該組織之特性，只要具備持續性「或」牟利性，即構成犯罪組織，顯然將犯罪組織之定義擴張，但本案被告參與持續性及牟利性的詐欺集團組織，新舊法的適用結果都相同，並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參考最高法院97年度第2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要旨，無庸為新舊法比較，直接適用新法。

五、論罪科刑：

㈠按被告參與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並持人頭提款卡領款，對於本案詐欺犯行的實現，具有不可或缺的功能性犯罪性支配，且被告出面提領、轉交給上游詐欺集團共犯的行為，已經成功掩飾詐欺不法所得的去向，是核被告如犯罪事實部分㈠所示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之參與犯罪組織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之洗錢罪，及刑法第339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被告如犯罪事實部分㈡、㈢所示所為，均係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及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關於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罪的競合，詳下述）。

㈡被告就前述犯行，與「傅宗明」及其他詐騙集團成員，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為共同正犯。

㈢再被告如犯罪事實部分㈠所犯之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罪，在法律評價上應為「行為單數」，其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被告所犯之其餘犯行，為夾結效理論的例外，僅成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罪，此部分具有行為部分合致的關係，亦屬行為單數，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㈣另被告所犯上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分論併罰之。

㈤爰審酌被告年紀尚輕，本應依靠自己的努力獲取正當財富，竟貪圖利益，參與詐騙集團，擔任車手之角色，此一犯罪動機實屬可議，而被告並非集團內的核心角色，本案被害人被騙金額非少，且被告將收取之款項，交由「傅宗明」轉交給上游詐欺集團成員，掩飾金流去向，造成後續追查困難，參與情節非輕，惟被告於犯罪後坦承全部犯行，態度良好，被告已與被害人洪元擇、王銘銓達成和解，賠償損失，被告雖然有意與被害人黃柏嘉和解，但經本院通知，被害人黃柏嘉並未到庭，可認被告於犯罪後已經盡力彌補損害，而被告並非中低收入戶（見本院卷第23頁之苗栗縣政府107 年10月1日府社救字第1070188019號函），其於本院審理時自述：我的學歷是國中畢業，目前未婚、沒有小孩，我跟父親同住，媽媽已經跟爸爸分居很久，房子是家人的，我現在幫忙家人賣豬肉，我已經退伍，本案和解金，是用我爸爸給我的薪水給付，我的月薪為2 萬5,000 元，我在其他法院也有擔任車手的案件，這些被害人，我都有分期賠償，我會當車手是因為想要賺錢等語之教育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犯罪動機，公訴人對於本案量刑主刑並無其他意見，另斟酌本案被害人遭詐騙金額相近，被告所犯洗錢罪部分，為「應」併科罰金之法定刑，可見立法者對於此類犯罪認為有判處財產刑之必要，而被告所犯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部分，亦「得」併科罰金，本院認為應該尊重立法者的安排，本案有判處罰金刑之必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且就罰金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㈥又刑法第50條、第51條並未明文規定在個案中應該如何量定應執行之刑，對此，本院認為數罪併罰案件定應執行刑之目的在於「罪責原則」及「特別預防」之考量，刑罰之一般預防功能，將使行為人淪為「警惕世人」的工具（手段），侵害人性尊嚴（刑罰的一般預防功能在於立法者所設定的法定刑的本身），不應該在量刑或定應執行刑予以考慮，而經過此一特別之量刑程序，方能充分反應各行為整體之不法內涵，進而進行充分且不過度的罪責評價，尤其是各宣告刑對於行為人的刑罰意義，也應該充分考量行為人本身的人格特性及刑罰經濟原則，過重的刑罰反而無法達到教化之目的，更有可能違反比例原則。此外，本院亦認刑法第57條所規定之各款量刑事由，就同一事由在定應執行之刑時予以再次評價，並不違反「雙重評價禁止」，主要的理由在於兩者的制度目的不同，在決定宣告刑時，法院應該考量宣告刑之處遇是否合乎罪責原則與特別預防功能，在罪責框架基礎內決定具體刑度，但在決定應執行刑時，則是出於整體刑罰執行的考量，行為人的人格罪責，已經在各罪宣告刑累加的上限下，作為得減輕應執行之刑之事由，尤其是行為人所犯數罪的犯罪特質，總和的累加觀察，更可以充分反應行為人的主觀法敵對意思，以及法益侵害的總體威脅程度。因而斟酌本案被告所犯，均屬擔任詐騙集團之車手角色，從事協助提款及交付上游款項之犯行，罪質同一、犯罪時間相近，且手法雷同，而被告於犯罪後坦承全部犯行，本案被害人達3 人，整體財產法益侵害數額為3 萬3,0000元，且被告已與被害人洪元擇、王銘銓達成和解等一切情狀，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且就罰金刑部分，一併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六、關於沒收：

㈠犯罪工具：未扣案之金融機構帳戶提領工具，本院考量此些帳戶業經凍結，無法繼續使用，不再具有充作人頭帳戶使用之危害性，已無預防再犯之必要，而此些提領工具僅為帳戶使用之表徵，本身價值低廉，基於比例原則之考量，爰不予宣告沒收、追徵（犯罪工具為裁量沒收）。

㈡犯罪所得：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表示，其僅領得2,000 元之報酬，但被告已與被害人洪元擇、王銘銓達成和解，實際賠償之金額高於實際犯罪所得，應認此部分款項已實際合法歸還給被害人，爰依法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㈢洗錢標的沒收：

⒈按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罪，其所移轉、變更、掩飾、隱匿、收受、取得、持有、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之，同法第18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此一新增條文，擴大沒收的範圍，除了犯罪工具、犯罪所得的沒收外，亦兼及「被洗的錢」，以符合國際規範（可參考立法理由：修正第1 項如下：㈠FATF40項建議之第4 項建議：各國應立法允許沒收洗錢犯罪行為人洗錢行為標的之財產）。

⒉但依刑法第11條規定：「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規定者，亦適用之。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上開洗錢標的沒收的規定，雖然屬於特別法，應該優先於刑法的適用，但關於被害人優先（刑法第38條之1 第5 項）、過苛條款（刑法第38條之2 第2 項），洗錢防制法沒有特別排除之明文，依據刑法第11條前段之規定，自得加以適用。

⒊本案洗錢標的未能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但本院考量被告並非詐騙集團核心人物，所提領款項隨即全數交給上游，被告擔任車手職務取得之報酬2,000 元，已如前述，被告與被害人洪元擇、王銘銓達成和解，實際賠償之損超過不法利得，且非常接近洗錢標的，本案亦有罰金刑之宣告，若沒收洗錢標的，應屬過苛，經裁量後，依據刑法第38條之2 第2 項之規定，應不予宣告沒收、追徵。

七、關於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罪的競合：

㈠犯罪競合的處理，應該先釐清行為人客觀舉止，是「一行為」（行為單數）還是「數行為」（行為複數），行為數認定，是犯罪競合理論的起點。但立法者並未對行為數的認定，提出任何具體指示，在法學方法上，我們可以先對行為單數定義，符合行為單數的定義，將落入行為單數的範疇，不符合定義，則屬於行為複數。

㈡如何認定行為單數的認定，立法者並沒有任何定義，只能透過實務、學理進行解釋與補充，對此，實務、學理上對於行為單數的認定，在分類與意義上，都有差異，如何正確詮釋行為單數，涉及價值判斷，因無立法明文，只要在合理性的框架內，司法具有一般形成空間，據此，行為單數的認定，涉及「妥適」與否，並無「合法」與否的問題，合乎一般論理，適用上並無不公平之處，都應該可以被接受。

㈢以本案而言，行為人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且開始實行組織內的詐欺活動，就行為不法內涵看來，每個被害人具有單獨的個人財產法益，目前實務多數見解認為，應該以被害人的人數，認定詐欺行為數（亦有學理提出，如果都是詐欺集團的犯罪計畫內，多數被害人不妨認定為行為單數，司法再根據被害人人數、財產法益侵害多寡，在量刑予以充分評價，立法者將連續犯刪除後，應該考慮在刑法分則對於這種大規模詐欺，設立加重刑罰的規定，由此可見，行為數的認定，涉及不同考慮面向）。但行為人進行詐欺，不正也是「參與」犯罪組織的具體表現，這裡具有危險犯與實害犯的特殊關係，在行為不法內涵的具體表現上，應該被認定為行為單數較為合理（例如：恐嚇後的傷害行為，實務多以吸收犯認定，實質上，應該是行為單數），但參與犯罪組織，只要在脫離之前，不法構成要件將一直被實現，此種參與犯，具有行為持續的性質，也應該被論以行為單數，據此，行為人透過參與犯罪組織的單一持續行為，將原本應該論以數行為的多數詐欺行為串連（行為部分合致），而論以法律意義的行為單數，學理上稱此種連結狀態為：「夾結效」。

㈣在邏輯推演上，前開論證並無漏洞，但就結論而言，行為人透過輕罪，可以將後續重罪串連，欠缺正當性基礎，無異宣告，只要有輕罪連結，行為人可以隨意進行後續重大犯罪，這種「買小送大」的適用結果，並不合理。為了解決這個難題，學理上認為應該構成「夾結效」的例外，輕罪無法夾結重罪。例外說，並無任何實質推演，只是根據結論進行調節，這裡也彰顯，行為數的定義，因「事」而異，沒有對錯，只有好壞。

㈤既然輕罪夾結重罪不合理，學理上認為應該構成行為單數的例外，但如何進行調節，具體的作法，可能有：「全部併罰說」、「與第一次實害行為構成行為單數說」。本院採取「與第一次實害行為構成行為單數說」。主要理由在於：行為人參與詐欺組織，目的就在後續實現詐欺構成要件，享受犯罪成果，全部併罰說，似乎忽略了參與犯罪組織具有危險犯的性質，可能造成刑罰的重複評價，反之，與第一次實害行為構成行為單數說，可以充分評價行為人參與犯罪組織與後續實行行為的不法內涵，彰顯參與組織犯罪與實行行為的不法性，且在該次行為（第一次不法實害行為）的量刑進行充分評價，此種解決方案，折衷於「夾結效」（全部論以行為單數）與「全部併罰說」（行為複數）之間，對於行為人較為有利，也可以有效減緩刑罰不公平之結論，與本案案例事實相仿之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上字第1066號判決，也是採取相同的看法。

㈥採取「與第一次實害行為構成行為單數說」，可能會造成司法機關窮盡一切努力，仍無法具體釐清行為人第一次實害行為的時間點與具體犯行，但這是訴訟上可能會發生的必然結果，只要在宣判時，並無已經判決確定的前案，就可以在本案訴訟中具體認定第一次實害行為，反之，如果在宣判時，已經有前案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不論前案是否為第一次實害行為，為了避免重複評價，本案就不再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

㈦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7 年度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8 號，曾就上開競合問題提出討論，就結論而言，該座談會的多數意見採取分論併罰說。然而，多數意見的理由，容有討論的空間。

⒈多數意見認為：參與犯罪組織與施行詐術，是不同的行為，所以應該是行為複數。但行為數的認定，本來就是法律意義的判斷，行為人客觀上有多個舉動，雖然無法認定為自然意義的行為單數，但仍有成立法律意義行為單數的可能，因此，本案爭點在於：是否可以認定為「法律意義的行為單數」，多數意見採取「排除法」，進而推演出結論，在法學方法上，容待商榷。

⒉多數意見的第2 個觀點認為：行為人加入詐欺集團，對於如何施用詐術、提款時間、地點等犯罪細節，尚無從知悉，此與加入犯罪組織之行為，欠缺同一性，且「參與」犯罪組織之著手行為，態樣甚多，與詐欺行為之著手（詐術行為），行為並非同一。然而：

⑴犯罪組織的定義，本來就可能包含「持續性」（組織犯罪條例第2 條第1 項參照），持續性的組織，對於日後可能的具體犯罪，往往充滿不確定性，因為這樣才符合犯罪組織的特性，雖然組織成員對於日後可能的具體犯罪事實，欠缺詳細的認識，但他們的不法目的，均屬單一，組織參與者成立、加入犯罪組織的目的，就是要實行詐欺取財犯行，這裡具有危險與實害的關係，在犯罪競合處理上，我們不可能要求行為人在行為之前，對於整體犯罪計畫、細節，都有具體認識，且按照計畫進行，行為人對於後續具體犯罪行為認識程度，無法作為構成行為複數的理由。

⑵多數意見似乎再次論證參與組織之行為，與施用詐術行為的不同，此部分之說理，實際上與上述⒈的意見相同，本院不再論述。

㈧依據卷內證據資料顯示，被告雖另因參與詐騙集團擔任車手遭查獲經起訴、判決，惟本案是被告參與詐欺集團後，第一次擔任車手遭查獲，是以，被告所犯如犯罪事實部分㈠所示之犯行，應屬行為單數，構成參與犯罪組織罪、洗錢罪及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且為想像競合犯，並與其他詐欺取財、洗錢犯行，構成行為複數。

八、關於組織犯罪條例的強制工作：

㈠公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表示本案應宣告強制工作。

㈡按犯參與犯罪組織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3 年，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亦構成參與犯罪組織罪，但因為想像競合犯的適用，在法定刑上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論斷，此種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處分，是否應該繼續適用，將產生學理上的爭議。

㈢我國立法者在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但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此為想像競合犯的輕罪封鎖作用，但立法者只明示「刑罰的封鎖」，是否當然可以推演出輕罪的封鎖作用包含：從刑、沒收、保安處分，似乎仍有解釋的空間。

㈣從比較法看來，德國刑法第52條第4 項後段規定，輕罪的封鎖作用，包含：從刑、從效果與措施，我國立法者並沒有如此明文，在解釋、適用我國刑法時，是否要如同德國法一樣，似乎可以進一步討論。

㈤本院認為，強制工作限制人身自由，依據刑法第1 條、第2項之規定，有「罪刑法定」、「從輕原則」的適用，據此，強制工作，具有類似刑罰的性質，此與沒收，具有相當程度的差異，在解釋、適用封鎖作用時，應該獨立思考。本院認為，沒收具有相當多面向的制度意義，各別沒收條款，都有立法者的安排，想像競合犯的封鎖作用，應該包含沒收，才能使立法的的立法意旨獲得實現，且本案涉及洗錢標的沒收，此種不法行為而生的財產變動，不涉及信賴保護，行為人具有高度可歸責性，並無財產權應該給予保障的問題，此與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處分，應該做不同的解釋。

㈥而組織犯罪條例第3 條的強制工作，完全剝奪司法裁量空間，而同條第4 項明文規定強制工作，準用刑法第90條第2項但書（滿1 年6 月得免除執行）、第3 項（最多延長1 次，延長期間不得超過1 年6 月）及第98條第2 項、第3 項（強制工作後，得免除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等規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28 號解釋（90年06月29日），也依此為合憲性的宣告。

㈦然而，該號解釋後，立法者放寬組織犯罪的定義，將典型「脅迫性或暴力性」的傳統「黑幫」組織鬆綁，擴張至「詐欺」類型的犯罪組織，這種不涉及人身安全的財產犯罪類型，不論情節，一律進行具有拘束人身自由的強制工作，是否依然有合憲性的基礎，容待商榷。尤其，現行法容許長達4 年6 月的強制工作，且後續刑之執行，亦非當然免除，可能造成輕微參與者的實質人身自由遭干預的期間將近5 年（加計參與犯罪組織的最低刑期），是否違反比例原則，亦有討論的餘地，尤其立法者將強制工作的期間，採取例外始能免除的作法，並非司法或獨立機構定期介入審查，是否合乎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這裡可以參考人權事務委員會第35號一般性意見書第21段的說明），實有可疑。

㈧因此，為了避免違憲的疑慮，本院在適用想像競合犯關於強制工作的封鎖作用時，採取「裁量」性的操作，必須考慮行為人參與程度、重罪適用之宣告刑刑度是否可以達到特別預防的目的。應注意，強制工作或許有一般預防的功能，但這僅止於立法者的立法警告作用，我們在決定個案是否有強制工作必要時，不該將一般預防納入考量，否則可能將本案行為人做為警世的「工具」，可能違反人性尊嚴。

㈨或許有人會質疑，參與組織的「實習生」，因為尚未構成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反而導致強制工作的結論，似乎不太公平，無異鼓勵行為人加入組織後快點犯罪，但參與程度輕微的行為人，一律宣告強制工作，本身就具有違憲的爭議，一旦日後遇有此類案件，我們反而應該思考是否有釋憲的可能，本院認為，立法者既然並未明文規定輕罪封鎖作用的範圍是「應」或「得」，現行法仍有解釋空間，我們不妨認為這是立法者刻意的安排，讓司法進行續造，在個案中留給司法者一點彈性，避免法律適用的違憲，也是一種解釋方法。

㈩最高法院已經就強制工作的適用，聲請大法官解釋，但本院認為依然有合憲性解釋的空間，故尚未形成違憲的確信，自無停止審判，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必要。以本案而言，被告年紀尚輕，僅參與車手角色，獲利不多，風險卻最高，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法定刑極重，本案已經宣告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6月，併科罰金2萬元，本院考量被告參與程度、次數、本案宣告刑已經可以達到特別預防之功能，應認本案並無宣告強制工作之必要。

九、依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 項前段、第310 條之2 、第454 條，判決如主文。

十、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書送達之翌日起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戴連宏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嘉宏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