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6年度訴字第1753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6年度訴字第1753號

公訴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甲○○

選任辯護人

陳建勛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6年度偵字第405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於民國94年4月初，指揮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站偵辦太萊晶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萊公司）董事長何政鋒等人涉嫌炒作股票案，函請財團法人櫃檯買賣中心（下稱OTC）調閱太萊公司股票監視報告；

(一)、何政鋒、林寶娜（太萊公司發言人兼董事長特助） (均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96年度上訴字第1174號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審即本院95年度訴字第414號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10月及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8月，緩刑3年在案)知悉後為避免不法情事遭司法調查，遂透過該公司顧問亦即立法委員張昌財國會辦公室之無薪顧問張大方居間牽線，於同年4月12日晚間9時許，安排何政鋒、林寶娜與立法委員張昌財及甲○○ (係張昌財國會特別助理)(均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96年度上訴字第1174號判決有期徒刑5年4月，褫奪公權2年及有期徒刑2年8月，褫奪公權2年在案) 等人在臺北市喜來登來來飯店會面，並由何政鋒、林寶娜請張昌財利用立法委員職務之便，出面向OTC、證券期貨管理局（下稱證期局）等單位施壓擺平OTC函查太萊股票炒作疑案。張昌財瞭解狀況後，為求圖得不法所得，竟與非屬公務員身分之甲○○、張大方基於圖太萊公司、何政鋒等人免於被調查之不利益及圖張昌財、甲○○、張大方本身之私人不法利益而獲利之犯意聯絡，指示甲○○、張大方聯絡處理，發函通知證期局派員前來張昌財委員國會辦公室說明，談妥後張昌財隨即離去；而張大方另曾先行於私下向張昌財建議擔任太萊公司之顧問，由太萊公司以支付顧問費方式給付報酬。94年4月13日上午張大方向林寶娜、何政鋒表示擺平案件之代價為新臺幣 (下同)150 萬元，可先付前金30萬元，餘款120萬元以聘請張昌財為太萊公司顧問之名義為掩飾，分12個月按月支付10萬元（實則，張大方向張昌財表示之處理上開案件之報酬為顧問契約1年，每月6萬元，其餘4萬元由張大方獲得；無積極證據證明張昌財就前金30萬元及每月太萊公司支付顧問費中4萬元部分知情）。何政鋒、林寶娜二人為避免進一步遭司法調查，希藉由張昌財擔任立法委員，對政府機關監督、質詢及審查預算之職權，以干預阻止ＯＴＣ、證期局等金管單位依法對太萊公司之調查，乃同意張大方提議對張昌財之協助處理交付不法利益，94年4月13日隨即支付前金30萬元及第1個月份之10萬元予張大方，張大方則於同日下午在立法院旁先交付10萬元予國會助理甲○○，嗣後因張大方自每月顧問費用中分得4萬元，其遂應甲○○之要求另給付10萬元予甲○○作為酬勞。

(二)、立法委員張昌財國會辦公室之助理甲○○、顧問張大方依張昌財於前晚之指示及授權，於94年4月13日指示不知情之張昌財國會辦公室助理羅惠如以立委張昌財名義傳真行文「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要求證券期貨管理局（下稱證期局）人員於94年4月14日到立法院中興大樓410室張昌財委員辦公室說明太萊案，並要求立即停止所有函調行動，進行干預：

１、證期局人員鑑於立委對該機關行使預算審查及質詢權，乃不敢怠慢立即指派第三組副組長呂淑玲及承辦人伍思吟於94年4月14日赴張昌財立委辦公室說明太萊案，惟特別助理甲○○、顧問張大方，不滿證期局人員對太萊案之說明，施壓未達目的，而旋即於同日再次傳真發文要求證期局另派員說明太萊案之調查內容及範圍。然因甲○○、張大方因於94年4月14日晚間，自林寶娜處得知ＯＴＣ全省函調太萊股票全部交易資料，係源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指揮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站正在調查之太萊公司炒股疑案，方函請ＯＴＣ出具監視報告，甲○○故而於94年4月15日，要求證期局第三組組長王銑、承辦人伍思吟再次赴張昌財辦公室說明太萊案，並進而要求證期局於1週內結案，王銑不得已而應允1週內會結案。

２、嗣後，甲○○自證期局處得知已分別發函調查局、臺中市調查站等單位之太萊公司股票分析報告結果沒有問題，乃轉而告知張大方表示證期局係主管機關，分析報告沒有問題，函轉調查局時亦會結案。張大方隨即告知何政鋒、林寶娜，表示立委張昌財已擺平該案，ＯＴＣ、證期局、調查局、調查局臺中市調查站等4單位已結案。何政鋒、林寶娜遂依約定自4月起，以聘請張昌財為太萊公司顧問名義，繼續支付其餘之120萬元（依前述，其中10萬元部分，已以現金先行支付張大方）。

(三)、立法委員張昌財、特別助理甲○○在94年4月22日（周五）通知擺平該案件後，張昌財於94年4月25日以欲出國，行前亟需現款為由，透過甲○○向太萊公司要求預支顧問費10萬元，經太萊公司顧問張大方向何政鋒說明後，張大方指示秘書鍾明純，將10萬元匯入甲○○在監察院郵局之帳戶內，隨即由甲○○悉數領出並換成美金3,100元後親交張昌財。張昌財復於5月13日前往歐洲，行前（12日）仍以亟需現款為由，透過甲○○再向張大方預支太萊公司所支付顧問費之款項8萬元（連同前述10萬元共計18萬元），經張大方與甲○○達成協議，先由甲○○代墊支付，隨後再由張大方補給甲○○，甲○○即自行先湊足8萬元，於5月13日兌換成2,000歐元後親交張昌財，張大方則隨後將8萬元現金補交甲○○。

(四)、前開何政鋒交付張大方40萬元現金，其中30萬元係何政鋒私人支出，其餘約定之120萬元顧問費部分，由太萊公司支出（其中第一期10萬元由何政鋒先行代為支出，連同前金30萬元交付張大方），何政鋒因120萬元部分係太萊公司支出，堅持顧問費部分須與張昌財訂立書面契約，以利太萊公司之報銷支出，是94年4月26日張大方經由甲○○事先取得立法委員張昌財同意，交付之張昌財身分證資料及立法委員張昌財之簽名章用印，與何政鋒完成簽訂立委張昌財擔任太萊公司顧問合約（合約書事先於4月25日繕打，故合約書日期為94年4月25日），何政鋒指示太萊公司財務人員辦理120萬元簽核作業；5月3日太萊公司財務部人員開立太萊公司聯邦銀行中和分行面額10萬元且未指定受款人之12張支票交予何政鋒，再由何政鋒將支票交付張大方收執，因其中10萬元已連同前金支付，張大方乃將第1個月份之10萬元支票返還予何政鋒，餘11張支票則存入張大方使用之鍾明純華南銀行中港分行帳戶內託收，按月兌領後續110萬元，由張大方按月交付6萬元予張昌財，前後由張大方兌現3張支票，張昌財已自太萊公司處收取3個月計18萬元（已先行取得如前）。

二、甲○○於94年8月29日在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張昌財涉嫌貪污治罪條例時，經以證人身分具結後證稱：「（問：跟太萊公司的合約何人簽約？）張大方在94年4月25日拿合約書到張昌財委員辦公室，時間大約中午過後，是吃完飯後，當時辦公室都有人，張大方跟鍾明純一起拿合約書過來，現場還有施焜松主任及秘書羅惠如，當時張昌財不在。」、「（問：張昌財不在，如何用印？）我當天蓋印章時，還有跟張昌財通過電話要蓋他的印章，印章放在張昌財辦公室抽屜內，我就去拿，我是經過張昌財同意才拿印章，否則要如何蓋章，現場他們都在。」、「（問：你們跟張大方等人要請證期局去說明及擺平時，張昌財都知道？）他都知道，因為他有在喜來登現場，當時還有我、張昌財及一名女子、何政鋒、林寶鳳都在，事後發文傳真是我隔天經委員交代羅小姐傳真，不然不容易傳真，除非有跟委員說清楚，否則羅小姐不可能幫我傳真這種東西。」（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94年度偵字第12643號卷頁103）；其於94年9月5日，亦以證人身分具結後證稱：「（問：傳真給證期局的傳真函，有無經過張昌財的授權及指示？）他有授權及指示，我以前有說過。」、「（問：有關與太萊公司簽定顧問約的身分證影本及立委章，你是否經過授權才拿的？）這都有跟立委張昌財報告過。」等語（參上開第12643號偵卷頁112）。然甲○○於該案繫屬於本院95年度訴字第414號，在95年12月13日下午2時30分本院審理時，亦以證人身分到庭，其明知具結作證之證人，依法有據實陳述之義務，不得為匿飾增刪之虛偽陳述，竟基於偽證之犯意，經具結後虛偽證稱「（辯護人問：就當天發函給OTC這個事情，張委員有具體指示你們要發文嗎？）沒有」；「（辯護人問：你剛才所說你跟證期局見面以及打電話給王組長這個事情張委員知道嗎？）不知道。」；「（辯護人問：你講的蓋章、用印過程如何？）張大方在25日左右的一天中午，他拿太萊公司合約來辦公室，跟鍾明純一起來的，我拿委員的印章出來蓋的。」；「（辯護人問：你蓋章的時候，委員知道嗎？）委員在國外，他不知道。」；「（檢察官問：你們發函給證期局有經過委員的授權？）委員沒有說授權發函，只是叫我們去瞭解。」；「（檢察官問：提示94偵字第12643卷103頁第5行起，…是否有經過張委員的同意才用印？）沒有經過張委員的同意。」就關係張昌財是否圖利之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具結，而為虛偽陳述，足以影響司法裁判之正確性。

三、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自動檢舉偵查起訴。

理由

一、

(一)、按現行刑事訴訟法為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排除具有虛偽危險性之傳聞證據，以求實體真實之發見，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明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四條之規定（即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同條之4），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本件除被告甲○○之選任辯護人陳稱另案被告張大方於另案調查及偵訊時所為之供述無證據能力，且本件未傳喚張大方到庭，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規定之適用 (見本院卷頁132反、135)外，被告及其選任辯護人並未就本院調卷 ( 即另案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6上訴字第1174號全卷、含原審卷、偵查卷及調查筆錄)卷內供述、證述筆錄及其他證據資料之證據能力有所爭執，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是應認已同意本院調卷 (即另案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6上訴字第1174號全卷、含原審卷、偵查卷及調查筆錄)卷內之供述、證述筆錄及其他證據資料均得作為證據，且經本院審酌後，認除另案被告張大方於調查及偵訊時所為之供述內容，不得作為證據外，其餘上開卷內證據資料並無不適當之情形，應認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二)、另被告之辯護人復陳稱：通訊監察譯文非依刑事訴訟法第39條規定製作，無證據能力之詞 (見本院卷頁132反)，而查，本院業於96年12月11日勘驗程序及審理時二次勘驗94年4月13日上午10時42分許另案被告林寶娜與張大方與94年4月25日14時30分許另案被告張大方與被告之通訊監察錄音內容，除部分人別記載錯誤外，核與監聽譯文內容相符屬實 (見本院卷頁65至71、88至90、131反至132) ，該監聽譯文既係據監聽錄音為紀錄，勘驗結果亦查無任何不可信之情況，自具有證據能力，併此敘明。

二、訊據被告甲○○矢口否認有偽證之犯行，辯稱：伊之前因擔心幫張大方瞞騙張昌財及用印之事被揭發，無法在立法院立足，故稱張昌財知情之詞，伊於本院95年度訴字第414號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中所為之證言始屬真實，此從何政鋒、林寶娜之調查、偵訊及原審之供述內容可資佐證，自通聯譯文內容顯示張大方騙太萊公司，也間接騙伊與張昌財，依據94年4 月13日張大方與林寶娜之錄音內容，可知張大方講話含糊其詞，顯見張大方係想要將事件嚴重化，以向太萊公司騙取金錢，張大方於調查及偵訊時所為之陳述內容均不實在，另卷內通聯監察譯文顯示，僅伊、張昌財及張大方三人在喜來登飯店碰面而各自離去，直至張昌財於94年4月13日出境，伊與張大方均未與張昌財聯繫，且無何何政鋒、林寶娜與伊及張昌財之通聯紀錄，並無證據證明張昌財有指示伊或張大方發函予證期局之事，伊於94年4月14、15日與證期局人員見面，張昌財當時係在大陸，自無從知悉亦無從指示伊與王銑組長聯繫，另蓋用契約之日期實為94年4月26日，當天張昌財已出境，故伊證述張昌財在國外，他不知道蓋章之事，並無不實，又張昌財於94年4月12日下午搭機返台，先回到中壢辦公室，辦公室內有張勤敏行政秘書，嗣與選民陳美惠小姐見面，由司機徐世宏開車載張昌財與陳美惠至喜來登飯店之情，均經證人徐世宏、陳美惠及張勤敏於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6年度上訴字第1174號案件中結證屬實，足證伊證稱張昌財未授權發函給證期局之證言為實在等詞，惟查：

(一)、被告於上揭另案即本院95年度訴字第414號審理時具結所為之證言內容，與其在該案調查及檢察官偵訊時所供述及具結證稱之內容前後相反、不一致：

1、94年8月8日調查站調查時供稱：「（問：綜前述自94.4.12張昌財、張大方及你本人與何政鋒、林寶娜在喜來登來來飯店會面後，經立委張昌財同意處理太萊公司遭ＯＴＣ調查案，你與張大方即依委員指示連續發函給證期局，要求到委員辦公室說明，並要求在一周內結案，於94.4.22自證期局王銑處獲得太萊案已經處理好，該案已結之訊息，乃於94.4.2 5以張昌財擔任太萊公司顧問名義將合約等資料送去申請款項，顯然是以顧問費名義作為掩飾，而是事先經張昌財、張大方、何政鋒、林寶娜合議作為擺平太萊案之費用，是否如此？）答：顧問費用確係作為擺平太萊案之費用，但是實際上張昌財委員每月僅收取6萬元、全年總計72萬元之顧問費」等語 (以下除記載本院卷外，均係引用另案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6年度上訴字第1174號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中上訴審、本院、偵查及調查之全部卷證資料，而不再重複引述該卷之案號，合先敘明) （參I1 卷第279-280頁），並經檢察官複訊所供屬實在卷（參D卷第8-12頁背面）。

1、甲○○於94年8月9日檢察官複訊時供稱：：「（問：到底何人指示你們函請證期會人員開會？）答：是張昌財立委，在94年4月份，張昌財與張大方、太萊公司的何政鋒、林寶娜在台北市的喜來登飯店見面，他們表示說太萊公司被寫黑函，請求立委出面幫他們澄清。我去的時候他們就談的差不多，由委員指示我找羅小姐請他找相關單位的人來辦公室談，由張大方及我來談，整個案子是由張大方來做說明。」、「（問：在立委的指示下召集相關單位的是否在執行公務？）答：當時是由張大方跟他們談，我也有下去。這應該算是執行公務，因為委員有交代我跟張大方去處理。張大方是張昌財委員的顧問，也是不支薪。」、「（問：張昌財委員是否也是指示張大方會同你共同處理？）答：是的。因為這方面的事我比較不懂。而且是張大方跑來找的。我只參與二次，其他事他們自己約的，不關我的事。」、「（問：依照林寶娜、張大方二人的證述，擺平太萊公司遭調查案的費用是150萬元，並以顧問費的名義支付，有何意見？）答：我不曉得是150萬，只知道每個月6萬元，這個是張大方開的，委員也接受，在喜來登之前就有談過，在辦公室談的，那張大方就說要給委員6萬元。」、「（問：顧問費收了多少？）答：我只知道委員只收了6萬元，為期一年。但其中的差額是否被張大方拿走了，我不知道。」【按：依後述94年4月25日甲○○與張大方電話對話內容，甲○○知悉每月顧問費中張大方拿走4萬元之事】、「（問：這顧問費是否與擺平太萊晶體的事有關？）答：立委叫我去召集相關單位談這件事，談完後顧問費就產生了。」、「（問：依照林寶娜、張大方二人的證述，擺平太萊公司遭調查案的費用是150萬元，並以顧問費的名義支付，意見？）答：我不曉得是150萬，只知道每個月6萬元，這個是張大方開的，委員也接受，在喜來登之前就有談過，在辦公室談的，那張大方就說要給委員6萬元。」「（問：那為何張大方要包10萬元紅包給你？）答：是這個案子結束後，我跟張大方說委員都有每個月6萬元顧問費，我都沒有，他才包給我10萬元。」等語（參D卷第9-10頁），及其供稱：「（問：證期局的第三組組長王銑打電話告訴你沒事了，是何意？）答：王組長告訴我這個被黑函檢舉的案子已處理完了。」、「（問：你們為何要求證期局向你們回覆櫃買中心向證券商大舉調閱資料之根據及目的？）答：是張大方說被大舉調卷商資料會影響股價及很多投資人。」、「（問：依證期局專員伍思吟94年4月15日簽呈第2點『本次會議該委員特別助理表示，據其瞭解，有關台中市調查站調查太萊晶體公司案，係因該調查站調查永兆公司案時，該案關係人有交易太萊晶體股票，故懷疑是否有涉及炒作太萊晶體股票之情事，並關切本案是否可於一星期內結案，以免影響太萊公司股價』，有何意見？）答：此段都是由張大方告訴我的，張大方都在現場。」、「（問：這不就跟當初的黑函不符？）答：他們說可能就這個關係。」等語（參D卷第10頁背面）。

2、另甲○○於94年8月9日另案本院羈押訊問時供稱：（問：對於檢察官移送你的犯罪事實有何意見？）答：我在調查站中有講過張昌財委員，我是他的助理，他請我去處理證期會的事情，張大方是委員的顧問，太萊找張大方，張大方也是太萊的顧問，張大方來跟委員陳情說太萊收到黑函說有人檢舉，黑函檢舉的事由是一個離職的員工惡意放話，但是放話的內容是什麼我也不清楚，所以張昌財委員交代我跟張大方兩個人約ＯＴＣ的人，請他們來說明，所以才會有張昌財國會研究所發出去請證期局來說明的這兩張函。」、「（問：他們當時談的內容？）答：太萊的人有跟委員敘述內容，委員交代我和張大方明天處理證期局的事情，我的處理方式是約證期局的人過來說明。」、「張大方跟我一起去跟委員約晚上在喜來登，那時候有帶太萊的何政鋒和林寶娜一起在喜來登談，我是最後才到。」等語（參J11卷第4-5頁），其並供稱：「（問：在這件事情有無拿到好處？）答：在這件事上，委員每個月收到顧問費，我跟張大方說委員每個月有6萬元，為何我沒有，張大方給我10萬元。」、「（問：10萬元的代價是什麼？）當時證期局有回我電話說事情處理完了，因為他給委員一個月6萬元，我說是否可以給我吃紅，所以他就給我10萬元。」，且供稱：「（問：委員受到每個月六萬元的顧問費，事實上到底有無收到？）答：有，他收到三個月十八萬元，分成兩次領，一次領十萬元，一次領八萬元，沒有按時間領，因為當時委員要出國，他說他出國沒有錢，請我跟張大方是否先透支十萬元，後來張大方就匯十萬元到我的帳戶，當天我領六萬元，四萬元各一次，再換成美金給委員，委員從大陸回來以後又要去歐洲，所以我就跟張大方拿現金八萬元，我再去換成歐元給委員張昌財。」、「（問：張昌財有表示希望把一個月的費用領完？）答：因為他有資金的缺口一百萬元，他差了五十五萬元，委員叫我趕快想辦法調錢，我打電話給張大方，他說他當時人在大陸，我跟他說委員需要五十五萬元，看是否太萊的顧問費是否可以一次領回，讓委員可以過，張大方說他人在國外沒有辦法，後來由辦公室的主任施焜松借五十五萬元給委員，有匯款證明。」等語（參J11卷第6-10頁）。

3、甲○○於94年8月18日調查站調查時供稱：「（問：經查你於94年4月12日偕張昌財與太萊公司何政鋒、林寶娜及張大方等人在台北喜來登來來飯店見面，爾等所談之主要內容為何？）答：…當日會面所談之主要內容應為太萊公司疑遭離職人員以黑函向ＯＴＣ做不實的檢舉指控，使ＯＴＣ發函調查，希望張昌財委員能協助處理，代為向ＯＴＣ及證期局關照一下，當晚我因事較晚到場，到場後張昌財即當何政鋒、林寶娜及張大方等人面前，指示我全力協助解決太萊公司的案件，張昌財並當場以手機撥打電話予助理羅惠如欲指示其協助我辦理聯絡證期局及ＯＴＣ人員到國會辦公室說明，惟未能接通，即當場囑託我於次日上班時，再請羅小姐辦理聯絡事宜。」、「（問：太萊公司何政鋒、林寶娜及張大方等人係於何時與張昌財委員討論欲聘用其為太萊公司顧問？）答：94年4月上旬，張大方至張昌財委員國會辦公室，向我提及太萊公司遭黑函檢舉情形，欲委請張昌財解決此事，我遂安排張昌財與太萊公司何政鋒、林寶娜及張大方等人於4月12日於喜來登飯店見面，之後〈詳細時間已記不清楚〉張大方向我表示，會向太萊公司建議聘請張昌財作為公司顧問，至於張大方何時與張昌財討論聘為太萊公司顧問我不清楚。」、「…我於4月13日上午至辦公室上班時，即向羅惠如轉達張昌財前一晚的指示，請其協助傳真文件至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要求證期局派員到張昌財立委國會辦公室說明太萊公司案，羅惠如並依張大方口述撰擬傳真內容…」等語（參I1卷第301-303頁），以及供稱：「（〈提示何政鋒94.8.12、林寶娜94.8.16、張大方94.8.1調查筆錄〉，問：何政鋒、林寶娜依張大方要求支付解決案件之前金30萬元，加第一個月10萬元，交付予鍾明純及張大方。又張大方供稱：『是由林寶娜以現金30萬元後，我再接交給立委張昌財特助甲○○收執』，你有無收到張大方所交付之前述40萬元？有無從中抽取第一個月份之10萬元作為酬勞？）答：94年4月22日，證期局稽核室主任兼第三組組長王銑以電話聯絡我，表示證期局辦理太萊公司案已經結案，我隨即轉告張大方。之後張大方表示太萊公司將以每月6萬元、為期1年時間，支付顧問費予張昌財，我即向其抱怨我也有出力，但卻未得到實質好處。隔數天後，張大方以現金方式給我10萬元紅包，並表示太萊公司每月支付的顧問費實為10萬元，其中6萬元給張昌財，另4萬元給張大方，所以他從自己每月4萬元計48萬元部分提撥10萬元給我作為酬庸。」等語（參I1卷第304-305頁），並經檢察官複訊在卷（參D卷第142頁），又其供稱：「（〈提示證期局太萊案承辦人伍思吟94.8.8調查筆錄第2頁『94.4.14上午10時許，我即隨同呂淑玲前往，當場由委員特助范先生及顧問張大方接待，惟大部分均由范特助主導，范特助表示張昌財委員出國，張委員並指示在他出國期間要求范特助將太萊案案情釐清，本次談話重點是范特助探詢太萊案查核結果及進度，並表示太萊案若查無具體不法事證，應即停止所有函調作為，另有提示ＯＴＣ向券商調閱投資人開戶資料之調卷函；呂淑玲回應表示本局有一貫的查核流程，並未告知太萊案查核結果及進度，范特助對此一回答，語氣不甚和善表示呂副組長本日代表證期局向委員說明太萊案，既未帶相關查核資料，又未能回答查核結果，要我們先行離去。』，問：此與你所說不符，對此你有何解釋？）答：我是依照張昌財的指示全力協助解決太萊公司案，所以與證期局人員洽談的過程會問到該案目前查核結果及進度，另伍思吟所稱之調卷函係張大方當日攜來的文件，過程中我與張大方確有提示予呂、伍2人，只是為了證明ＯＴＣ確有向券商調卷情形，…。後來因為呂、伍2人對太萊公司相關情形並不瞭解，無法給我們滿意的答覆，所以我就請他們回去，也許是因為我講話比較大聲，所以給他們感覺是我在主導整個會談。」、「（〈提示證期會內簽存檔之94.4.14立委張昌財傳真發文之『簡便行文表』〉，問：該傳真簡便行文要求證期局於次日再度派員至委員辦公室說明太萊案，原因為何？你及張大方訴求重點為何？）答：因第1次4月14日當日呂副組長與承辦人對太萊公司不甚瞭解，所以我與張大方才會於當日再次發文要求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派員說明，第2份傳真文件亦係由張大方口述，請羅惠如撰擬傳真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要求證期局針對「太萊晶體科技公司」案之相關主管人員於次日備齊調查資料及案件調查起迄進度再來作第2次說明」、「我經由張大方告知，太萊公司案是由調查局台中市調查站發函調卷偵辦的，因調卷動作太大以致影響太萊公司股價，對投資人權益損害甚鉅，要求證期局如查無具體證據，應立即停止調卷動作，並要求ＯＴＣ於1週內將查核結果函覆台中市調查站結案，組長王銑回應太萊案如查無實證，將會儘速予以結案並將結果回報予我。」等語（參I1卷第306-308頁），並經檢察官複訊在卷（參D卷第142頁），且其供稱：「（問：該張昌財顧問合約如何簽定？合約內容為何？）答：94年4月25日，張大方率鍾明純攜2份太萊公司『顧問服務契約』至張昌財委員國會辦公室，因我事前有向張昌財索取身分證影本作為向太萊公司支領顧問費及辦理所得稅扣繳之用，所以當場我即代表委員在契約上蓋簽名章，完成契約簽訂。因該2份顧問服務契約書用印後均由張大方攜回，辦公室方面沒有存留副本，我並不完全清楚合約的詳細內容，我僅知契約中有關顧問費是每月10萬元為期1年，至於顧問服務內容為何，我並不清楚，且事後張大方有無將顧問契約書交給張昌財，我並不清楚。」、「張昌財每月實際獲得顧問費是6萬元。」、「張昌財並不會在意顧問約的內容，只要每月能收到張大方6萬元即可。」（參I卷第313、314頁）、「（問：前述通話中〈94.4.25日14:30張大方與甲○○之通訊監察譯文〉，『張：那你明天，再帶去蓋〈指合約〉，因為我合約要重做啦。』、『張：當然哪，他出去再蓋啊。』、『范：喔…（笑）。反正回來有辦法拿錢就好了。」、『張：對啦！對啦！對啦！。』之意思是否表示不問何時蓋章完成合約，只要張昌財下次返國只要領得到太萊公司所支付款項即可？）答：是的，該通電話是表示不問何時蓋章完成合約，只要張昌財下次返國只要領得到太萊公司所支付款項即可。」（參I1卷第312-314頁）、「（〈提示94.4.25日14: 48張大方與甲○○之通訊監察譯文，並當場撥放錄音容〉）該通電話即為我以電話向立委張昌財請示太萊公司之顧問合約找何蓋委員簽章，張昌財同意我自行用印。」、「該通電話即為張大方原欲以盈成公司張大方等人名義，居中取得該解決太萊遭調查案之酬勞120萬元，再按月分配給張昌財。」、「我與張大方討論，張昌財願認定太萊公司支付予其的顧問費係6萬元，如果依顧問契約內容支付款項為10萬元，則在核列所得稅時會有問題，張昌財可能會發現太萊公司實際支付費用為10萬元。」（參I1卷第314-316頁）、「顧問契約書乙方簽名部分是我在立委張昌財之同意下，蓋印『立委張昌財』之簽名章。」（參I1卷第316頁）、「我事前即向張昌財索取身分證影本時即告知是要作為簽顧問契約之用。」（參I1卷第314頁）、「（〈提示：太萊公司會計部存檔之張昌財、鍾明純身分證影本〉立委張昌財之身分證如何取得？為何註記『張昌財6萬元？』、『鍾明純4萬元』？）答：張昌財的身分證影本係我交予張大方，至於為何會出現在太萊公司會計部我不清楚，上面註記的字樣不是我寫的，我亦不清楚鍾明純的身分證影本為何會在該公司。」（參I1卷第317頁）、「（問：太萊公司以聘請張昌財名義所開立之12張面額10萬元之顧問費，合計120萬，你、張大方、張昌財等人如何分配？如何交付？）答：我不清楚太萊公司係以開立12張10萬元支票方式支付張昌財顧問費，張大方告訴我係於每月5日自太萊公司領取6萬元現金，再轉交張昌財。」（參I1卷第317頁）、「（問：前述120萬元顧問費，張昌財自何時開始支領？支領情形如何？金額累計若干？）答：係自94年4月1日起擔任太萊公司顧問，依契約內容應自5月5日支領每月6萬元顧問費，但因張昌財4月26日欲出國急需用錢，由我於4月25日先行向張大方預支10萬元，另於5月13日張昌財欲前往歐洲，由我向張大方再預支8萬元，合計領得94年4、5及6月共計3個月份顧問費18萬元」等語（參I1卷第317-318頁），並經檢察官複訊所供屬實在卷（參D卷第142頁）。

4、甲○○於94年8月29日調查站調查時供稱：「（問：據你8.18供稱『... 我即向其抱怨，我也有出力，但未得到實質好處，隔數天後，張大方以現金方式給我10萬元紅包』之詳細支付過程為何？）答：我自證期局王銑處得知太萊公司案已經結案，又太萊案件已結後立委張昌財可獲得太萊公司以顧問費名義所支付之一年期，每月6萬元，共約78萬元之酬勞，我即向張大方抱怨我也有出力，隔數日（詳細日期已忘），張大方就在立法院中興大樓410室交給我現金10萬元作為酬勞。」等語（參I1卷第328頁），並其供稱：「（問：據你94.8.18供稱：『張昌財94.4.26欲出國急需用錢，由於我94.4.25先向張大方領支10萬，另於94.5.13張昌財欲前往歐洲，由我向張大方再領支8萬，合計領得94年4、5及6月共三個月顧問費18萬元』，其中94.4.25你先行向張大方領支10萬元，再交張昌財之交款詳細情形為何？）答：4月25日上午9、10點左右，我到立法院張昌財委員辦公室上班時，張昌財在辦公室內向我表示將於明（4/26）日陪連戰【按：應係江丙坤之誤】前往大陸，需要台幣10萬元換成美金，並指示我可以向太萊公司透支等方式取得款項，現場有主任施焜松知道此情。我即依張昌財指示打電話給張大方表明委員張昌財欲透支太萊公司之款項，張大方依約定於當日立即匯10萬元入我監察院郵局帳戶，我與張昌財司機徐世宏一起步行到隔壁監察院郵局，以金融卡分6萬元及4萬元二次提款，再與徐世宏將10萬元拿到立法院台灣銀行櫃檯以我名義兌換成含百元、50元及10元之美金合計3000多元，剩下零頭約台幣約1000左右。我馬上拿到張昌財委員辦公室親自將美金3000多元及剩下約新台幣約1000元左右零頭交給張昌財，現場有主任施焜松亦知此情」等語（參I1卷第328、331-332頁），並其供述：(問：前述94.5.13張昌財欲前往歐洲，你先行向張大方預支8萬元再交給張昌財之交款情形如何？）答：5月13日張昌財欲前往歐洲之前二日（5月11日）下午，張昌財之司機徐世宏打電話告訴我，表示老板張昌財要我接電話，我與張昌財電話對講時，張昌財向我表示要我籌8萬元款項，希望次日交給張昌財。我即打電話給張大方，向張大方表示委員張昌財欲透支太萊公司的錢8萬元，張大方詢問我身上有無現金可先交給張昌財，待事後再送8萬元給我，我同意張大方的作法，即在次日（5月12日）自我本人監察院郵局提領2、3萬元，配合身上現金，共湊足8萬元，張昌財電話指示我將該8萬元換成歐元，我依指示到立法院台灣銀行以我名義將該8萬元換成1800多歐元，而我於5月12日中午到委員辦公室親自將該1800多歐元及剩下約新台幣零頭交給張昌財，現場有主任施焜松亦看到此情，其後約隔1、2周後，張大方才依約以現金8萬元償還我先墊支之前述8萬元款項。」等語（參I1卷第332-333頁），並於檢察官複訊時具結供承所言屬實（參D卷第101頁）。

5、甲○○於94年8月29日檢察官複訊時具結供稱：「（問：你究竟是誰的助理？）答：我確實是張昌財的助理，我有名片，是我去找張昌財，是在立法委員選完後我去找他，94年2月份時我去找他談要當助理，張昌財就同意，名片在同年3月拿到，我在該處有辦公桌，我在該處處理委員的貸款、陳情等事務處理。」、「（問：你們跟張大方等人要請證期局去說明及擺平時，張昌財都知道？）答：他都知道，因為他有在喜來登現場，當時還有我、張昌財及一名女子、何政鋒、林寶娜都在，事後發文傳真是我隔天經委員交代羅小姐傳真，不然不容易傳真，除非有跟委員說清楚，否則羅小姐不可能幫我傳真這種東西。」、「（問：調查局所提示給你看的通訊監察譯文你是否看過？）答：看過。」、「（問：當時要擺平的單位除了證期局，還有哪些單位？）答：當時張大方只拜託我們要處理黑函的事情，也就是只有證期局的部分。」、「（但你們對話譯文不只談到這些，還有包括哪些？）答：只有這部分，剩下調查局部分是張大方說的，我們沒有能力去處理，我們只能去處理證期局部分。」、「（問：為何只能處理證期局部分？）答：因為是行政單位。」、「（問：張大方為何要給你10萬元？）答：事情處理完後，張大方說要聘請張昌財為顧問，我跟張大方聯絡過說只有委員張昌財有好處，後來張大方才給我10萬元。」（參D卷第101-102頁）。

6、甲○○於94年9月5日檢察官複訊時具結供稱：「（問：傳真給證期局的傳真函，有無經過張昌財的授權及指示？）答：他有授權及指示，我以前有說過。」、「（問：有關太萊公司簽訂顧問約的身份證影本及立委章，你是否經過授權才拿的？）答：這都有跟立委張昌財報告過。」等語（參D卷第112頁）。

(二)、被告於上揭另案即本院95年度訴字第414號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中調查及檢察官偵訊時所供述及具結證稱之內容，核與另案被告何政鋒、林寶娜於該案調查、檢察官偵訊及法院審理時所供述、證述之內容大致相符，被告辯稱何政鋒、林寶娜之供述、證述內容與其在前開案即本院95年度訴字第414號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中審理時所具結證稱之內容係屬一致，顯然有誤，洵無足信：

1、林寶娜於94年7月27日之調查站調查時供稱：「（問：妳〈自豐銀證券副總郭振國處〉得知ＯＴＣ調閱太萊股票交易資料後，妳如何處理？）答：我因為害怕太萊公司有離職員工向ＯＴＣ檢舉本公司有炒股、鎖單等不法情事，ＯＴＣ進行調查會影響本公司形象及股價，所以立刻向董事長何政鋒報告此事，並討論如何運用關係向ＯＴＣ或證交所擺平此案，當日何政鋒即告訴我已經找太萊公司顧問張大方來處理此案，張大方也應允要協助擺平此案。」等語（參I1卷第75頁）。檢察官複訊時具結供稱：「（問：你們後來為了擺平檢調的調查共付了多少錢？）答：…，約在94年4月份時，是我們跟張大方接觸，他說有辦法跟立委聯繫後擺平，後來他說有找到立委張昌財，說可以擺平，就約在喜來登來來一樓咖啡廳見面。見面時立委張昌財說要我們將原委回去查清楚再跟他談，他會處理，會面時間約30～40分鐘，張大方就叫我們先走，說他要留下來跟立委談事情。後來張大方就打電話給我，說教我不要擔心，有人出過事情，也是可以用錢擺平，他跟我們說要150萬以上才能擺平…」、「（問：當天會面時，張昌財有說了什麼？答應了什麼？）答：當天他看似匆忙趕來，好像也沒有答應我們什麼，但張大方在我們離開時，跟我說他會處理，要我們放心，後來經過跟張大方多次的電話連繫，他說張昌財要幫我們處理，並且說張昌財很快要出國，何政鋒就要我們趕快拿錢出來打點。」等語（參D卷第66、72-73頁），且供稱：「（問：張大方如何擺平此案？）答：94年4月中旬某日晚上，張大方約何政鋒及我等2人於臺北來來喜來登飯店1樓咖啡廳與張昌財見面，現場計有我、何政鋒、張大方、張昌財及其助理甲○○等5人，會中由何政鋒及我本人聯合向張昌財說明ＯＴＣ正發函各證券商調閱太萊公司股票交易資料，讓我們很擔心，深怕會對公司會有不良的影響，研判可能係離職總經理向ＯＴＣ投訴黑函作不實指控，希望張昌財能協助向ＯＴＣ或證交所關照一下，將此案擺平，張昌財向我們表示，要本公司先準備離職員工資料，並瞭解離職員工不滿情形，才能作進一步處理」等語（參I1卷第75-76頁），並供稱「（問：前述張大方打電話向妳告知可以150萬元擺平此案的詳細內容為何？〈提示94.4.13.10：42張大方與林寶娜通聯譯文〉該譯文是否即係前述妳與張大方之通話內容？）答：是。張大方在電話中與我協商之重點如下：⑴、張大方表示昨晚會商後，其與張昌財有透過關係詢問，調閱太萊公司股票交易資料的機關是法務部的檢察官。⑵、此類黑函案件依一般立法委員處理的行情都要600萬元的代價，但基於雙方交情不同，擺平此案代價僅需150萬元。⑶、付款方式要視張昌財的處理進度、情形而定，可以分期付款，先付前金30萬元，餘款分12期每月支付10萬元，可以顧問名義方式支付予張昌財。⑷、我認為費用太高，要請示何政鋒後才能決定。」等語（參I1卷第76頁）。並經

（問：你們後來為了擺平檢調的調查共付了多少錢？）答：總款給150萬，30萬現金，12張面額10萬元的期票，開立聯邦銀行中和分行，約在94年4月份時，是我們跟張大方接觸，他說有辦法跟立委聯繫後擺平，後來他說有找到立委張昌財，說可以擺平，就約在喜來登來來一樓咖啡聽見面。見面時立委張昌財說要我們將原委回去查清楚再跟他談，他會處理，會面時間約30～40分鐘，張大方就叫我們先走，說他要留下來跟立委談事情。後來張大方就打電話給我，說教我不要擔心，有人出過事情，也是可以用錢擺平，他跟我們說要150萬以上才能擺平，我認為太高了，告訴何政鋒，何政鋒就自己去跟張大方談。後來變成是給現金30萬元，支票120萬元，錢都是給張大方。後來好像是將立委張昌財、張大方都掛顧問，顧問費是張昌財每月10萬元，以前數的支票逐月兌現，至於張大方部分，公司每個月要付他6萬元，是依以前的協議付的。後來張大方說事情擺平，已搓掉了，並告訴我說是台中的檢調辦的，而且他告訴我是相當困難已經擺平了。」、「（問：150萬是用誰的錢？）30萬元是何政鋒自己的錢，120萬是開公司票支付。」、「（問：立委張昌財掛顧問是何原因？）答：因為要報帳，所以請他協助擺平的部分就是要利用顧問的方式來掛，這是張大方建議何政鋒同意的。另外何政鋒說讓張昌財掛顧問，除了有前述的效益外，另外還有營收上的效應。他們會每個月寄發票來，這樣我們才有辦法記帳。」、「（問：當天會面時，張昌財有說了什麼？答應了什麼？）答：當天他看似匆忙趕來，好像也沒有答應我們什麼，但張大方在我們離開時，跟我說這他會處理，要我們放心，後來經過跟張大方多次的電話聯繫，他說張昌財要幫我們處理，並且說張昌財很快要出國，何政鋒就要我們趕快拿錢出來打點。」等語（參B卷第66-68頁）。

2、林寶娜於94年8月16日調查站調查時供稱：「（〈提示94.4.12.9：47林寶娜與郭振國通聯譯文〉，問：該通電話內容是否為妳與郭振國之通話內容？主要內容為何？其中『如果這個黑函是只到ＯＴＣ的話，這個問題就比較好解決。如果這個黑函去檢調單位，檢調單位發函給ＯＴＣ去查，這就比較囉唆』，所指意思為何？）答：我們接獲投資人電話申訴後，董事長何政鋒認為事態嚴重，指示我向各方查證，我遂依指示向豐銀證券公司副總經理郭振國請教如何回應投資人，郭振國最主要是向我表示，如果單純是ＯＴＣ函查，事情會比較單純，如果是檢調單位要ＯＴＣ函查，事情就比較複雜，郭振國是向我分析事情的嚴重差異。」等語（參I1卷第116-117頁），並供稱：「（問：妳於94.7.27供稱：『何政鋒於1、2日內即從個人帳戶提領現金30萬元交予我，由我拿到太萊公司樓下交張大方秘書鍾明純收執』，惟何政鋒94.8.12供稱：『我請我秘書吳伊芸從聯邦銀行中和分行我本人帳戶提領現金40萬元交給林寶鳳，同一天再由林寶娜於太萊公司樓下轉交張大方秘書鍾明純收執。』，當日妳自何政鋒處取得現金為何？交予鍾明純金額為何？該筆現金作何用途？）答：何政鋒確實是拿以牛皮紙袋包裝之40萬元現金給我，要我拿到太萊公司樓下轉交給張大方的秘書鍾明純，我等鍾明純打電話給我，約定在公司樓下見面，我當面將40萬現金交給鍾明純。當時鍾明純有確認是40萬元並收下後離去。」等語（參I1卷第120頁），並經檢察官複訊供稱：「（問：公司方面交給張昌財辦公室金額為多少？）答：從我手上拿給鍾明純小姐是現金40萬元，是董事長要我用牛皮紙袋裝。我當時心裡想這筆錢是要給張大方的，因為鍾明純是張大方私人雇佣的秘書，公司並未支薪給鐘明純。」等語（參B卷第185頁）。

3、林寶娜於上揭本院95年度訴字第414號貪污治罪條例案件另案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辯護人問：有關太萊公司在94年4月間有被ＯＴＣ函查的事情，你何時知道的？）答：函查的事情是因為他函查到證券公司，證券公司會通知公司，我在公司雖然是助理，但是也是公司的發言人，我知道後，就趕快跟董事長報告，研究看是否公司出了什麼事情，其他有些問題，不曉得涉及到什麼，當時片面想到是一個離職的主管員工，是不是對公司不滿，所作的黑函，我知道的正確時間，目前我不知道，但是函文上有日期；跟董事長報告後，我有再請教別人，別人說在這種情形下，可能是公司有什麼事情。我們第一個想到就是剛才提到的主管離開所作的黑函，後來董事長就決定找公司的顧問張大方，請張大方來問，張大方提出說他會去想辦法處理這個事情，所以在4月12日跟張委員見面的前幾天，看到函文的事情」「（辯護人問：在4月12日晚上安排張昌財委員見面，安排的過程？）答：第一通電話是打給董事長，但是不知道是誰打的，應該是張大方打電話要我們到委員的辦公室，本來是要到張昌財立委的辦公室，後來張大方又再打了一通電話給我，說又改去來來飯店的一樓咖啡廳；整個安排過程我們沒有跟張昌財委員聯絡，只是電話來我們過去而已，我只是被張大方聯絡而已；4月12日當天晚上七點多快要八點多見面，我跟董事長何先生去的；我們先到的，隨後看到張大方來，再來就看到甲○○，再來就看到張委員；當天見到張委員後，應該我沒有講話，我們董事長有拿出函查的文，請教張委員，這個可能是公司主管離職不滿，請張委員可否去查看一下，或是什麼樣的情形，當天張大方在電話中及在張委員還沒有到之前都有跟我們講，有什麼事情我們可以直接向張委員請教一下」「（辯護人問：當時張委員如何答覆？）答：我看他很匆忙要離開並沒有答覆什麼，我看到他把函拿在手上，想說他還要再深入瞭解一下，我看他好像趕著要離開，張大方好像沒有把很多我們的內容跟他說清楚」「（辯護人問：後來張委員說要瞭解以後，有無再做任何表示？）答：沒有，他就說明天要出國，結果就離開。大概坐了15、20 分鐘就走了，當時本來我很期待可以請教一些問題，但我連說話的時間都沒有；當天晚上沒有提到要聘請張委員擔任顧問的事情；當天張委員有事情，非常急急忙忙要走，我們要問的事情也沒有再問下去，他就起身了，我們認為我們再待也沒有意思，所以我們就往大門的方向走，是張委員先離開幾步，我跟何政鋒才走出去，我們是分開走的，我們是從大門走開的」「（辯護人問：張大方跟甲○○他們二人如何離開？）答：我不知道，我是先走的。我離開的時候，我只有看到張大方有出來跟我講了幾句話。他看我很著急，他跟我講說，『你放心，這個事情我會打點好』，我就離開了」「（辯護人問：4月12日晚上22時04 分，你跟何政鋒有電話通聯，譯文上你有提到這起碼30萬，張大方一定15萬，起碼20萬殺10萬，我知道他的規格是這樣啦，這句話的意思，你怎麼會跟何政鋒這樣講？提示A11卷第187頁）答：因為張大方屢屢到公司，他都是以錢的前提做依歸，他都要跟公司拿錢，所以我才在電話中說他應該會要拿錢，這是我主觀的判斷，我確實有這樣講」「（辯護人問：接下來，你又說，我覺得不要緊，給他啦，可以啦，這個可以理解的啦，你跟何政鋒講這個話的意思如何？）答：就是張大方每每到公司都是要以錢做依歸，可以瞭解到他幫忙這件事情一定要拿錢，這也是我主觀的說，可以跟他殺價」「（辯護人問：你提到給他啦，可以啦，是否建議董事長給他？）答：我這意思是說張大方既然要錢，公司只要名聲不要被打壞，他可以去處理這個事情，就可以了」「（辯護人問：有關聘請張委員當顧問的事情，是什麼時候提到的？〈提示A11卷第191頁起的監聽譯文，監聽日期是94年4月13日上午10：42分〉）答：我不知道，我只是在4月13日早上張大方打電話給我，他在討論錢的問題，他提的金額都蠻大，他也有舉了一些實例，在監聽譯文都有，他自己有炫耀他辦了哪些案子等等，他說例如誰拿了多少錢，在你們公司... 詳如譯文所示，我現在記不清楚，在電話中張大方說要請張昌財當顧問，每個月要付10萬元的顧問費，我跟他說這要請示董事長；太萊公司後來與張昌財委員簽立書面顧問契約的事，我沒有有無參與」「（檢察官問：4月12日晚上張大方約你們跟張委員見面，目的是要處理ＯＴＣ調查的事情？）答：是的」「（檢察官問：你們本來預期是與張委員見面，可以擺平處理這次ＯＴＣ的函調事情？）答：不敢說擺平，但是可以把我們的意思轉達讓張昌財委員知道，因為我不是很相信張大方；當然也是希望張委員來處理這件事情；我當時不知道他會如何處理，但是我希望公司沒有事」「（檢察官問：〈提示94偵12165第174頁〉，你有跟何政鋒講，遇到許榮淑了，後來你有說，這起碼30萬，張大方一定15萬，你的意思是否是要請張委員處理這個事情，是否起碼要花30萬元，要給張委員的30萬，張大方起碼要從30萬分到15萬元？）答：是的」「（檢察官問：在4月13 日早上你說張大方有舉了一些實例，但是我看了這些實例，是否指要請立法委員做事，價碼比較高，但是效果比較好？）答：是的，張大方舉的例子是這個意思，他裡面有提到某某某花了多少錢，他的意思就是這樣」「（檢察官問：〈提示94偵12165號第27頁〉，在你跟張大方的通話譯文中，張大方跟你說，先用一次看好不好，是否指說，請張委員當顧問，先用一次處理ＯＴＣ的案子看看，看是否好用？）答：這句話全部都是張大方在主導，他這樣講我不太相信，但是張大方是這個意思沒有錯」「（檢察官問：4月13日下午你是否已經付了40萬元？）答：40萬是董事長叫我拿下去給張大方的秘書」「（檢察官問：你就本案關於張昌財、張大方、甲○○等人的一些供述，是否你自己陳述的？）答：是的。我是依照調查員的問題，據實回答；在調查站沒有被刑求、恐嚇、利誘；4月22日證期局說已經結案了，是張大方跟我說的」「（辯護人問：剛才檢察官問你說有請張昌財委員擺平ＯＴＣ調查的意思？）答：我沒有講這樣子」「（辯護人問：當天晚上有無什麼人提出要張昌財擺平ＯＴＣ的調查？）答：當天只有何政鋒陳述可能有黑函的問題，沒有人提出要擺平ＯＴＣ的調查」「（辯護人問：有關剛才檢察官問你在電話中與張大方談到錢的問題，問：有無再跟甲○○或張昌財提到有關錢的問題？）答：沒有」「（檢察官問：本案的相關案情，已經過了這麼久了，是否以你在調查站所述比較清楚？）答：是的；事隔一年半了，可能我今天有記錯，我記得張委員有示意說他明天要出國太累了，我們才會先走，所以我不記得張委員示意的時候，是他先離開，還是我們先離開，我只記得他示意後我們就說不下去了，就離開了。」等語（參本院另案審理卷三第226-235頁）。

4、何政鋒於94年8月12日調查站調查供稱：「（問：前述你與立委張昌財等人在台北喜來登來來飯店一樓咖啡廳見面，現場有哪些人？商談主要內容為何？）答：…會中由我向張昌財說明因為太萊公司可能遭到離職員工黑函檢舉，ＯＴＣ正發函向全國各證券商調閱太萊公司股票交易資料，讓我很擔心深怕會影響公司股價、營運及資金調度，我當場拿ＯＴＣ之調閱函給張昌財看，張昌財看過後向我表示，情況有點嚴重，他會先去了解一下才能做進一步處理，期間我與張昌財洽談約20分鐘，談完此事就離開現場。。隔天，張大方與林寶娜通電話後，林寶娜向我報告表示，張大方已經與張昌財溝通，但是需要300萬處理此事，我向林寶娜表示為何要如此高價，後來我親自與張大方電話聯繫洽談此事，我向張大方表示金額太高了，是否可以降低金額，希望張大方能與張昌財商談用分期的方式付款，張大方僅表示他會努力與張昌財溝通。最後，張大方與我確定，解決案件總代價為150萬元，前金30 萬元，剩餘120萬元，而為減輕太萊公司負擔，便於公司出帳需要，以聘請張昌財為太萊公司顧問名義，開立支票分期支付12期，每月10萬元，請立委張昌財出面處理解決此案。」等語（參I1卷第5頁），並經檢察官複訊在卷（參A卷第173頁）。

5、何政鋒於94年8月16日調查站調查時供稱：「（問：如你於94.8.12於本站供述，張大方向你索費150萬元，要透過立委張昌財擺平太萊公司遭調查違反證交法案件，請詳述相關付款流程？）答：前述擺平太萊公司遭調查違反證券法案件所支付之150萬元，言明其中30萬元以現金支付，另120萬元則以每月10萬元之顧問費方式支付，係我的特別助理林寶娜與張大方先行協調並經我同意後之付款方式，數日之後，張大方拿著張昌財擔任顧問合約書至我公司用印，我即交代財務部副理盧瑛琪1次開立12張面額10萬元、空白抬頭之太萊公司聯邦中和分行支票〈到期日自94年5月5日至95年4月5日止〉，並由我親自交予張大方本人收執，其中因第1期如前述已支付現金10萬元，當時張大方即退還我94年5月5日到期之該張支票」等語（參I1卷第21頁）。故被告雖辯稱本案純係另案被告張大方個人以立法委員張昌財名義對何政鋒之欺騙行為云云，惟倘係張大方個人之行詐行為，則張大方已向何政鋒詐得12張支票得手，自無再自願主動退還第1張支票予何政鋒之必要，附此敘明。

6、何政鋒於94年8月16日檢察官訊問時供稱：「（問：當初是在何狀況屬意張昌財處理ＯＴＣ的事？）答：是張大方介紹，可能他跟張昌財較熟。」、「（問：在張大方確定介紹張昌財後，是否要透過張昌財利用關係擺平ＯＴＣ的調查？）答：是。」、「（問：張昌財跟你提到要以何方法擺平ＯＴＣ？）我沒有跟張昌財聯絡，一切都是張大方去處理。」、「（問：你原本希望張昌財如何幫你擺平？）答：我是相信張大方會幫我處理，此件事情可以處理到沒事，只要ＯＴＣ把這個案子結案就可以了。」、「（問：120萬元顧問費及30萬元現金的目的，是為了請張昌財利用關係擺平ＯＴＣ的調查？）答：我是想息事寧人，並沒有要指定張昌財，是張大方介紹的。」、「（問：在張大方確定介紹張昌財後，是否要透過張昌財利用關係擺平ＯＴＣ的調查？）答：是。」、「（問：為何會交付現金40萬元請林寶娜交鍾明純？）答：因為張大方跟我說連同第一期的顧問費也是先給。」、「（問：為何還要簽發12張支票？）答：那是我個人先付，張昌財是跟公司簽顧問約，公司還是要開出12張支票，張大方收到12張後，將其中一張支票退還給我，我把此張支票拿去跟蕭仁照兌現。」、「（問：張昌財跟你提到以何方法擺平ＯＴＣ？）答：我沒有跟張昌財聯絡，一切都是張大方去處理。」、「（問：是誰提議用顧問約當晃子？）答：是張大方提議，他也是公司的顧問，他說這個方法可行，對公司來說可以名正言順請款。我不想讓公司支付太多，我自己也掏了30萬，也想未來可以利用張委員的關係來作政府機關的生意。」、「（問：張昌財是在何場合說可以利用他立委身分來提供你生意上的便利？）答：在今年的6月上旬，在張委員的國會辦公室，有張大方、甲○○、張昌財及我共四人。」、「（問：這次會議是在張昌財發傳真文件給證期局之前、後？）答：是在三次傳真後，而且是在張大方跟我確定ＯＴＣ結案後，才由張大方邀約我們在張昌財辦公室的會面。現金30萬是在4月中旬由林寶鳳轉交鍾明純，支票12張是在四月二十幾號，由我自己交給張大方，張昌財是否有實際收到我不清楚，我一直沒問張昌財是否有收到該150萬元。」等語（參A卷第209-210頁）。

7、何政鋒於94年8月24日調查站調查時供稱：「（問：在你得知太萊股票正遭ＯＴＣ全面函調，進而得知係調查局台中市調站正在調查太萊公司，而如你94.8.12調查局筆錄〈第7頁〉供稱：『張大方與我確定，解決案件總代價為150萬元，前金30萬元，剩餘120萬元，而為減輕太萊公司負擔，便於公司出帳需要，以聘請張昌財為太萊公司顧問名義，開立支票分期支付12期，每月10萬元，請立委張昌財出面解決此案。』（參I1卷第60-61頁）。於檢察官複訊時供承上開調查站之供述屬實，並具結在卷（參E卷第159-161頁），且供稱：「（〈提示證期會存檔之94.4.13立委張昌財國會研究室函文〉問：內容要求證期局人員於94.4.14到立委張昌財辦公室說明太萊案，並要求停止太萊案所有函調行動，此函何人擬撰？發函過程為何？內容是否由你撰擬？）答：因要擺平太萊遭調查案件我答應以150萬元代價，委請張大方、立委張昌財等人處理，至於張大方、立委張昌財如何處理，我不方便過問，故我不知道發該函之詳情。」等語（參I1卷第57頁）。並經檢察官於94年8月25日複訊，且以證人身分具結供稱：「（問：與張昌財簽顧問契約，是否就是要擺平太萊公司調查案？）答：目的是。」等語（參E卷第160頁），且供稱：「（問：你自94.4.12認識立委張昌財起，曾否直接與張昌財當面交涉要聘請張昌財為太萊公司顧問？已簽訂顧問合約之實際目的為何？）答：我未曾當面向立委張昌財交涉聘請其擔任太萊公司顧問。至於太萊公司與立委張昌財簽定顧問合約，主要是便於由公司支付張大方、立委張昌財等擺平案件之後金120萬元，簽定顧問合約實際上僅是名義。」等語（參I1卷第62頁），並經檢察官複訊所供屬實在卷（參E卷第148頁）。

8、何政鋒於上揭本院95年度訴字第414號貪污治罪條例案件另案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94年4月12日到台北喜來登飯店，當天是因張大方要幫我介紹跟張委員見面；張大方在太萊公司擔任公司財務方面計畫的顧問，例如增資案等；94年4月12日張大方之所以要介紹我認識張委員，係因張大方是我們公司的顧問，有一段時間，我們公司接受ＯＴＣ要查太萊公司股票交易的事情，我是基於立法委員是民意代表，可以比較有影響力，去瞭解一下，我跟張大方講，我也不曉得他會去找誰，他告訴我說他認識一些立法委員，他希望先幫我介紹認識一些立法委員；他約我去之前，當天他就告訴我說是張昌財委員；當天到了喜來登飯店後，印象中在場的人有張委員、范先生、我、林寶娜、張大方，還有張委員的太太；當天在喜來登我們沒有談任何事情，只有介紹認識，我印象中當天因為張委員講他剛從國外回來，很累，要急著回家休息，大概只有介紹認識握個手交換個名片，不到十分鐘，張委員就跟他太太離開了；委員離開後，不久我跟林寶娜就離開了，其他人我就不曉得了；張大方沒有跟我們一起離開」「（辯護人問：你認為張大方有達到幫你介紹的目的嗎？）答：是的，已經見過面，交換名片，稍微寒暄一下」「（辯護人：問張大方在你離開後，有無跟你說過什麼事情？）答：隔天早上告訴我說可以請張委員幫我去接洽談些什麼事情，但這不是張委員告訴我的」「（辯護人問：你之前在調查站的時候，是否曾經說過你當天從喜來登離開時，張大方有追出來跟你說不要擔心，他跟委員的事情，他會處理？）答：沒有印象，（後來改稱）應該是沒有，當天在喜來登門口也有遇到許榮淑委員，我記得有跟他打個招呼就離開了」「（辯護人問：在4月12日在喜來登見面後，你後來還有跟甲○○或是張昌財聯絡過嗎？）答：沒有；我都是跟張大方聯絡；94年4月12日晚上與張委員在喜來登飯店見面，我的印象中是林寶娜與張大方聯絡好，林寶娜跟我報告，我才跟林寶娜一起過去」「（提示A11卷第187頁，94年4月12日晚上22：04，何政鋒與林寶娜的通訊監察譯文〉答：這是我與林寶娜的通話內容，要旨就是我們出來後碰到許榮淑，他是跟我談碰到許榮淑的事情」「（辯護人問：根據譯文內，林寶娜有說這起碼30萬，張大方一定15萬，起碼20萬，殺10萬，我知道他的規格是這樣，請問當時林寶娜講這些話的時候，你如何回答他？）答：我的想法是當天在稍早之前介紹認識張委員，我覺得應該先看看再說，不用急著一定要找誰，至於錢的事情，要怎麼去做，都還沒有想要怎麼做，怎麼會去講那些錢，我當時的答覆沒有明確的答案，只是說好好而已」「（辯護人問：你當天的錄音內容據我閱卷後聽錄音帶你有說暫時不要理他，先跟他『弄』（台語）一下，這些話你有無印象？）答：我沒有印象」「（辯護人問：後來林寶娜有講，過些時候，再請他【按：指張大方】來吃飯把他錄音，你們後來有無請他來吃飯並錄音？）答：沒有，我也不曉得那是什麼時候」「（辯護人問：在94年4月12日晚上與張委員見面時，你是否知悉有被調查站偵辦的事情？）答：我有看到一張公文，公文是要請證券公司查太萊公司的交易情形，至於公文是哪個單位發的我沒有印象」「（辯護人問：當天晚上與張委員在一起時，有無談到顧問契約的事情？）答：沒有」「（辯護人問：你們公司有無聘請張委員為顧問？）答：當時還沒有；應該是一、二個禮拜後，由張大方提起，也是由張大方去辦；報酬是都是張大方跟我講的，我只是對張大方；我是在94年4月13日下午提領40萬元交給張大方；我交40萬元的時候，當時還沒有提到顧問契約的事情；張昌財沒有跟我談過顧問契約的事情」「（

）答：是的」「（檢察官問：是否就本案的相關事實以你在調查站講的比較清楚、比較正確？）答：是的；在調查站接受詢問的時候，沒有被刑求、恐嚇或其他不法的詢問，都是基於我自己的自由意思跟調查員講的」「（檢察官問：剛才辯護人問到你4月13日付40萬的時候，還沒有跟張委員談契約顧問的事情，當時還沒有打算要聘請委員當顧問的事情？）答：當時聘請當顧問的事情還沒有定案【按：只是尚未定案，並非自始未提及聘任顧問事】」「（

肆拾萬？付這肆拾萬的目的是否是為了要請張大方、張委員、甲○○替你擺平ＯＴＣ要查太萊公司股票交易的事情？）答：應該是請張大方去處理」「（檢察官問：當初張大方跟你拿40萬有無跟你說這些錢是要交給張委員嗎？）答：沒有，他說委員需要一些錢去辦事情，要委員幫我們辦事情，他需要一些錢去活動」「（檢察官問：你付這40萬是要給委員去辦事情？）答：我是給把錢交給張大方，至於他把錢交給哪個委員我不清楚」「（檢察官問：張大方引薦張昌財委員跟你在喜來登見面目的是要談擺平ＯＴＣ的事情？）答：不能這樣講，確實是ＯＴＣ調查的事，我有提一張書面調查的文給委員看，委員說這個事情還要再研究」「（檢察官問：依照契約來講，你們是跟張昌財訂立顧問契約，一年支付120萬元，每月支付10萬元？）答：我是跟張大方講，我不是跟張委員談，張大方跟我這樣講，我就這樣辦；我沒有跟張昌財委員直接交涉聘請他擔任太萊公司的顧問」「（檢察官問：後來跟張委員簽訂顧問契約，是在張大方跟你講ＯＴＣ已經擺平後才簽訂的？）答：是的；簽訂顧問契約是在94年4月26日，張大方拿顧問約到我們公司用印的」「（檢察官問：本來張大方是拿盈成公司的顧問約要讓你簽，你不同意，你說要用張昌財委員的名義簽訂你才要同意？）答：是的」「（檢察官問：張大方之前為何要拿盈成公司的顧問約讓你簽？是否是要掩飾你拿錢給張昌財的事情？）答：我不清楚張大方的目的，我當時想說請張委員幫忙，就應該讓張委員簽，我們已經跟張大方簽顧問約，盈成公司是張大方的公司，再用盈成公司跟太萊公司簽約，我會對股東無法交待，為何都找同一家公司當顧問」「（檢察官問：在94年4月25日張昌財是否有透過張大方跟你講，他要跟國民黨主席連戰到大陸訪問，要先跟你透支顧問費10萬元？）答：那是張大方跟我講，我沒有聽到張委員說」「（檢察官問：後來這10萬元是張大方先幫你墊的嗎？）答：是否是他墊的我不清楚，他有無付我也不清楚」「（檢察官問：你們公司是否在4月13日就已經知道這個案子不是單純的ＯＴＣ調卷，是檢察官要辦這個案子？〈依照林寶娜跟張大方在4 月13日的通聯，4月13日他們兩個就有提到法務部要調查〉）我對這個沒有那麼敏感我沒有在注意」「（檢察官問：4月12日晚上見面的時候，是否先跟張委員講完後，你跟林寶娜先離開，張大方才追出來跟你說不用擔心，已經跟張委員講好了？）答：我是先離開，但張大方有無追出來我沒有印象，我是在門口遇到許榮淑委員，我離開時，張大方跟張委員還沒有離開，（後改稱）是張委員比我還早離開，是張大方跟甲○○還沒有離開」「（辯護人問：在4月12日去喜來登，4月13日你有拿40萬，張大方有提到拿40萬是委員辦事情須要錢，他有無提到是哪個委員？）答：他有提到是張委員」「（辯護人問：剛才提到張委員有做中華電信手機計畫的事情，是否你可以時間、在什麼地點做過哪些計畫？）答：詳細時間我記不起來，但是應該是在94年6月；地點是在張委員的辦公室，也有約了中華電信的副總經理，還有美國的客戶直接來談【按：本案請託張昌財委員利用職權擺平ＯＴＣ等單位之調查事件，係起於94年4月12日，簽訂顧問契約則是於94年4月26日完成用印，何政鋒交付12張支票作為顧問費之付款是在94 年5月3日，故94年6月之手機投資計劃發生在本案之後】」「（檢察官問：是否後來張大方有跟你講ＯＴＣ的案子已經擺平了，你才同意付這尾款120萬元？）答：是的；（我是4月12日早上張大方、林寶娜在聯絡的時候，才知道當天晚上是要找張昌財委員，確實是因為ＯＴＣ調查我很擔心才請張大方出面找人處理此案，4月12日晚上我承認有拿一張函給張委員看，他有說事情很嚴重，要進一步瞭解才能處理此事情，4月13日張大方、林寶娜已經有談到，三百萬元太高，我希望分期，後來我有跟張大方確認，付款方式就是前金30萬元，後來120萬元就是簽顧問約的方式付款，這是張大方提議的」「（審判長問：依照筆錄顯示，你們4月12日見面就是要談ＯＴＣ調查太萊的事情？）答：是的，我有出示那個調查函」「（審判長問：在4 月13日之前，你已經確認要請張昌財幫你處理ＯＴＣ調查太萊的事情？）答：當天晚上有碰到許榮淑，我的想法，是既然已經請張大方處理這個事情，就不用再找別人，所以在4月12日晚上我已經確認要委託張大方處理這件事情」「（審判長問：4月13日你跟張大方通完電話後，就已經確認要請張昌財委員幫你處理這件事情？）答：是的」「（審判長問：所以簽顧問約的事情，是在4月13日就決定的？）答：是的」「（審判長問：張昌財委員的國會辦公室幫你去找ＯＴＣ的人員來說明是在4月13日之後？）答：應該是這個事情以後。」等語（參本院另案審理卷三第192-208頁）。

9、以上何政鋒、林寶娜於另案即本院95年度訴字第414號案件審理時所為之證述內容，均已明顯指出4月12日之聚會就是針對太萊公司被ＯＴＣ調查之事與立法委員張昌財見面，何政鋒於94年4月13日即依張大方之索求，經由林寶娜交付前金40萬元給張大方之秘書，及何政鋒與張昌財簽顧問約就是要給付後謝120萬元等事實。而何政鋒、林寶娜上開於另案即本院95年度訴字第414號案件審理時所為之證言，與前開其等於調查站、檢察官偵查中所言有部分並非完全一致（不符部分分別以括號方式說明），其中不乏有避重就輕之情形，較之先前之供述亦較不完整，惟因審酌距案發時間已經一年餘，其等之記憶容較不深刻，且其等均供承以調查站之調查所供比較清楚及正確，復與甲○○上揭供述內容較為相符，應是與事實接近，具較可信之特別情況，是何政鋒、林寶娜於前揭3、8所述證述內容，與調查、偵查中所言不符部分，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第159之2規定，採用其先前於調查站調查及偵查中所供為證，併此敘明。

(三)、被告於上揭另案即本院95年度訴字第414號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中調查及檢察官偵訊時所供述及具結證稱之內容，與與另案被告張昌財於該案調查、檢察官偵訊時所為之供述內容相符，是被告辯稱另案被告張昌財當時人在國外，無從知悉亦無從指示伊或張大方發函予證期局或與王銑組長聯繫，及另案被告張昌財不知道蓋章之事云云，殊無可信：

1、張昌財於94年8月19日調查站調查時供稱：「…我確實自甲○○處收取3個月計18萬元的顧問費，有關甲○○兌換外幣後於國會辦公室轉交給我情節亦屬實，至於其等於筆錄中供述有關支票、匯款等細節我均不清楚。」等語（參I1卷第360-361頁），且其供稱：「（問：你與太萊公司董事長何政鋒、發言人林寶娜認識過程為何？交往關係？有無金錢借貸往來？）答：喜來登該次會談才認識何董及林小姐...，我僅應允擔任太萊公司顧問，該公司自94年5月起計1年，每月支付我6萬元顧問費，到目前為止，我已收到3個月的顧問費，都是甲○○親自在我的國會辦公室內交給我。」（參I1卷第349頁）、「…我確實自甲○○處收取3個月計18萬元的顧問費，有關甲○○兌換外幣後於國會辦公室轉交給我情節亦屬實…。」等語（參I1卷第361頁），並經檢察官複訊在卷（參F卷第45-46、47-49頁），復供稱：「…我確實自甲○○處收取3個月計18萬元的顧問費，有關甲○○兌換外幣後於國會辦公室轉交給我情節亦屬實」等語（參I1卷第361頁），並經檢察官複訊在卷（參F卷第45-49頁）。

2、張昌財於94年8月19日檢察官訊問時供稱：「（問：認識張大方、甲○○、何政鋒、林寶鳳？）答：甲○○較熟，因為他常到我辦公室來，至於其他三人有見過面，但不那麼熟，他們四人的背景完全不知道。」、「（問：為何要打電話給證期局的人？）答：甲○○掛的不是我的助理。他主動跟我說可以幫我拉很多票，介紹很多人，過一陣子後，他說不是掛我的助理，無法拉票，他要求在他名片上印我的助理名義，我交代不能做違法的事情，他也答應了。有一天他說要介紹人給我認識，約在喜來登飯店，當天我才在名片上知道何政鋒，他們說是做手機的，請求我當他們顧問，我認為我是學科技的，我就答應，至於會打電話給證期局的人，大約是在今年5、6月間，這是因為有一天我進辦公室時，發現甲○○及他的朋友一堆人在我辦公室，一直在說有一家公司的增資案已申請很久，但證期會那一直都沒有下文，這樣子會造成廠商經營困難，我認為行政部門這樣是不對的，他們就要求我打電話，由行政效率觀點來說，我認為應該要快一點，我當時完全沒有其他資訊，只有他們的告知而已，我在資訊不完全之下，他們打電話後，我就接了，請證期局人員提高效率。因為我本身是民意代表，常會有口頭禪說這是自己人，請你們快一點。」等語（參F卷第45-46頁），依另案被告張昌財上開供述內容，其在喜來登來來飯店與何政鋒、林寶娜見面時，當天何政鋒即有請求張昌財擔任太萊公司之顧問，益見前開被告於檢察官偵查時所供，張昌財於喜來登來來飯店與何政鋒等人94年4月12日見面之前某日，張大方即於辦公室與張昌財談及擔任太萊公司顧問每月6萬元一節信而有徵。又張昌財於上開94年8月19日檢察官訊問時亦自承：「（問：目前合約的顧問費已拿多少錢？）答：不是依合約，而是口頭約定，我已拿了3期，一期6萬元，總共18萬元。甲○○交給我時，我有兌換成外幣，一次美金，一次歐元，是為了我要出國。美金是要跟副主席江丙坤到大陸，歐元是我要到瑞士去。都是甲○○兌換的。」等語（參F卷第48頁）。

(四)、承上，再參以證人伍思吟、王銑、盧瑛琪、施焜松等人之證詞，及相關通訊監察譯文內容，以及下述之另案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6年度上訴字第1174號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中上訴審、本院、偵查及調查卷內之書證資料，均已足認定另案被告張昌財確有於94年4月12日，由另案被告何政鋒、林寶娜請託藉由其立委身分及職權介入阻止ＯＴＣ、證期局等單位調查太萊公司時，並允諾處理後，指示共犯即被告及另案被告張大方出面使用張昌財國會研究室之資源處理，迫使證期局之三組組長王銑於94年4月22日復電表示ＯＴＣ等單位之調查已無事，其間並索取處理代價150 萬元，且以簽訂顧問約方式隱藏，而張昌財、甲○○、張大方並因此確已取得部分不法利益之事實：

1、證人伍思吟於94年8月8日調查站調查時證稱：「（問：經查立委張昌財曾經就太萊公司案發函證券期貨局派員說明，詳情為何？）答：張昌財委員於94年4月13日以立法委員張昌財國會研究室函傳真至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文略以有關太萊晶體科技公司案，倘本案調查無具體事證，請停止本案所有函調行動，經批示後由本組承辦，我即將前情簽陳局長吳當傑批示，由第3組副組長呂淑玲代表赴委員辦公室說明。」、「94年4月14日上午10 許，我即隨同呂淑玲前往，當場由委員特助范先生（名不詳）及顧問張大方接待，惟大部分均由范特助主導，范特助表示張昌財委員出國，張委員並指示在他出國期間要求范特助將太萊案案情釐清，本次談話重點是范特助探詢太萊案查核結果及進度，並表示太萊案若查無具體不法事證，應即停止所有函調作為，另有提示櫃檯買賣中心向券商調閱投資人開戶資料之調卷函。」、「范特助對此回答，語氣不甚和善的表示呂副組長本日代表證期局向委員說明太萊案，既未帶相關查核資料，又未能回答查核結果，要我們先行離去。」、「（問：立委張昌財國會研究室在前述證期局三組副組長呂淑玲前往說明後，有否再要求貴單位另行派人再做說明？詳情為何？）答：同日（94年4月14日）下午近5時，張昌財國會研究室再度傳真要求本局相關主管人員備齊太萊案調查資料及案調起迄進度，於94年4月15日上午10時赴國會研究室作第2次說明，我即再行簽陳局長另指派人員出席，副組長呂淑玲在我的簽陳上加註『惟其要求應再告知承辦之檢調單位為何』、「我隨同組長王銑於94年4月15日上午10時許，再度赴委員辦公室說明，本次當場仍由委員特助范先生及顧問張大方二人接待，張昌財委員亦不在現場，范特助再次強調是因張昌財委員指示在他出國期間要將太萊案案情釐清，才會再度發函要求證期局派員說明」「本次談話重點則為，范特助已瞭解太萊案是由調查局台中市調查站發函調卷偵辦的，要求由本局督導的櫃檯買賣中心於1週內將查核結果函覆台中市調查站結案，組長王銑回應太萊案將會儘速予以結案。」、「（問：立委張昌財國會研究室在前述證期局三組副組長呂淑玲前往說明後，有否再要求貴單位另行派人再做說明，詳情為何？）答：前述本局第3組副組長呂淑玲前往說明返局後，同日（94年4月14日）下午近5時，張昌財國會研究室再度傳真要求本局相關主管人員備齊太萊案調查資料及案調起迄進度…，」、「（問：前述證期會三組組長王銑向范特助等人回應太萊公司將會儘速予以結案後，王銑的後續作為為何？）94年4月15日王銑自委員辦公室返回本局後，即以電話通知ＯＴＣ交易部組長劉弟勇至王銑辦公室說明，現場還有我及簡任稽核簡宏明，劉弟勇攜帶2張由台中市調查站提供之太萊案案情摘要，向王銑說明目前ＯＴＣ僅發函向券商調閱開戶等資料，王銑當場指示劉弟勇須於1週內完成太萊案之交易分析意見書並函覆台中市調查站，俾利儘速結案。」、「（問：前述證期局要求ＯＴＣ於一周內完成太萊公司股票交易分析意見並函覆台中市調站後，證期局有否續行該案不法交易之查核作為？）答：本人所屬之證期局第3組在ＯＴＣ於完成太萊案交易分析意見書並函覆台中市調查站後，並無繼續執行該案不法交易之查核作為。」等語（參I2卷第399-400頁）。嗣經檢察官複訊時具結證稱：「是甲○○、張大方，他們要求我們必須將查核資料及那個檢調單位在辦，要告訴他們。」、「是范特助要求我們在一個星期內結案，以免影響市場的股價，一個星期實在是強人所難，…，甲○○有告訴我們，如果沒有查到具體的東西，那麼就盡快在一個禮拜內結案。」、「（問：甲○○在與你們開會時，是否有說這是經過立委張昌財指示來跟你們開會？）答：有的，甲○○有說在立委張昌財出國期間他來釐清事情，至於張大方是以顧問的身份在場，他有說太萊的經營還不錯，我們的這種查核會對太萊公司造成影響，不過所有的事情主要還是由甲○○跟我們談。」等語（參D卷第53-54頁）。

2、證人王銑於於94年8月8日調查站調查時證稱：「（問：證期局接獲前述本站調閱太萊公司股票交易資料函文後，有無遭特定機關、人士針對本案關切、不當關切或施壓？詳情如何？）答：4月14日立法委員張昌財研究室第2次傳真要求本局說明針對太萊公司案件赴該室作第2次說明，…，局長指示由我本人率本案承辦人出席，前往張昌財委員研究室作說明。翌日我即率承辦人伍思吟依約前往，該研究室係由甲○○先生接洽，其表示張昌財委員因故不克出席，隨後另有張大方先生出席。」、「范、張及我與伍計4人即在張昌財委員研究室內洽談，其中范、張2人中某人（我已記不清楚係何人）對ＯＴＣ廣泛發函各證券交易商調閱太萊公司股票交易人、帳戶資料的狀況不滿，表示如此大規模的動作可能會影響市場行情，要求證期局注意，……。」、「雙方會談結束後，范、張2人即遞交名片給我，但我與伍2人均未隨身攜身名片，范、張2人即質疑我們不願遞名片是否有藐視國會的意思，我即表示會補送名片，並於當日中午由本組三科科長簡宏明陪同將名片親送至委員研究室，…。」等語（參I2卷第390頁），並證稱：「（〈提示94.4.15伍思吟於三組之內簽，問：依據該調閱資料第二項：『並關切本案是否可於一星期內結案，以避免影響太萊公司股價』，是否確有此事？另你對立委張昌財特助之上開要求，有無任何具體承諾？）答：該內簽所提到『…並關切本案是否可於一星期內結案，以避免影響太萊公司股價』之內容係出席紀錄，但因有關該案之調查係由ＯＴＣ本於權責自行調查處理，所以我當時僅以敷衍的方式告訴范、張2人我們會依法儘速處理作為回應。」等語（參I2卷第393頁），並經檢察官複訊在卷（參D卷第61-66頁）。

3、證人盧瑛琪於94年8月16日調查站調查時證稱：「（〈提示太萊公司扣押物編號：甲拾參-1『太萊公司聯邦銀行中和分行帳號000000000之支票存根』〉，問：支票存根自UI0000000至UI0000000共12張，面額10萬元，開票日均為94.5.3、到期日自94.5.5至95.4.5止，付款日均為每月五日，該等支票是否由你經手開出？）答：94年5月初（詳細日期已記不清楚），本部門出納張榮慧小姐，收到一張請款單要求開立12張面額10萬支票，作為支付顧問費之用，依上面指示不填具受款人，張榮慧則向我反應該情形，我因此向財務協理黃乙鋒反應，經黃協理向上反應結果，仍得上面指示開立上述12張支票，並自94年5月5日起至95年4月5日止，每個月5日為提示日」、「（問：該12張支票有無開立受款人？）答：該12張支票並未開立受款人，該12張支票出納張榮慧開立完畢後，放置於何政鋒的辦公桌上，就我印象所及請款單好像由張大方所簽收。」、「（〈提示太萊公司聯邦銀行中和分行U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等回籠支票影本暨鍾明純華南銀行中港分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存摺明細表影本〉，問：經查除94.5.5兌現之0000000支票係由蕭仁照兌現外，其餘0000000、0000000、0000000支票受款人為鍾明純，且在未背書轉讓下，即由鍾明純華南銀行中港分行000-00000000-0帳戶提示兌現，原因為何？為何未依張昌財顧問合約而由張昌財提領或提示兌現支票？）答：若依公司正常會計作業該12張支票的受款人欄應實載明受款人，不得以空白方式開立，我曾向協理黃乙鋒反應，經黃乙鋒向上級反應無效，該12張支票交付給張大方後由何人提示兌現我則不清楚。」等語（參I2卷第413-416頁），並經檢察官複訊供稱：「（問：是何人指示你簽發十二張面額十萬元支票？）答：是5月3日開票的，中午時出納接到1張何政鋒核准的請款單要求我們開立12張支票，印象中是要支付張昌財的顧問費。」、「（問：張昌財有實際擔任公司顧問嗎？）答：好像在4月底，有1份張昌財顧問合約申請用印。因為合約並未照會到會計部，我們只是聽聞，可是後來合約回來時，我有看到。」、「（問：此筆120 萬的顧問費，為何沒有以張昌財的名義辦理扣繳？）答：是財會協理黃乙峰跟我說應該會有2～3人的名義來辦理扣繳，身份證影本是由張大方的助理提供給我的，提供的名字是鐘明純及張昌財。」等語（參C卷第184頁）。由此可見，倘另案被告張昌財係合法擔任太萊公司顧問，實無須如此大費周章規避，既要得財，又要避責。

4、施焜松於94年9月5日調查站調查時供稱：「（問：94.5.13左右張昌財因欲前往歐洲，張昌財有無再次向甲○○要求透支太萊公司8萬元顧問費，並將該款兌換成歐元約1800餘元？甲○○將該款交付張昌財之情形為何？）答：有的，約於94.5.12、13日左右之中午，甲○○在國會辦公室向我談稱張昌財欲前往歐洲，要求甲○○週轉2000歐元，甲○○表示要向張大方週轉，到中午時甲○○拿約2000歐元到辦公室內，並拿出兌換水單給我看，並表示要將該款交給張昌財。」等語（參I2卷第456頁），並經檢察官複訊具結供承所言屬實在卷）（參C2卷第11頁）。

5、相關通訊監察譯文內容：

(1)、94年4月13日10時42分許張大方與林寶娜之通訊監察錄音及譯文，其主要內容為：張大方告知，昨夜張大方、張昌財、甲○○等人，於林寶娜、何政鋒離去後，一群人仍聚會談到凌晨1點多，席間並約另一個人來談，4月13日早上已可確定法務部的檢察官那邊在查，張大方已跟張昌財委員報告了，張昌財委員說要約這麼多人，需要charge，張大方並提及昨夜張昌財說要先包一個給他，張大方原想說包一個10萬元，但今天早上打電話過去，知道比較麻煩，因為是自己人，所以收150萬元就好，另張大方亦提及昨天在另外一個地方談，伊有跟張昌財委員報告，乾脆就請他來做顧問啦，4月13日早上再一次跟張昌財講，是不是請他做顧問等情（參A卷第102-105頁），參以前開林寶娜於檢察官偵訊時所供：「．．找到立委張昌財，說可以擺平，就約在喜來登來來一樓咖啡聽見面。見面時立委張昌財說要我們將原委回去查清楚再跟他談，他會處理，會面時間約30～40分鐘，張大方就叫我們先走，說他要留下來跟立委談事情。後來張大方就打電話給我，說教我不要擔心，有人出過事情，也是可以用錢擺平，他跟我們說要150萬以上才能擺平．．」等語，顯見94年4月12日喜來登聚會，於何政鋒、林寶娜等人離去至4月13日間，張昌財與張大方等人仍持續就如何擺平解決，及其間之索取不法利益之價碼，有所商談，而且於4月13日早上已可確定除ＯＴＣ、證期局外，尚有法務部所屬單位在調查太萊公司。

(2)、94年4月25日14時30分許張大方與甲○○之通訊監察錄音及譯文：Ⅰ、其主要內容為：張大方向甲○○表示10萬元已匯入帳戶內，甲○○表示正在換成美金。張大方電詢甲○○有關張昌財之顧問約是自4月1日開始？由張昌財簽名或蓋章？顧問約內容是以何人名義簽定？范謂由委員簽名或蓋章都可以，由張大方自行作主，但希望能先以張大方名義簽定，錢匯到張大方後再轉交給張昌財較好。張大方謂何政鋒要求以張昌財名義簽定顧問合約請款。另合約明定10萬元，張昌財獲分6萬元，要如何處理？甲○○謂最好不要用張昌財名義訂合約，改由張大方名義訂，委員張昌財款項只要找你負責就好。另張謂合約要重打且明日（4/26）會送過去，范謂合約就用蓋章的，只要委員返國時，可以領到錢就好了等情（參I2卷第524-525頁）。Ⅱ、其中被告與另案被告在談論如何擬訂顧問合約之事，張對范：『問題是第一個月（指在立法院旁交付之10萬元部分）在你那邊耶，這怎麼辦？（笑），范：『靠，那怎麼辦，就不要了啊，隨便啊。』，張：『我現在是替他爭取到10萬元，剛剛在那邊跟他商量啊。』，范：『你只給他6萬，剩下是你的事啊。』，張：『問題是…我現在打顧問約，上面會打金額啊。怎麼辦？』等情（參C1卷第29頁），由上開張大方與甲○○之對話，應認甲○○早知張昌財分6萬元，張大方則分4萬元，而第一個月之顧問費10萬元，由張昌財「透支」於94年4月25日以翌日出國需換美金為由，由甲○○交付張昌財，其餘30萬元部分，在張昌財不知情之情形下，由甲○○取得10萬元「報酬」，另20萬元由張大方取得。Ⅲ、而被告於94年8月29日調查站調查時供稱：「（〈提示94.4.25日14:48張大方與甲○○之通訊監察譯文，並當場撥放錄音內容〉該通話內容及譯文中，『張：嗯，剛剛有沒有打電話給你？』、『范：有啊，我跟你講，我已經跟委員講了』，『因為他人出去，那我就說，那印章找誰蓋？他就給我了，你就到那邊，自己拿著蓋章』，該通話及譯文業經你於94年8月18 日調查筆錄證稱：『意指我以電話向立委張昌財請示太萊公司之顧問合約找人蓋委員簽章，張昌財同意我自行用印。』，而前述你以電話以立委張昌財聯絡，並取得張昌財授權之詳細聯絡過程？）答：當日（即4月25日）在張大方向我詢問有關太萊顧問合約如何用印後，當時我人在立法院立委張昌財辦公室內，且剛好張昌財外出，不在辦公室內，我即用辦公室之電話00-000000000撥打委員手機電話，接通後，我向張昌財詢問太萊顧問合約找何人蓋委員簽章，委員電話中向我表示，我可直接拿張昌財簽名蓋章在合約上即可。」、「在前述經委員張昌財授權我，在太萊公司顧問合約蓋印『立委張昌財』簽名章之隔日（即4月26日）中午1點左右，張大方偕同鍾明純拿1式2份尚未用印的太萊公司與立委張昌財顧問合約到立法院立委張昌財辦公室410室內，我有向現場之辦公室主任施焜松及秘書羅惠如表示，要索取委員簽名章蓋印太萊公司之顧問合約，以利領錢，隨後我即自抽屜拿立法委員張昌財簽名章，蓋印在該合約及騎縫上，順利完成兩份合約，交給張大方預定再攜往太萊公司準備請款。」、「當日（4月25日）我應張大方製作張昌財與太萊公司顧問合約之需求，當時我人在立法院張昌財辦公室內，且剛好委員張昌財返回立法院辦公室，我將自張大方處取得之10萬元所換成美金3000多元交給張昌財，並向張昌財報告打太萊公司之顧問合約需要委員之身分證字號，張昌財即指示我前去向辦公室秘書羅惠如索取張昌財身分證字號，羅惠如即告訴我張昌財之身分證為『Ｚ000000000』，我即電告張大方有關張昌財身分證字號，以利辦理合約。」、「（〈提示太萊公司會計部存檔之張昌財、鍾明純身分證影本〉立委張昌財之身分證影本及張昌財小印章如何取得？）答：張大方向我表示，太萊公司為辦理所得稅扣繳需要張昌財的身分證影本留存，我向立委張昌財報告此事，張昌財即指示我向羅惠如索取張昌財之身分證影本，羅惠如即在立法院辦公室內將張昌財身分證影本交給我，我用立法院辦公室傳真機將張昌財身分證影本傳真給張大方秘書鍾明純收執。」（參I1卷第89頁背面-90頁背面）、「（問：〈提示94.4.25日14:48及18:10等二通甲○○與張大方之通訊監察譯文〉第一通〈14:48〉譯文中你向張大方表示『范：匯款要先拿給你，不能直接先匯到他〈張昌財〉的戶頭，你懂不懂？』；又第二通〈18:10〉你又向張大方表示『范：重點是你一定不要讓他〈太萊公司〉用匯的，都是現金拿給你』，為何你一再向張大方提醒太萊公司所支付的錢不能直接匯入張昌財戶頭內，一定要先入張大方處，再用現金拿給張昌財？是否為規避查緝？）答：我確實有一再提醒張大方有關太萊公司所支付的錢勿直接匯入張昌財之戶頭，因為張昌財針對太萊公司所支付的款項，曾當我及張大方二人之面指示，太萊公司所支付的錢不要直接匯入張昌財的帳戶內，要由張大方直接拿現金，所以我才二次提醒張大方。」等語（參I1卷第328、331-332頁），且經

何人簽約？）答：張大方在94年4月25日拿合約書到張昌財委員辦公室，時間大約中午過後，是吃完飯後，當時辦公室都有人，張大方跟鐘明純一起拿合約書過來，現場還有施焜松主任及秘書羅惠如，當時張昌財不在。」「（問：張昌財不在，如何用印？）答：之前有跟張昌財說過要寫顧問合約，印章是我蓋的，我當天要蓋印章時，還有跟張昌財通過電話要蓋他的印章，印章放在張昌財辦公室抽屜內，我就去拿，我是經過張昌財同意才去拿印章，否則要如何蓋章，現場他們都在。」等語（參D卷第101-102頁）。Ⅳ、又被告之選任辯護人以94年4月13日上午10時42分許林寶娜與張大方之通訊監察錄音，與94年4月25日14時30分許張大方與被告之通訊監察錄音，二者勘驗比對結果，認定另案被告張大方與林寶娜講話時支吾、含糊其詞，顯見張大方係想要將事件嚴重化，以向太萊公司騙取金錢之詞，然上開二份通訊監察光碟經本院勘驗結果：「94年4月13日上午10時42分許林寶娜與張大方之通訊監察錄音，張大方確實有講話不流利的情形，94年4月25日14時30分許張大方與被告之通訊監察錄音，張大方陳述有比較順暢，但仍有一些稍有遲疑之口氣」屬實在卷 (見本院卷頁131反)，實難以另案被告張大方在與不同之相對人所持之語氣順暢與否，而認定被告所辯另案被告張大方係想要將事件嚴重化，以向太萊公司騙取金錢之事為真實，更難以此認定被告與另案被告張昌財2人無何以擺平太萊公司遭調查，索取不法利益之情事，故被告該項辯詞，亦難採信。

6、另案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6年度上訴字第1174號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中上訴審、本院、偵查及調查卷內之相關書證資料：

(1)、卷附何政鋒聯邦銀行中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之94年4月份帳戶明細表，其中於94年4月13日確實有現金支出400, 000元之登載（參I1卷第65頁）。

(2)、94年7月26日在張大方之盈成公司扣押之帳冊資料，其內有被告監察院郵局帳戶資料，記載「監察院郵局、000 00000000000000戶名甲○○」（參I2卷第603頁背面）。

(3)、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台北郵局函復甲○○監察院郵局帳戶明細表，其中載有：①「940425跨行轉入100,000元」轉入帳號「0000000000000」（按係鍾明純華南銀行中港分行之帳戶）。②「940425卡片提款60,000」及「940425卡片提款40,000」。③二次提款，合計10萬元等情（參I2卷第602頁）。

(4)、臺灣銀行群賢分行函復甲○○兌換外幣憑證資料，顯示：被告於94年4月25日14:30分兌換美金31000元，折合新台幣97836元等情（參I2卷第598頁）。

(5)、林寶娜於94年8月16日提供調查之太萊公司與立委張昌財於94年4月25日簽訂之顧問合約書影本，內載：⑴契約時間為94年4月1日至95年3月31日；⑵太萊公司每月支付酬勞10萬元，並一次開立每月5日到期之12個月12張、各面額10萬元，合計120萬元；⑶其上之立約人乙方張昌財，有以打字繕打張昌財之地址：「台北市○○路○段3-1號41號」、身分證字號「Ｚ000000000」、電話「00-00000000」，並有「立法委員張昌財」字樣之簽名章蓋印於上等情（參I1卷第130-131頁）。另I1卷第234至237頁，有二份日期同為94年4 月25日條件內容均相同之太萊公司顧問合約，該等契約當事人其一為太萊公司與盈成公司，另一為太萊公司與立委張昌財。

(6)、林寶娜於94年8月16日提供調查之太萊公司聯邦銀行中和分行帳號000000000，票號UI0000000、UI0000000、UI0000000、UI0000000等四紙回籠支票影本，顯示：除94年5月5日兌現之第一月份UI0000000號支票係由何政鋒轉交予車商蕭仁照兌現外（依前述，第一個月之顧問費10萬元，因何政鋒已連同前金30萬元，以現金方式先交付張大方，故由張大方退還該紙10萬元支票予何政鋒）餘三張支票支票受款人署為「鍾明純」，且在未背書轉讓下，即由鍾明純華南銀行中港分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提示兌現等情（參I2卷第132頁）。

(7)、94年7月26日自張大方之盈成公司扣押物編號--甲貳-1帳冊資料--即鍾明純之華銀中港分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存摺影本，其交易明細顯示：UI0000000（94年6月5日）及UI0 000000（94年7月5日）二張支票均在該帳戶中提示兌現等情（參I2卷第620-621 頁）。

(8)、94年7月26日自張大方之盈成公司扣押物編號甲玖記事本電話簿，其內確有記載「6月3日提現60000（范R）、入華銀行94、6、5~95、4、5、委員透支」、「7月5日、委員透支」、及「8月5日華銀委員60000」等紀錄（參I2卷第607頁）。

(9)、華南商業銀行台中港分行94年8月12日函復鍾明純華南銀行中港分行帳戶明細暨託收支票資料影本，顯示：鍾明純華南銀行中港分行帳戶（000000000000）明細暨託收支票影本（UI0000000~0000000）等8張支票等情（參I2卷第591 -593頁）。

(10)、臺灣銀行群賢分行函復甲○○兌換外幣憑證資料，顯示被告確實於94年5月13日10: 37分兌換2000元歐元，折合新台幣80400元等情（參I2卷第599頁）。

(11)、卷附金管會證期局之張昌財委員關心太萊案卷之簽文等資料，其中證期局94年4月15日內簽，已載有如下遭施壓之文字：「二、本次會議該委員特別助理表示，據其瞭解，有關台中市調查站調查太萊晶體公司案，係因該調查站調查永兆公司案時，該案關係人有交易太萊晶體股票，故懷疑是否有涉及炒作太萊晶體股票之情事，並關切是否可於一星期內結案，以避免影響股價。三、案經洽請櫃買中心表示，該中心目前已調閱相關投資人開戶及徵信等資料，將加派人手辦理，儘速將交易分析報告函覆台中市調查站。」等語（參I1卷第222頁）。

(四)、綜據上述，另案被告張昌財確有於94年4月12日，允諾另案被告何政鋒、林寶娜所請託藉由其立委身分及職權介入阻止ＯＴＣ、證期局等單位調查太萊公司之事，並指示共犯即被告及另案被告張大方出面使用張昌財國會研究室之資源處理，迫使證期局之三組組長王銑於94年4月22日復電表示ＯＴＣ等單位之調查已無事，其間並以簽訂顧問約方式，索取處理代價150萬元，而張昌財、甲○○、張大方並因此確已取得部分不法利益之事，應認為真實，且被告及另案被告張昌財所涉此部分貪污治罪條例之犯罪，亦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96年度上訴字第1174號判決另案被告張昌財有期徒5年4月、褫奪公權2年，以及被告有期徒2年8月、褫奪公權2年在案，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該卷查核無訛，是被告於另案即本院95年度訴字第414號貪污治罪條例案件審理時，所具結證稱：另案被告張昌財未有具體指示伊要發函給OTC之事…伊與證期局見面以及打電話給王銑組長等事，張昌財均不知道…張昌財未授權伊發函給證期局，只是叫伊等去瞭解…用印部分並未經張昌財之同意之詞，顯屬就關係另案被告張昌財是否圖利之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而為虛偽陳述，故被告上開辯詞，均係事後卸責之詞，不予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揭偽證犯行已堪認定。另被告雖提出證人徐世宏、陳美惠及張勤敏於另案即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6年度上訴字第1174號案件中結證述另案被告張昌財於94年4月12日下午搭機返台，先回到中壢辦公室，辦公室內有張勤敏行政秘書，嗣與選民陳美惠小姐見面，由司機徐世宏開車載張昌財與陳美惠至喜來登飯店等事實，並提出審判筆錄1份附卷，惟查上開徐世宏等人所為此部分證詞，僅係證明另案被告張昌財94年4月12日當日返台後之行程，要與另案被告張昌財有無授權被告及另案被告張大方發函給證期局之事無涉，亦難據此作何有利於被告之認定，附此敘明。

三、按所謂偽證，係指證人對於所知實情故作虛偽之陳述而言，不包括證人根據自己之意見所作之判斷在內；刑法上之偽證罪，不以結果之發生為要件，一有偽證行為，無論當事人是否因而受有利或不利之判決，均不影響其犯罪之成立。而該罪所謂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則指該事項之有無，足以影響於裁判之結果者而言，最高法院69年臺上字第1506號、71年臺上字第8127號判例參照。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爰審酌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其品行及智識程度、所為嚴重危害司法審判之正確性、其偽證之情節甚重，及其犯後未能坦認犯行、態度不佳，猶未見悔意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又蒞庭檢察官當庭具體求刑有期徒刑1年7月，尚嫌過重，附此敘明。又按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業於96年7月4日公布，並自96年7月16日施行，該條例第2條明文規定：「犯罪在中華民國96年4月24日以前者，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依下列規定減刑：

三、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減其刑期或金額二分之一」；本件被告所犯上揭偽證罪之犯罪時間，係在96年4月24日以前，且非屬同條例第3條第1項規定不予減刑之情形，故依上開規定，本院應減其有期徒刑二分之一。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168條，中華民國96年罪犯減刑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第7條、第9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