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張榮豐

(另案於法務部○○○○○○○○○執行 中)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2039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

一、張榮豐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攜帶兇器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4年8月19日19時2分許，侵入高雄市○○區○○○路000號由曾岱柔所經營之早餐店兼住宅，並持上開處所放置之客觀上對於人之生命、身體及安全構成威脅，可供兇器使用之剪刀1把撬開收銀機抽屜，竊取曾岱柔放置在收銀機內之現金新臺幣（下同）50元硬幣18枚、10元硬幣20枚、200元鈔票1張（共1,300元），得手後旋即離開現場。

理由

壹、程序部分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之審判外陳述資料，經檢察官、被告張榮豐於本院審判程序中均表明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57頁），本院復審酌各該傳聞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未有違法或不當之情形，且取證過程並無瑕疵，並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衡酌各該傳聞證據，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自均得為證據，而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對上開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被害人曾岱柔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鑑定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刑案勘察報告各1份、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6張、蒐證照片14張等件在卷足參，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應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被告本案所犯罪名

1.按營業場所，於營業時間內，任何不特定之人均得進入，自屬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而無所謂「侵入有人居住之建築物」可言；住宅兼營業場所在營業時間內，因其業務性質使然，自屬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然在打烊後、尚未開始營業前或停止營業之該段期間，因已無營業之狀態，則屬個人或家人之私密空間，任何人未受允許自不得擅自進入，以確保居住之安全（最高法院93年度台非字第34號判決、98年度台上字第596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住宅兼為營業場所之情形，如在營業時間內，本即允許客人自由出入，而不屬於「住宅」之範疇，必於營業場所與住宅相結合，而行為人於非營業時間無故闖入時，始應論以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加重竊盜罪。查本案遭竊之早餐店亦兼為被害人所居住之住宅之情，業據被害人於偵查中證述明確，又被告行竊之時間為19時2分許，已非屬上開早餐店之營業時段，是被告本案所為之竊盜行為，自與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加重要件相符。

2.次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係以行為人攜帶兇器竊盜為其加重條件，此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且祇須行竊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並不以攜帶之初有行兇之意圖為必要；又上開所謂之「攜帶兇器」，只須行竊時攜帶具有危險性之物為已足，並不以將該兇器自他地攜往行竊地為必要，亦即不論其係於未行竊前即攜帶持有或在竊盜現場臨時拾取持用，亦不問該兇器為何人所有，均屬之。由卷附照片可見(見偵卷第73頁)，被告為本案竊盜犯行時所使用之剪刀，其刀刃係金屬製品且質地堅硬，依社會一般觀念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在客觀上顯然具有危險性，核屬兇器無訛。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攜帶兇器侵入住宅竊盜罪。

(二)被告本案所為應以累犯規定加重其刑

1.被告前因竊盜案件，經本院以108年度審易字第11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6月、以108年度簡字第143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復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08年度簡字第141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2月、2月確定，上開各罪嗣經本院以108年度聲字第1675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6個月確定，於109年7月10日縮短刑期假釋，再於109年7月10日至109年10月7日接續執行另案拘役刑，於109年10月7日出監並付保護管束，於110年4月4日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之情，業據檢察官於起訴書及本院審理中均陳述明確，並經檢察官提出上開定應執行刑裁定為憑(見偵卷第97-99頁)，復經本院核閱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無訛，而經本院提示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予被告後，被告亦對前開前案紀錄未予爭執(見本院卷第59頁)，是被告前既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於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已符合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要件。

2.按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就構成累犯者是否加重其最低本刑，須考量行為人對刑罰反應力是否薄弱及有無特別惡性，以避免行為人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該負擔的罪責，使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罪刑不相當」的過苛侵害。而在判斷行為人是否對刑罰反應力薄弱及有無特別惡性時，應綜合審酌行為人前、後案的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是否相同或類似；前案執行完畢與後案發生之時間相距長短；前案是故意或過失所犯；前案執行是入監執行完畢，或是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而執行完畢；前、後案對於他人生命、身體、財產等法益侵害情形如何等事項而為判斷（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04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檢察官於起訴書及本院審理中，均陳明：被告前案與本案罪質相同，且有多起竊盜前科，其對於刑罰反應力薄弱，請依據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等語(見本院卷第59頁)。而考量被告所犯前案與本案均係竊盜案件，其罪質、手段均高度雷同，且由其法院前案紀錄表可見，被告於經釋放後，又再度為多起竊盜犯行(見本院卷第13-39頁)，足見其非但未能因前案刑之執行而心生警惕，更屢為相類財產犯罪，絲毫未見對他人財產權益及法治秩序之尊重，足認其具有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狀，是其本案所犯之罪，縱依累犯規定加重最低本刑，仍無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稱之「導致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使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侵害」之狀況存在，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三)量刑部分

1.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第57條所列10款及一切情狀，以為量定刑罰之標準，刑法第57條定有明文。又綜觀該條所示之10款事由，其中第4、5、6、10款所列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及犯罪後之態度，屬一般情狀的行為人屬性事由（或稱一般情狀事由）；其他各款則屬與犯罪行為情節有關之行為屬性事由（或稱犯情事由）(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3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此核與學理通說上所稱之「相對應報刑」概念相符。是法院於刑罰之酌定時，應先以犯情事由衡量行為人犯行之非難程度，以此量定其行為責任之範圍，再就行為人屬性相關事由，考量其生活歷程或犯後態度、社會復歸等刑事政策，於行為責任之限度內，酌予調整其刑度，以期使罪責相符，並使刑罰得以適度反映於行為人之生活歷程及將來之社會復歸，方屬妥適。

2.首就犯行情狀部分，本院考量被告於本案中所竊取之現金款項共1,300元，對被害人之財產損害非微，且上開現款係為具相當經濟價值之物品，復難認被告犯行動機有何可得同理之處，且被告更同時該當於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2款加重事由，手段惡性非輕，然考量被告非為有計劃、組織性之行竊，行竊過程亦屬和平，且被告侵入之處所並非被害人實際為日常起居之場所、其於行竊過程中，亦無實際利用所攜帶之兇器加害於被害人等情狀，執以為酌定其行為責任之基礎。

3.次就行為人情狀部分，本院考量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雖坦認犯行，然被告就其所竊得之現金1,300元迄未發還或賠償被害人，難認被告有切實彌補自身犯行所生損害之意，犯後態度普通，又縱不予重複評價被告構成累犯之前案，亦可見被告於本案行為前，已有因多起竊盜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39頁)，堪認被告竊習難改，未對財產秩序有絲毫尊重，品行不佳，兼衡酌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述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涉及被告個人隱私，均不詳載於判決書面，見本院卷第59頁)，對其本案犯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

(一)被告竊得之新臺幣1,300元現金，未據扣案，復無證據足認被告已返還或賠償被害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之，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查被告於本案犯行時所使用之剪刀，係為被害人所有之物乙情，業據被害人於本院審理中陳述明確，又該物亦非屬違禁物，爰不予對之宣告沒收，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雯麗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光傑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