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彰化地方法院99年度選訴字第65號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9年度選訴字第65號

公訴人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乙○○

被告

丙○○

上二人共同選任辯護人

江銘栗 律師

被告

己○○

被告

丁○○○

上二人共同選任辯護人

盧兆民 律師

被告

戊○○

12號

56號

　　　　　　　　　　　36號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9年度選偵字第159 、160 、161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

一、乙○○係第18屆彰化縣花壇鄉民代表選舉第一選區候選人，為期自己順利當選，竟與其妻丙○○共同基於投票行賄之犯意聯絡，先由丙○○於民國99年6 月8 日或9 日晚上7 時或8 時許，在彰化縣花壇鄉○○村○○街157 巷22弄48號乙○○與丙○○之住處，交付己○○新臺幣（下同）28,000元，其中含1,500 元向己○○及其家人行賄買票之款項，己○○並基於投票受賄之犯意，及與乙○○、丙○○共同投票行賄之犯意聯絡，收受上開款項後，即接續於如附表一所示之時間、地點，向如附表一所示之有投票權人，行求、期約在該次鄉民代表選舉中投票予乙○○，而以每票300 元之代價，約其及彼等戶內其餘有投票權人之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並交付如附表一所示之賄賂；而附表一所示之有投票權人，除編號五、十、十二、十九所示之人當場拒絕己○○之行求，嗣並退還行賄款項外，均明知其所收受之現金為賄選之對價，而仍予以收受。

二、嗣因多數選民均陸續返還上開賄款予乙○○夫妻，丙○○為使其夫順利當選，竟另行起意與己○○、丁○○○共同基於投票行賄之犯意聯絡，分別交付己○○6 瓶、丁○○○11瓶之苦茶油，而推由該二人接續於如附表二所示之時間、地點，向如附表二所示之有投票權人，行求、期約在該次鄉民代表選舉中投票予乙○○，以每戶發放1 瓶苦茶油之代價，約其及彼等戶內其餘有投票權人之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並交付如附表二所示之賄賂，丁○○○並同時基於投票受賄之犯意，而收取其中1 瓶苦茶油；而附表二所示之有投票權人，均明知其所收受之苦茶油為賄選之對價，而仍予以收受。

三、案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指揮法務部調查局彰化縣調查站及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報請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本件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受賄者，及共同被告間彼此於警詢中所為之陳述，屬審判外之陳述，依首揭法條規定，原則上亦無證據能力。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至之4 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此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亦定有明文。本件被告乙○○、丙○○、己○○、丁○○○及其等之辯護人、被告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對證據能力亦不爭執，且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前開證人等言詞之證據能力亦未聲明異議。再前開證人等之陳述，未經被告等及其辯護人主張有何非出於自由意志之情形，是本件認為容許其等陳述之證據能力，亦無不當，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之規定，認前開證人等上開之證述具有證據能力。

二、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第2項定有明文。偵查中對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所為之偵查筆錄，或被告以外之人向檢察官所提之書面陳述，性質上均屬傳聞證據。惟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檢察官偵查中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度極高，職是，被告以外之人前於偵查中已具結而為證述，除反對該項供述得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外，不宜以該證人未能於審判中接受他造之反對詰問為由，即遽指該證人於偵查中之陳述不具證據能力。本件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受賄者、共同被告乙○○、丙○○、己○○、丁○○○、戊○○分別以證人身分於檢察官偵查中所為之陳述，被告等及其辯護人均未曾提及檢察官在偵查時有不法取供之情形，亦未釋明上開證人等之供述有顯不可信之情況，依上說明，其等於偵查中之證言自具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有罪部分：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乙○○、丙○○、己○○、丁○○○於檢察官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如附表一、二所示證人所述之情節相符，並有扣案之2,100 元賄款及苦茶油7 瓶在卷可證；此外，復有指認犯罪人嫌疑紀錄表、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清單及現場蒐證照片附卷可稽，足認其等之自白應與事實相符。從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

二、按投票行賄罪之處罰分別規定於刑法第144 條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 項，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為刑法第144 條之特別法，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規定，應優先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次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 項之投票行賄罪，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其行求、期約、交付係屬階段行為，於行求階段，屬行賄者單方意思表示行為，不以相對人允諾為必要；於交付階段，除行賄者有實行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之行為外，因對於收受者，刑法第143 條第1 項有投票受賄罪之處罰規定，二者乃必要共犯中之對向犯，以二個以上之行為者，彼此相互對立之意思經合致而成立犯罪，雖不以收受者進而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或不行使為必要，仍須於行賄人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時，受交付之相對人對其受交付之目的已然認識而予收受，其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之犯行，始克成立。如行賄者與受賄者無此意思合致或被拒絕時，則祇成立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最高法院98年度臺上字第2911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本件被告己○○向附表一編號五、十、十二、十九所示之人行求賄選時，均遭當場拒絕，惟因己○○均表明如要退還款項，請逕行退還乙○○，而渠等事後亦確實將系爭款項均如實退還乙○○夫婦等情，業據李存仁、楊淑華、李金山及張滿村於檢察官偵查中證述明確（見99年度選偵字第159 號卷第94頁反面、73頁反面、62頁反面、95頁反面），足認上開李存仁等人確實並無以收受賄賂之意，而收取系爭賄款，僅係單純因被告己○○不願代為退還所致，自難認已符合行賄者與受賄者意思合致之要件，從而，此部分之犯行核屬行求賄賂無疑；至附表一其餘受賄者及附表二所示之受賄者，經被告己○○當面告知後，乃以應允投票予乙○○之主觀意思而收受，是其等投票行賄與受賄之意思表示已屬合致，自應論以交付賄賂罪。又按，刑法於94年2 月2 日修正公布（95年7 月1 日施行）刪除連續犯規定之同時，對於合乎接續犯或包括的一罪之情形，為避免刑罰之過度評價，已於立法理由說明委由實務以補充解釋之方式，發展接續犯之概念，以限縮數罪併罰之範圍。而多次投票行賄行為，在刑法刪除連續犯規定之前，通說係論以連續犯。鑑於公職人員選舉，其前、後屆及不同公職之間，均相區隔，選舉區亦已特定，以候選人實行賄選為例，通常係以該次選舉當選為目的。是於刪除連續犯規定後，苟行為人主觀上基於單一之犯意，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而侵害同一法益，在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於此情形，即得依接續犯論以包括之一罪（最高法院99年6 月29日99年度第5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本件犯罪事實一、二所示之犯行，分別係被告乙○○、丙○○、己○○等三人及被告丙○○、己○○、丁○○○等三人，各基於在特定之選區中，為特定之候選人賄選，係以單一之犯意，接續向同選舉區如附表所示之投票權人行賄，侵害同一法益，自各應論以一接續犯之一罪。另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投票行賄罪係侵害國家法益之罪，以一行為同時對多數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祇侵害一個國家法益，應僅成立一投票行賄罪。而該罪之預備犯，僅止於該罪著手實行前之準備階段，若進而實行行賄之行為，即為行賄所吸收，不另論罪（最高法院98年度臺上字第5887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己○○、丁○○○分別於犯罪事實一、二部分，各自收取賄款28,000元及苦茶油11瓶之同時，並基於投票受賄之犯意，而收取上開賄賂中之1,500 元、苦茶油1 瓶，如附表一編號一、附表二編號一所示，做為賄選之對價，自係一行為，侵害數法益，而同時成立刑法第143 條第1 項之投票受賄罪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2 項之預備行賄，應論以想像競合犯；而預備行賄罪，復為其後之行求、期約、交付賄賂罪所吸收，是於同一買票賄選之犯行中，行為人不僅係投票行賄罪之共犯，亦同時基於受賄者之身分而收受賄賂時，核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論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 項之投票行賄罪，附此敘明。

三、核被告乙○○、丙○○就犯罪事實一所為，均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 項之對於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罪；被告己○○就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 項之對於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罪、刑法第143 條第1項之投票受賄罪；被告丙○○、己○○就犯罪事實二所為，均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 項之對於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罪；被告丁○○○就犯罪事實二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 項之對於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罪、刑法第143 條第1 項之投票受賄罪。被告乙○○、丙○○、己○○於附表一編號五、十、十二、十九所示之犯行，雖僅於行求階段，惟被告等3 人先後所為該次賄選之行為，既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則附表一其餘所示之犯行，均已達交付階段，自僅成立一對於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罪。又預備賄賂之前階段行為，應為其後行賄之後行為所吸收，行求、期約賄賂之前階段行為，復應為其後交付賄賂之後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乙○○、丙○○、己○○及被告丙○○、己○○、丁○○○就上開犯行，分別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各為共同正犯。被告丙○○、己○○所犯上開二罪，犯意各別，應予分論併罰。被告己○○、丁○○○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論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 項之投票行賄罪，起訴書就被告己○○、丁○○○等2 人涉犯投票受賄罪部分，雖均未敘及，惟既與已起訴之論罪科刑部分，分別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本院自應併予審究；又被告丁○○○所犯刑法第143 條第1 項之投票受賄罪部分，雖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於99年7月28日，以99年度選偵字第159 、160 、187 號為緩起訴處分確定，緩起訴期間為99年8 月16日至100 年8 月15日乙節，有該緩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之犯行既仍在緩起訴期間內，即無實質確定力可言，而應為起訴效力所及，則該緩起訴處分自失其效力，併予敘明（最高法院94年度臺非字第215 號判例參照）。又被告乙○○、丙○○、己○○、丁○○○於檢察官偵查中均自白犯行，是被告乙○○、己○○、丁○○○就其等所犯上開犯行，被告丙○○就犯罪事實二部分，均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 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被告丙○○就犯罪事實一部分，並因而查獲候選人乙○○為共同正犯，檢察官於起訴書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 項後段免除其刑，本院認核屬適當，爰諭知免除其刑。另本件被告己○○、丁○○○於偵查中自白，雖同時符合證人保護法第14條第1 項之減免其刑規定，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 項係針對公職人員選舉投票行賄及預備投票行賄刑事案件特別制定之減免其刑規定，相對於證人保護法第14條係就同法第2 條所列舉之各類犯罪而為一般共同之規範者，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予以減免其刑（最高法院98年度臺上字第5887號判決意旨參照），起訴書及辯護意旨認有證人保護法第14條第1項之適用，均容有誤會。爰審酌選舉乃民主政治最重要之表徵，須由選民評斷候選人之才德、品行、學識、操守、政見而選賢與能，其攸關國家政治之良窳甚鉅，而賄選為敗壞選風之主要根源，不惟抹滅實行民主政治之真意，亦嚴重影響選舉之公正性與社會之風氣，扭曲選舉制度尋求民意之真實性，被告等為圖乙○○當選，竟玩忽法紀買票賄選，無視於政府為澄清吏治杜絕賄選之禁令，本非不得予以嚴懲；惟斟酌被告乙○○、己○○、丁○○○前均未曾受有任何刑之宣告，被告丙○○5 年內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均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憑，素行均堪認良好，被告等均於偵查中即坦承犯行，就犯罪事實之釐清助益甚多，有效節省司法資源，足見犯後均有悔意，而被告乙○○提供資金，被告丙○○提供苦茶油犯罪情節較重，及斟酌被告己○○、丁○○○檢察官於起訴書中原求為免刑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被告己○○部分，定其應執行之刑。又被告乙○○、丙○○、己○○、丁○○○所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 項之投票行賄罪，既經宣告有期徒刑之刑，爰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 條第3 項之規定，分別宣告褫奪公權3 年，被告己○○部分，依刑法第51條第8 款之規定，僅就其中最長期間執行之。再被告乙○○、己○○、丁○○○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被告丙○○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後，5 年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均已如前述，其等因一時思慮欠周，致罹刑典，經此偵審教訓，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認上開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均併予宣告緩刑5 年，以啟自新，並觀後效。

四、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 項固規定：「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然如其賄賂已交付與有投票權之人收受，因收受者係犯刑法第143 條第1 項之投票受賄罪，其收受之賄賂應依同法條第2 項之規定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故犯投票行賄罪者，其已交付之賄賂，自應依刑法第143條第2 項之規定，於其對向共犯所犯投票受賄罪之從刑宣告追徵、沒收，不得再依上開規定沒收。其對向共犯所犯刑法第143 條第1 項之投票受賄罪，倘經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53 條規定，為職權不起訴處分；或依同法第253 條之1 規定，為緩起訴處分，上揭已交付予對向共犯之賄賂，亦應由檢察官依同法第259 條之1 規定，聲請法院對該對向共犯宣告沒收，仍不得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 項規定，對犯投票行賄罪或預備犯投票行賄罪之被告宣告沒收；又上開沒收之規定，係刑法第38條第1 項第2 款、第3 項但書之特別規定，採義務沒收主義。故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宣告沒收，不以當場搜獲扣押者為限。又共同正犯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為新臺幣時，因係合併計算，為避免執行時發生重複沒收之情形，故各共同正犯之間係採連帶沒收主義，於裁判時應諭知被告共同犯罪所得之財物應與其他共同正犯連帶沒收之。但若共同正犯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如現金）之全部或一部業經扣案，則該扣案部分之應沒收物既無發生重複執行沒收之虞，即無適用共同正犯連帶沒收主義之餘地，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615 號、98年度臺上字第4745、7877號判決意旨均足資參照。查附表一所示各編號之賄款金額，其中已收受之部分合計3,600 元，已退還予被告乙○○夫婦之部分合計12,300元，及拒收之部分合計5,400 元，亦即被告己○○所發放之部分合計21,300元等情，業據被告乙○○、丙○○及附表一所示之人均供陳在卷；從而，28,000元扣除已發放之21,300，尚剩餘6,700 元核屬預備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而上開已收取之部分，其中編號四之李愛珠、編號十六之沈麗珍部分（均已扣案），並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有卷附緩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揆諸上開判決意旨，應由檢察官另行聲請宣告沒收之，至編號一己○○部分（未扣案），則應於本件所犯刑法第143 條第1 項之投票受賄罪部分沒收；是故，尚未發放之6,700 元，加計已退還之12,300元及拒收之5,400 元，合計24,400元，分別為被告乙○○、丙○○、己○○等預備及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自應於其等所犯之交付賄賂罪諭知沒收，又因被告丙○○就犯罪事實一部分，業經本院諭知免刑，即主刑及從刑均免除其刑，是關於此部分之沒收，依共同正犯責任共同原理，爰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 項之規定，僅就被告乙○○、己○○等2 人併予宣告連帶沒收之。次查，附表二編號二、五、十三、十五所示之受賄者，均將苦茶油退還予被告丙○○乙節，亦據被告丙○○及上開之人供陳無訛，此部分即為被告丙○○、己○○、丁○○○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無論扣案與否，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 項之規定，依共同正犯責任共同原理，均併予宣告沒收；是其餘各編號所示之受賄者，均已收受系爭苦茶油，並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亦有前揭緩起訴處分書在卷可佐，除編號一被告丁○○○之緩起訴部分，業已失其效力，已如前述，應於本件所犯刑法第143 條第1 項之投票受賄罪部分沒收，其餘各編號所示之人所收受之苦茶油，自應由檢察官另行聲請宣告沒收，始為適法。另按，「追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之」係屬兩種選項，分別係針對現行貨幣以外之其他財產與現行貨幣而言。上開所稱「追徵其價額」者，係指所沒收之物為金錢以外之其他財物而無法沒收時，因其實際價值不確定，應追徵其價額，使其繳納與原物相當之價額，並無以其財產抵償之問題。倘嗣後追徵其金錢價額，不得結果而須以其財產抵償者，要屬行政執行機關依強制執行之法律之執行問題，即無不能執行之情形，自毋庸諭知「或以其財產抵償之」。如不能沒收之沒收標的為金錢時，因價值確定，判決主文直接宣告「以其財產抵償之」即可，不發生追徵價額之問題（最高法院99年6 月29日99年度第5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是本件被告己○○所收受之賄賂現金1,500 元，並未扣案，徵諸前揭決議意旨，針對未扣案之金錢，即無諭知「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之問題，且因刑法第143 條第1 項之投票受賄罪並未制定有「以其財產抵償之」之規定，本院自無從併予宣告，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以其財產抵償之餘地；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 項亦未規定有「追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之」，故對於未扣案之現金或現金以外之物品，如有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亦無於主文中併予宣告之問題，附此敘明。

五、末按，刑法第59條之酌減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認為確可憫恕，且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94年度臺上字第897 、180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乙○○身為彰化縣花壇鄉第15、16、17屆鄉民代表，明知賄選對民主政治最珍貴之選舉制度將造成嚴重破壞，本應於其轄內倡導端正選風政策，並自為良好示範及表率，竟為期自己順利當選，與其妻被告丙○○，利用其等長期經營鄉里，及附近鄰里居民之信任，以交付賄賂賄選之方式，企圖妨害投票選舉之公正、公平及純潔，情節非輕，實有負選民對其之託付，乃本件投票行賄罪之元兇；被告己○○、丁○○○明知政府再三重申杜絕賄選之禁令，猶與乙○○夫婦，藉由其個人平日累積之人脈，遂行以買票影響選舉結果之惡習，徒以友情贊助或恩情回饋之有情有義外表包裝下，然實則助長金錢掛帥之價值扭曲，其等對於社會善良風氣之斲傷與民主法治秩序之破壞，實莫此為甚，是以，其等在客觀上尚有何情堪憫恕之可言？上開被告4 人復均於檢察官偵查中自白，被告丙○○並供出候選人乙○○為共同正犯，均經本院依法分別予以諭知免除其刑或減輕其刑之寬典，即無援引上開規定，再予遞減之餘地，併予敘明。

叁、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被告戊○○明知自己為有投票權人，竟基於投票受賄之犯意，於99年6 月8 日或9 日晚上7 、8 時許，在彰化縣花壇鄉○○村○○街157 巷22弄36號住處，收受己○○所交付之賄款1,200 元，並應予投票予乙○○；嗣於同年月11日上午某時許，在其住處騎樓，又收取己○○所交付之賄賂苦茶油1 瓶，並應予投票予乙○○，因認被告戊○○涉有刑法第143 條第1 項之投票受賄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能發現有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需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確信。而訴訟上所得之全盤證據資料，固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應包含在內，惟採用間接證據時，必其所成立之證據，在直接關係上，雖僅足以證明他項事實，而由此他項事實，本於事理之作用足以證明待證事實者，方為合法，若憑空之推想，並非得採為證據資料之間接證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臺上字第89號、30年上字第816 號及32年上字第67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已明揭斯旨，足資參酌。再者，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明文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申言之，刑事訴訟制度受「倘有懷疑，則從被告之利益為解釋」、「被告應被推定為無罪」原則所支配，故得為訴訟上證明者，無論為直接或間接證據，須客觀上於吾人一般社會生活經驗均不致有所懷疑，而達於確信之程度者，且除認定被告犯罪之外，無從本於同一事證為其他有利於被告之合理推斷，始可以之為不利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確信之程度，而有合理可疑存在時，即難據為被告有罪之認定。

三、本件公訴人認被告戊○○涉犯刑法第143 條第1 項之投票受賄罪嫌，無非係以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證人即共同被告己○○於警詢及檢察官偵查中之證述及檢舉人「阿南」之指述明確，為其論據。訊據被告戊○○固坦承其與其家人均為有投票權人，亦認識被告乙○○、丙○○、己○○等情，然堅決否認有何投票受賄之犯行，辯稱：與被告己○○不熟，選舉前後己○○從未到過伊住處所以沒有收受任何買票的賄賂，也沒有在機車上見過或拿取過苦茶油；伊全家人有5 票，不是4 票，己○○說每票300 元，所以交付1200元等語，完全不實等語。

四、經查：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156 條第2 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立法旨意乃在防範被告或共犯自白之虛擬致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共犯之自白，性質上仍屬被告之自白，縱先後所述內容一致，或經轉換為證人而具結陳述，仍屬不利己之陳述範疇，究非自白以外之其他必要證據，自不足作為證明其所自白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且共犯縱先經判決確定，並於判決確定後以證人之身分到庭陳述，惟其陳述之內容即使與先前所述內容相符，仍不啻其先所為自白內容之延續，並非因該共犯業經判決確定，即可認其在後之陳述當然具有較強之證明力，而無須藉由補強證據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又刑事審判上之共同被告，係為訴訟經濟等原因，由檢察官或自訴人合併或追加起訴，或由法院合併審判所形成，其間各別被告及犯罪事實仍獨立存在。若共同被告具有共犯關係者，雖其證據資料大體上具有共通性，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採為其他共犯犯罪之證據，然為保障其他共犯之利益，該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外，且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得專憑該項陳述作為其他共犯犯罪事實之認定，即尚須以補強證據予以佐證，不可攏統為同一之觀察；且共同被告間若具有對向性之關係，為避免嫁禍他人而虛偽陳述，尤應有足以令人確信其陳述為真實之補強證據，始能據以為論罪之依據，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901 號、97年度臺上字第1011號判決意旨均著有明文。次按，上開條文中所謂「共犯」，包括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不因刑法第四章章名「共犯」修正為「正犯與共犯」而受影響。而學理上所指之任意共犯與必要共犯，除必要共犯中之「對向犯」（如賄賂罪、賭博罪）因行為者各有其目的，各就其行為負責，彼此間並無犯意之聯絡，而無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適用外；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不論係任意共犯或必要共犯中之「聚合犯」，或「對向犯」之一方，均為共同正犯之一種，而有上開第156 條第2 項規定「共犯」之適用。從而，兩名以上共犯之自白，除非係對向犯之雙方所為之自白，因已合致犯罪構成要件之事實而各自成立犯罪外，倘為任意共犯、聚合犯，或對向犯之一方共同正犯之自白，不問是否屬於同一程序，縱所自白內容一致，因仍屬自白之範疇，究非自白以外之其他必要證據。故此所謂其他必要證據，應求諸於該等共犯自白以外，實際存在之有關被告與犯罪者間相關聯之一切證據；必其中一共犯之自白先有補強證據，而後始得以該自白為其他共犯自白之補強證據，殊不能逕以共犯兩者之自白相互間作為證明其中一共犯所自白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98年度臺上字第7914號判決意旨亦足資參照。

㈡證人己○○於檢察官偵查中固證稱：「戊○○我也是放機車上（指苦茶油），戊○○我是跟他本人講，他也知道是代表送的。戊○○4 票，1200元，我交給他本人，他太太也有在場。」等語（見99年度選偵字第161 號卷第20頁反面）；其於本院審理時亦具結證稱：「99年6 月9 日晚上7 、8 時許，我到花壇鄉○○村○○街戊○○的住家裡面，戊○○夫妻在屋內作手工，我將1,200 元放在桌上，戊○○都有看見，我說1, 200元放在這裡，那是隔壁的，戊○○就拿了1 個紅包袋把錢裝在裡面，要我把錢還給乙○○，我說不必了，你自己拿過去就好，我就走了，事後戊○○有沒有將錢交還給乙○○我就不知道了。苦茶油我是於99年6 月11日上午某時許，拿到戊○○家的騎樓，將苦茶油放在機車的腳踏墊上，我放的時候，沒有看到誰，也沒有跟誰講話，就離開了。之後在同天傍晚的時候，遇到戊○○，我就跟他說機車上放了一瓶苦茶油，戊○○就走過去說喔，我是在巷子口遇到戊○○的。」、「我是晚上去戊○○家，當時門沒有關，我直接走進去，他們夫妻二人都在客廳作手工，我進去就把1,200元放在桌上，就說這是『代表的』，他們就知道這是乙○○買票的錢。戊○○說要把錢退還給我，我說不要，請他自己退還給乙○○。」等語（見本院卷第77、84頁）。是關於苦茶油的部分，被告己○○既係放置於騎樓之機車上，當時復未遇見或有交代何人轉交，則以行賄人之ㄧ方以觀，其本已無從確定被告戊○○有無收受該苦茶油一事，遑論係以行賄者之立場，對於受賄之被告戊○○係基於投票受賄之意思合致，並進而予以收受苦茶油之情，顯然已乏積極證據足以證明，此部分初難認合於投票受賄罪之構成要件。其次，查被告戊○○家中除有妻子甲○○，尚有陳金賜、陳金輝、陳溪祥三名兒子，均住於同一戶籍之內，有全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證，是被告己○○稱係甲○○先前告知其家中有4票，以每票300 元計算，故交付1,200 元賄款等語（見本院卷第88頁），倘甲○○確有收受賄賂之意，何須少報1 票？被告己○○所述是否合於真實，似非無疑義。何況，被告己○○係向被告戊○○行賄，其二人核屬首揭判決所指之必要共犯中之「對向犯」，乃以二個以上之行為者，彼此相互對立之意思經合致而成立犯罪，被告戊○○又自始否認犯行，揆諸上開判決意旨，自不得僅因被告己○○自白犯罪，而以此不利於被告戊○○之部分，遂得採為認定被告戊○○有罪之唯一證據，是被告己○○縱以證人之身分到庭陳述，其陳述之內容即使與先前所述內容相符，仍不啻為之前自白內容之延續，復因渠等間本具有對向性之關係，為避免嫁禍他人而虛偽陳述，尤應有足以令人確信其陳述為真實之補強證據，並與其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然查，被告戊○○涉有投票受賄罪之犯行，檢察官所舉證據除被告己○○之供述外，並無其他物證可佐，即無搜索或扣押相關之賄款或苦茶油為據，雖有所謂匿名「阿南」之人之檢舉筆錄，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99年度聲搜字第1294號卷核閱無誤（見本院卷第74至77頁），然其內容僅係指稱被告己○○有致贈苦茶油予左鄰右舍，其中包含被告戊○○乙節，相關過程或時間、地點，均付之闕如，尚且，該名匿名之人並無個人基本資料附卷，即無所謂真實姓名對照表可供查證，檢察官亦未於偵查中再行傳喚該名匿名檢舉人，並使其具結陳述，則是否真有其人，該人是否確有目擊行賄情事，實非無疑？又無從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賦與被告詰問之權利，自難認該不詳之人所為之陳述，係屬足以令人確信被告己○○所述為真實之補強證據。

五、綜上所述，被告戊○○所涉投票受賄犯行部分，除共同被告己○○之供述外，尚無其他足以令人確信其陳述為真實之補強證據可資佐證，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所提出之證據尚無法排除合理之懷疑，即使人產生確信之程度，不足為被告戊○○有罪之積極證明，自不得僅憑被告己○○不利於被告戊○○之供述，而遽為被告戊○○不利之認定；況，被告己○○之證述亦查無其他證據足以佐證其真實性及擔保其憑信性。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戊○○有何投票受賄之犯行，不能證明被告戊○○犯罪，揆諸首揭法律條文及判例說明，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以免冤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第301 第1 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 項、第3 項、第5 項、第113 條第3 項，刑法第11條、第28條、第143 條第1 項、第2 項、第55條、第51條第5 款、第8 款、第37條第2 項、第74條第1 項第1 款、第2 款，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第1 項、第2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