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蘇柏豪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偵字第52934 號、第54325 號、第63299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壹、查附件即檢察官起訴書附表一編號5 至7 備註欄之記載，匯款人林佑憲、劉芊岑遭詐騙部分，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提起公訴一節，經核對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之內容，並職權調取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 年度審訴字第1935號刑事判決檢視，該部分係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以112 年度偵字第26405 號案件提起公訴，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2 年度審訴字第1935號刑事案件審理並判決在案（尚未確定），復經公訴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明確陳述：附件附表一編號5 至7 部分，已如前述提起公訴，僅在提醒法院注意，不在起訴範圍，本件起訴範圍係附件附表一編號1 至4 及附表二所示犯行等語，故本件起訴而得審理之範圍，不含前述另案起訴之事實，堪先認定；次查被告蘇柏豪所犯均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全部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其與檢察官之意見後，本院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84 條之1 之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貳、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下列事項應予更正、補充外，餘皆引用附件之記載：

一、附件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一編號4 待證事實欄所載之「附表」，均應更正為「附表二」

二、補充「被告蘇柏豪於112 年12月4 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為證據。

參、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 項定有明文。被告實行本件各該行為後，刑法第339 條之4 之規定，雖於民國112 年5 月3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0 月0 日生效施行，惟本次修正僅增列第4 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為加重條件，其餘各款則未修正；是就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1 至3 款規定，既然新舊法處罰之輕重相同，即無比較適用之問題，非刑法第2 條所指之法律有變更，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

二、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之一般洗錢罪（共7 罪）。

三、次按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又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3110號、34年上字第862 號判例意旨參照）。查被告與Telegram通訊軟體暱稱「云云」之人及本件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共同行騙，被告雖未自始至終參與各階段之犯行，僅依指示領取裝有人頭帳戶提款卡之包裹及提領並轉交贓款之工作，惟其與本件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既為詐騙他人而彼此分工，堪認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而相互利用本件詐欺集團成員之部分行為以遂行犯罪之目的，自應就全部行為負責，論以共同正犯。是被告與暱稱「云云」之人及本件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就本件各該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均以所犯各該罪名之共同正犯論處。

四、被告就本件各該犯行，皆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等罪，同屬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應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五、被告所犯各該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分別侵害告訴人洪明富、吳柏廷、陳孟緹、謝博崴、陳騏超、林琦芳、被害人楊晴媚（以下合稱本件告訴人、被害人）之獨立財產所有或監督權，且犯罪之時間、空間亦有相當差距，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六、又按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000 年0 月00日生效施行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 項（修正後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應以修正前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定有明文。另按想像競合犯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行為人犯罪行為侵害數法益皆成立犯罪，僅因法律規定從一重處斷科刑，而成為科刑一罪而已，自應對行為人所犯各罪均予適度評價，始能對法益之侵害為正當之維護。因此法院於決定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作為裁量之準據，惟具體形成宣告刑時，亦應將輕罪之刑罰合併評價。基此，除非輕罪中最輕本刑有較重於重罪之最輕本刑，而應適用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重罪科刑之封鎖作用，須以輕罪之最輕本刑形成處斷刑之情形以外，則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若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自得將之移入刑法第57條或第59條之科刑審酌事項內，列為是否酌量從輕量刑之考量因子（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3936號判決可資參照）。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其所犯各該洗錢犯行，固合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 項之減刑規定，惟所犯洗錢罪屬想像競合犯之輕罪，依據前開說明，應為量刑考量因子即足。

七、被告於前因犯販賣毒品及施用毒品罪，經臺灣高等地方法院以108 年度聲字第1819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 年，抗告經最高法院以108 年台抗字第933 號裁定駁回確定，嗣於109年11月3 日假釋出監付保護管束，於110 年2 月15日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假釋視為執行完畢，有前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可稽，足堪認定。是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各該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罪，固均構成累犯，惟本院審酌被告前所犯係毒品性質犯罪，與本件各該犯行之罪名、罪質不同，難認被告具有主觀上特別惡性或對刑罰反應力薄弱，參諸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不予加重其刑。

八、審酌被告案發期間正值青壯之齡，於社會歷練、智識程度、肢體氣力等方面，未見顯然欠缺或低下之情狀，不思付出自身勞力或技藝，循合法、正當之途徑賺取生活所需，竟圖不法利益，而與本件詐欺集團成員分工遂行本件各該犯行，侵害本件告訴人、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助長詐騙歪風，影響社會治安及交易秩序，皆有不該，惟念其犯後坦承全部犯行，且所參與者係俗稱「收簿手」及「車手」之角色，其主觀惡性、介入程度及犯罪情節，相較於主要之籌劃者、主事者或親自實行詐騙者，顯然輕重有別，在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犯行（含被訴洗錢部分之自白），態度勉可，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其所提領之被詐金錢數額，暨被告之素行，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迄今未能對本件告訴人、被害人提出合法賠償，亦未獲取本件告訴人、被害人之諒解等一切情狀，應於主文第1 項分別量處如本判決附表宣告刑欄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以資處罰。

肆、沒收：查被告擔任本件詐欺集團收取人頭帳戶提款卡及提領詐得款項之角色即「取簿手」、「車手」，其雖有依指示持提款卡提領款項之行為，然尚無確切事證顯示其為本件各該犯行之主導者，衡情應無藉此取得全部或大部分詐得款項之可能，且據卷證內容顯示，被告從事前述「車手」行為，實際取得之報酬為每日提領金額中抽取新臺幣（下同）1 千元，而其本件提領款項之日數為2 日（即附件附表二所示之112 年4 月7 日、同年月26日），是其犯罪所得合計為2 千元，業據其於警詢中供承明確，屬其實行本件各該犯行之犯罪所得，基於任何人不能保有犯罪所得之立法原則，應於主文第2 項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被告如附件附表二所示提領之款項，固為洗錢之標的，然非被告所有，並經被告繳交本件詐欺集團成員，其亦無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故無從依洗錢防制法第18條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 項前段、第310 條之2 、第454 條第2 項（本判決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文），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香君偵查起訴，由檢察官余怡寬到庭執行公訴。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 條之4犯第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2 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