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8年度聲再字第6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08年度聲再字第6號

聲請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所涉公共危險案件，對於本院106年度中交簡字第3682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

理由

一、聲請再審意旨略以：原審以越南籍之被告NGUYEN THE HUNG（中文姓名：阮世雄）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涉犯公共危險罪為由，以106年度中交簡字第3682號判處有期徒刑2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下稱原審判決）之罪刑，而原審判決之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106年度速偵字第7064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惟原審判決確定並送執行後，受刑人NGUYENTHE HUNG嗣經緝獲到案，其相貌顯與警方查獲本案行為人（下稱實際行為人）時所拍攝之照片不符，且NGUYEN THEHUNG之簽名亦與實際行為人於警詢筆錄、逮捕通知書、指紋卡及偵訊筆錄上之簽名筆跡不同。再經聲請人將實際行為人與NGUYEN THE HUNG之指紋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比對之結果，其2者之指紋並不相符，是以，NGUYEN THE HUNG顯非本案涉犯公共危險罪之人。然本案依原卷證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實無法確認實際行為人為何者，亦無從更正被告之姓名、年籍，則依最高法院98年度台非字第67號判決意旨，應就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之被告即NGUYEN THEHUNG為有無犯罪行為之裁判。為此，依嗣後發現之新事實新證據，顯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426條第1項、第427條第1款規定，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等語。

二、按聲請再審應以再審書狀，敘述理由，附具原判決之繕本及證據，提出於管轄法院為之；又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29條、第43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法院審判之被告，係檢察官所指刑罰權對象之人，起訴書所記載之被告姓名、年籍，一般固與審判中審理之人（對象）姓名、年籍一致，惟若以偽名起訴，而審判之對象為真正之犯罪行為人即確為檢察官所指被告之人，因刑罰權之客體同一，僅姓名、年籍不同，其於審理中查明時，由法院逕行更正被告之姓名、年籍；其於判決後始發現者，亦由原法院裁定更正姓名、年籍重行送達即可。但若依卷證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無法看出真正之犯罪行為人，並可確信起訴書所指被告並非真正犯罪行為之人，且無從更正被告之姓名、年籍，自應就起訴書所指被告之人為有無犯罪行為之裁判。是倘行為人冒名接受警詢未被發覺，檢察官並未實施偵查訊問，即依憑該警方所調閱之口卡片、相片影像資料查詢表所查得遭冒名者之姓名、年籍等資料，記載於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於此情形下，因檢察官未為偵查行動，其內心本意無從依外觀上客觀之事證憑斷，而其既僅依形式上所查得之資料撰寫被告之姓名、年籍，則應以聲請書所載姓名之人為審判對象（最高法院100年度台非字第13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除刑事訴訟法有特別規定外，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或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者，其判決當然為違背法令，同法第379條第12款定有明文。又同法第266條規定起訴之效力不及於檢察官所指被告以外之人，即所謂起訴對人之效力；而同法第264條第2項第1款規定起訴書應記載被告之姓名、性別等資料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係為特定刑罰權對象之用。惟檢察官起訴之對象為被告其「人」，並非其「姓名」。本件涉犯常業重利罪嫌之人為王智皇，其於警局初訊及檢察官偵查中，均冒用「林俊宏」之姓名，復在偵訊筆錄上偽簽「林俊宏」之姓名及按下自己之指模，致檢察官誤認王智皇係林俊宏，而諭知交保新台幣20萬元予以釋放，繼對之起訴。但檢察官起訴之對象仍為冒名之王智皇，並非林俊宏本人，原法院於審理中，經證人曾瑞龍指證稱：涉犯常業重利罪嫌者係王智皇，其乃冒用林俊宏之姓名應訊云云。原法院並依據台南縣新營市戶政事務所函送林俊宏遺失國民身分證而申請補發之資料，認定林俊宏之姓名被王智皇所冒用，有原案卷可稽。參照司法院院字第569、1729號解釋意旨，原法院應將被告更正為王智皇，或通知檢察官更正後，逕對王智皇予以審判，方為適法。原法院竟對未經起訴之林俊宏本人判決無罪，自有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之違誤（最高法院90年度台非字第160號判決意旨可參）。換言之，若檢察官已就「實際行為人」訊問後始提起公訴，縱使該「實際行為人」冒用他人之名義，以致起訴書所載之被告姓名、年籍為「遭冒名之人」，然檢察官之本意係欲就接受偵查訊問之該「實際行為人」提起公訴、請求法院行使審判權，並非就「遭冒名之人」提起公訴，此時應僅生更正被告姓名年籍之問題；若法院反就「遭冒名之人」為實體有罪、無罪判決，則依前開判決意旨，即有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之違誤。

三、經查：

㈠本案實際行為人於民國106年11月15日，因飲酒後騎乘機車遭警方查獲，並測得其酒測值達每公升0.34毫克，警方於製作警詢筆錄後，旋於同日以現行犯移送臺中地檢署，並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於同日對該實際行為人進行偵訊後，始於同年月23日向本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等事實，有警詢筆錄、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執行逮捕、拘禁告知本人通知書、酒精測定紀錄表、臺中地檢署檢察官訊問筆錄、臺中地檢署106年度速偵字第7064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附卷可稽（見偵卷第6至8、10、12、23頁正反面、25頁正反面）。堪認本案係經檢察官訊問後，進而就該受訊問人（即實際行為人）向本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甚明，縱使本案實際行為人係冒用NGUYEN THE HUNG之名義，以致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及本院原審判決所列載之被告姓名為NGUYEN THE HUNG，然檢察官自始即無對NGUYEN THE HUNG進行追訴之意，本院自不得對NGUYEN THE HUNG為有罪或無罪之實體判決。

㈡聲請意旨另引最高法院98年度台非字第67號判決，作為本件聲請再審之依據。惟觀之該判決意旨略以：「...本院按法院審判之被告，係檢察官所指刑罰權對象之人，起訴書所記載之被告姓名、年籍，一般固與審判中審理之人（對象）姓名年籍一致，惟若以偽名起訴，而審判之對象為真正之犯罪行為人確為檢察官所指被告之人，因刑罰權之客體同一，僅姓名年籍不同，其於審理中查明時，由法院逕行更正被告之姓名年籍；其於判決後始發現者，亦由原法院裁定更正姓名年籍重行送達即可。但若依卷證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無法看出真正之犯罪行為人，並可確信起訴書所指被告並非真正犯罪行為之人，且無從更正被告之姓名年籍，自應就起訴書所指被告之人為有無犯罪行為之裁判。因此，倘犯罪行為人持用他人之身分證，冒名接受警詢未被發覺，檢察官並未實施偵查訊問，即依憑該他人身分證所示姓名、性別、年齡、住所等資料，記載於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於此情形下，因檢察官未為偵查行動，其內心本意無從依外觀上客觀之事證憑斷，自僅得依聲請書所載者為審判對象；而第一審簡易判決純為書面審理，行為人未為實際之訴訟行為，亦無從認定其即為審判之對象。是卷內既無任何客觀上足資分辨其他犯罪嫌疑人之人別資料，而現存之證據又已足認定犯罪事實，依刑事訴訟法第453條之規定，法院應立即處分，則該所受請求確定刑罰權範圍之被告，自應認係被冒名之人，而非真正之行為人。」等語。亦即，該判決亦認：若檢察官未實施偵查訊問，即依憑卷內所示之遭冒名者之姓名年籍等資料記載於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自無從判斷檢察官本意所欲請求法院行使審判權之對象為何，僅得依聲請書所載者為審判對象。準此，該判決之情形實與本件業經檢察官進行偵訊後始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情形不同，聲請人援引該判決聲請再審，即有誤解。

㈢綜上所述，聲請人本件再審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以裁定駁回之。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