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1年度易字第3118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1年度易字第3118號

公訴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郭榮文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1年度偵緝字第138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郭榮文於民國101年1月間，結識在屏東地區開設醫療美容診所之馬勗棠後，即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犯意，向馬勗棠佯稱其在大陸地區、臺中、臺北等地有投資醫療美容事業，邀約馬勗棠投資在高雄地區開設診所，並數度與馬勗棠至酒店玩樂，替馬勗棠支付酒店消費帳款，以取得馬勗棠信任。迄於101年2月底某日，在高雄地區某酒店，郭榮文明知其以不詳方式取得之發票人：金億國際有限公司（負責人：陳諭蓁）、發票日期：101年3月30日、票面金額：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付款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大同分行、票號：AP0000000號之支票1紙（下稱系爭支票）係屬來路不明，且為無兌現可能而俗稱「芭樂票」之支票，仍在系爭支票背面背書及書寫其國民身分證號碼後（後兩碼錯置），持向馬勗棠洽借100萬元，同時向馬勗棠佯稱系爭支票發票人係其所開設公司，其係委請人頭擔任公司負責人，其將會於票載發票日屆至前返還借款，施用上開詐術致馬勗棠因此陷於錯誤，不知系爭支票係無兌現可能之「芭樂票」，而收受系爭支票且同意借款，並分別於101年3月1日及101年3月8日，在聯邦商業銀行屏東分行，將現金20萬元、30萬元交付予銀行經辦人員匯款至郭榮文在聯邦商業銀行高雄分行開立帳號000000000000號金融帳戶，旋遭郭榮文提領花用殆盡。嗣經馬勗棠提示系爭支票，因帳戶存款不足而於101年4月3日遭退票後，馬勗棠即無法聯絡郭榮文，始知受騙。

二、案經馬勗棠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即學理上所稱「傳聞證據排除法則」。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此則據同法第159條之5規定甚明。鑒於採用傳聞證據排除法則重要理由之一，係因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詰問予以覈實，若當事人願放棄對原供述人之反對詰問時，原則上即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而揆諸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立法理由，除參照前述傳聞證據排除法則之基本法理外，亦參考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26條之立法例，查日本刑事審判實務之運作，有關檢察官及被告均同意作為證據之傳聞書面材料或陳述，可直接援引該國刑事訴訟法第326條作為傳聞例外之法律依據，僅在檢察官與被告或其辯護人不同意之情況下，乃須根據其他傳聞例外規定，俾以斟酌該等傳聞書面材料或陳述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在當事人間無爭執之案件中，傳聞證據基本上均可依據前引規定提出於法院使用。據此，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適用應可作同上之解釋。查本案以下採為判決基礎之證據，其性質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屬傳聞證據者，被告於本院表明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1頁），且檢察官、被告就該等審判外之陳述，均未曾於言詞辯論終結前爭執其證據能力或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30頁、第32頁背面），本院審酌上開傳聞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為證明犯罪事實所必要，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根據上開規定及說明，作為本件判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是否屬於傳聞之例外，無庸先行考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等規定，得逕依同法第159條之5規定作為證據。

二、本案所引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自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郭榮文固坦認有於上開犯罪事實一所載之時、地持系爭支票向告訴人馬勗棠借款，並於系爭支票背面背書及書寫國民身分證號碼後，將系爭支票交予告訴人，告訴人則有匯款共50萬元至伊帳戶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之犯行，辯稱：伊係向告訴人稱在臺中大甲有投資家庭醫學診所，已經7、8年，並未向告訴人稱在大陸地區有投資，系爭支票係伊朋友綽號「小江」交付給伊，用以清償「小江」欠伊之28萬元借款債務，伊不知「小江」全名，伊並無詐騙告訴人，亦不知系爭支票係芭樂票等語。

二、經查：

(一)被告郭榮文於上開犯罪事實一所載之時、地持系爭支票向告訴人馬勗棠借款，並於系爭支票背面背書及書寫自己國民身分證號碼（後兩碼錯置）後，將系爭支票交予告訴人，告訴人則有至銀行匯款共50萬元至被告金融帳戶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相符（見警卷第1頁至2頁；101年度偵緝字第1389號偵卷第41頁背面至42頁；本院卷第30頁背面至32頁），並有系爭支票正面及背面影本各1紙、聯邦商業銀行屏東分行存款憑條存根聯共2聯影本1紙、聯邦商業銀行業務管理部出具被告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基本資料暨存摺存款明細表1份附卷可稽（見警卷第6至8頁、第20至25頁），是上開事實，洵堪認定。

(二)被告雖以上開情詞置辯，惟查：

1.系爭支票業於101年4月3日因存款不足而遭退票，且系爭支票所屬國泰世華銀行大同分行之帳戶，自101年3月26日起即開始遭拒絕往來，至101年8月27日止，密集遭退票或拒絕往來支票張數共89張（其中於系爭支票遭退票前之退票或拒往達40張）；而以系爭支票發票人金億國際有限公司名義開立之各金融機構支票帳戶最早於101年3月9日即遭公告為拒絕往來，截至101年8月28日為止，最近1年總退票張數達270張，退票金額亦高達1億32萬3,088元等情，有法務部票據信用資訊連結作業資料1份在卷可參（見101年度偵字第18623號偵卷第5至10頁）。發票人金億國際有限公司之金融機構支票帳戶既於短期內，遭密集大量退票，且退票金額高達1億餘元，足證金億國際有限公司係「空頭公司」，系爭支票係無兌現可能之空頭支票（即俗稱之「芭樂票」）。又本件被告自始未能提出交付系爭支票之人之真實姓名及聯絡方式，設若系爭支票確係被告友人「小江」交付予被告用以清償欠款28萬元，則在被告尚且不知「小江」之姓名及聯絡方式之情形下，其又如何於系爭支票兌現後，返還多餘款項予「小江」？又系爭支票若退票遭告訴人追償債務時，被告又如何向前手「小江」追索？況「小江」既僅積欠被告28萬元款項，又豈有交付面額高達100萬元支票予被告之理？參以被告於審理中亦自承：欠28萬元給100萬元票不合理等語（見本院卷第34頁）。是被告所辯系爭支票來源，並不可採，其明知系爭支票係無兌現可能之空頭支票乙節，亦堪認定。

2.證人即告訴人業於偵查中證稱：伊與被告於101年1月間認識，被告陪同其女友來伊診所時，稱其在大陸生意做很大，在臺中、臺北也有，係投資醫美診所，至101年2月間，被告開始邀約伊投資，最後一次伊與被告去酒店時，被告開口要借款200萬元，伊說沒有，被告見伊不太信任被告，遂拿出系爭支票，向伊稱票期之前可以還伊一筆錢，亦可以多一些給伊作為利潤，伊本欲退還系爭支票，見被告臉色不好看，伊就收受系爭支票，向被告說需考慮，經過1、2日後被告來電催促，伊方先後匯款20萬元、30萬元至被告帳戶。被告稱系爭支票係被告自己公司開出之支票，被告稱公司找人頭開設等語（見101年度偵緝字第1389號偵卷第41頁至41頁背面）；復於本院審理證稱：在101年1月間認識被告，被告女友帶被告前來伊診所而認識，被告稱在大陸開設醫美診所，在臺北、臺中亦有開設，欲找伊在高雄投資開設診所，然後帶伊去酒店展現經濟能力，慢慢取得伊之信任，酒店消費都是被告支付。伊詢問被告之診所開設地點，被告皆含糊帶過，系爭支票退票後，被告電話無人接聽。被告借款當時稱系爭支票由被告開設公司所開立，伊問被告為何負責人非被告，被告回答以人頭開設，被告稱以人頭開設好幾家公司。伊有照會過，也問過朋友，朋友說支票看起來無問題，伊才匯款給被告，伊係認為系爭支票能兌現才借款給被告，被告洽借時說希望伊匯款100萬元，被告未曾稱系爭支票係他人欠錢交給被告的等語（見本院卷第30頁至32頁）。是告訴人已對被告本件施用詐術手段始末情形，證述明確，則衡諸常情，被告與告訴人並非舊識，於雙方前後僅認識約2個月情形下，被告竟願意替告訴人支付所有酒店花費，實已與常情迥異，又雙方既僅認識約2個月，被告多次邀約告訴人投資及向告訴人借款，已顯示被告己身當時並無多餘現金週轉，被告若無佯稱有投資診所並持交系爭支票作為借款之擔保，告訴人當無可能貸與金錢，則被告係為取得告訴人之信任而以代付酒店花費、佯稱有投資多家診所及交付系爭支票等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借款等情，已臻明確。

3.被告於系爭支票跳票後避不見面，使告訴人求償無著，且迄未返還告訴人分文等情，業據告訴人於審理中證述明確，被告迄今既未還款，益證其於借款時確具不法所有之詐欺犯意。

(三)綜上所述，被告上揭所辯顯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被告明知系爭支票係無兌現可能之空頭支票，竟持系爭支票搭配其他詐術向告訴人借款，嗣於系爭支票跳票後即避不見面，迄今仍未返還分文予告訴人，被告確有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犯意及詐欺犯行，應予依法論科。

叁、論罪科刑之理由：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二、爰審酌：⑴被告前有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犯罪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⑵明知所持支票為無法兌現之空頭支票，猶持向告訴人借款，取得現金花用，致告訴人受有財產損害，惡性非輕；⑶犯後否認犯行，且迄未賠償告訴人，態度不佳；⑷被告智識程度為高職畢業（見警卷第12頁被告個人戶籍資料教育程度註記），自陳其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見101年度偵緝字第1389號偵卷第7頁所附被告調查筆錄受詢問人欄之記載），兼衡其犯罪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審酌本案被告犯罪所得達50萬元，其於偵審中飾詞辯解，未知惕儆，本案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定其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自不宜過輕，故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以示懲儆。

三、被告雖未供出系爭支票實際來源，然按一般販賣芭樂票之人頭帳戶集團之運作模式，多應購買者之要求而事先填載購買者所需要之金額，用以計算販賣價格及控管支票跳票之金額，事所常見。且人頭支票縱然未填載金額，然因為該等支票上均已蓋好發票人之印章而對外販售，顯然發票人已授權買售該等支票之人可自行填載金額。是故縱然本件系爭支票上之金額及發票日係被告所填載，其顯然已獲得發票人之授權，自無偽造有價證券之問題，況依目前證據尚無法證明系爭支票係被告所填載，本件尚無偽造有價證券之問題，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第2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朝森到庭執行職務。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林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