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黃政榮

籍設臺中市○區○○路00號（臺中○○○○○○○○）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4171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犯罪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及理由

壹、本案犯罪事實及理由，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黃政榮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餘均引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詳附件）。

貳、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㈠、被告黃政榮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業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並於000年0月0日生效。修正前該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列條號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以1億元為界，如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之洗錢行為，則修正為法定刑度至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查本案詐欺集團利用被告所收取之不法所得金額未達1億元，是應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與前開修正前之規定為新舊法比較，而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法定最重本刑5年，較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1項之法定最重本刑7年為輕，是依上開規定，經新舊法比較之結果，本案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論處。

㈡、按所謂法律不能割裂適用一詞，係源自最高法院27年上字第2615號判決先例所引「犯罪在刑法施行前，比較裁判前之法律孰為有利於行為人時，應就罪刑有關之一切情形，比較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整個之適用，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之判決文字所指「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等語，經實務擴大適用的結果，除新舊法之比較外，其於科刑時，亦有所謂法律不能割裂適用之說。實則，基於案例拘束原則，此一判例意旨原侷限在法律修正而為罪刑新舊法之比較適用時，須考量就同一法規整體適用之原則，不可將同一法規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始有其適用。況對於易刑處分、保安處分等規範，實務見解均已明文採取與罪刑為割裂比較而分別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條文，此有最高法院96年度第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可參，由是觀之，法律適用本應不存在所謂「一新一切新，從舊全部舊」的不能割裂關係存在。上開判決先例所指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在罪刑與保安處分之比較適用上，既已產生破窗，而有例外，則所謂「法院就同一罪刑所適用之法律，無論係對罪或刑（包括主刑、從刑、或刑之加重、減輕與免除等項）或保安處分，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均應本統一性或整體性之原則，予以適用」之論述，其立論基礎應有誤會(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808號判決意旨參照)。自刑法第2條第1項之立論基礎而言，該條之規定於學理上稱「從舊從輕」原則，其理論係根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內涵之「禁止溯及既往」，亦即為保障人民對刑罰法秩序之信賴，於行為時法律既已明文規定較有利於行為人或較輕之處罰，即不得於行為後，因法律修正而突襲性地惡化行為人於法律上之地位，是以，於刑罰法律有所修正時，原則上如修正後之實體法律規範對行為人較為不利時，即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適用行為時之法律，避免行為人因事後之法律修正而遭受突襲之不利益。然而法律多具有一定之結構或系統，個別之法條間，亦有相當可能具有高度之關聯性或配套關係，是如數個相關法規同時修正，而此等法規彼此間具適用上之整體性或為配套性修正之關聯規範時，基於避免法律適用上之矛盾，或需同時適用多項完整配套規範方得以完整評價立法者之整體法律修正時，方有一併將數個具關連性、配套性之條文綜合考量之必要，質言之，刑法之「從舊從輕」既係根源於憲法之信賴保護原則之誡命而來，原則即不應輕易例外適用對行為人較為不利之事後法，以免侵害人民之合理法律信賴，而應僅在條文間具有體系上之緊密關聯，或有明確配套修正之立法目的存在時，方容許基於法律適用之完整或尊重立法意旨而得例外一體適用對人民較不利之事後法。而同一法律之條文間，容或有分屬不同之條文體系、或有彼此間並無解釋、適用上之當然關聯，自無僅因同一法律之數條文偶然同時修正，即於比較新、舊法之適用時，一概將所有關聯性薄弱之修正規範同時納入比較之必要，而應具體考量各該修正規定之體系關聯，以資判斷有無一體適用之必要。

㈢、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先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自同年0月00日生效。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6日修正後規定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其後洗錢防制法嗣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000年0月0日生效，修正後將原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移列至同法第23條第3項，並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是被告於偵查中及審理中是否均有自白、又是否有繳回其犯罪所得，即影響被告得否減輕其刑之認定，112年6月16日修正前之規定並不以被告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為必要，然112年6月16日修正後則需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113年8月2日修正後更需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須繳回犯罪所得始得減輕其刑，是112年6月16日、113年8月2日修正後之規定均對被告較不利，自應適用112年6月16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規定對其論處。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Telegram暱稱「馬東石」之人及不詳詐欺成員就上開犯行俱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三、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均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四、按訊問被告，應予以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如有辯明，應命就其始末連續陳述，其陳述有利之事實者，應命其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款、第96條分別定有明文。如檢察官於起訴前未就犯罪事實進行偵訊，形同未曾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罪名，即逕依其他證據資料提起公訴，致使被告無從自白，以期獲得減刑寬典處遇之機會，難謂非違反上開程序規定，剝奪被告之訴訟防禦權，違背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於此情形，倘認被告於嗣後之審判中自白，仍不得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顯非事理之平，從而，就此例外情況，祇要審判中自白，仍有上揭減刑寬典之適用，俾符合該條項規定之規範目的(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08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並自同年0月0日生效，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規定同條例所謂「詐欺犯罪」包括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第47條前段則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查本案員警、檢察官於偵查中均未就被告犯行給予其自白機會，而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就其加重詐欺及一般洗錢罪俱為自白，且卷內並無證據證明其因本案實際獲有犯罪所得須繳交(見本院卷第85頁)，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至被告本亦應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惟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其等均僅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上開輕罪之減刑事由雖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仍應由本院審酌作為被告量刑之有利因子。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近年來詐欺案件頻傳，每每造成廣大民眾受騙，對於社會治安造成極大之負面影響，而被告卻率然提供金融帳戶，與其餘不詳詐欺成員分工合作而為本案上開犯行，又尚未與告訴人王賢凱成立調解。惟考量被告於本案並非處於犯罪核心角色之地位，且被告自白犯行，且符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事由等情事，已如前述，犯後態度尚佳。兼衡被告自陳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執行前從事便利商店店員、月收入4萬元、離婚、無子女、父母為低收入戶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96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參、沒收部分

一、被告否認因本案犯行獲有報酬（見本院卷第85頁），卷內亦無積極證據可資佐證被告有實際分得報酬，既未有何犯罪所得，自無庸為沒收或追徵價額之諭知。

二、又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規定者，亦適用之。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刑法第2條第2項、同法第11條定有明文。查，洗錢防制法於修正後，其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與其他沒收之物以屬於犯人所有為限，才能沒收之情形不同。而告訴人匯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所載台新銀行帳戶之詐欺款項，自屬洗錢之財物，本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沒收。然被告既已將上開帳戶交由他人使用，對匯入上開帳戶內之款項已無事實上管領權，如再就被告上開洗錢之財物部分宣告沒收，顯有過苛之虞，參酌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仲雍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文亮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