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原告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法定代理人

丙○○

訴訟代理人

乙○○

被告

甲○○即王樹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借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95年1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下同）76年12月7日邀同訴外人張貴美向原告借款新台幣（下同）6萬元，借款期限至79年12月7日止，約定被告自77年7月7日起，至79年12月7日止，應分30 個月無息清償，按月於每月30日前清償2000元，，且約定如逾期未為清償，應自逾期日起，就未清償額百分之一按月給付違約金，惟被告屆期未為清償，迄82年7月19日止，僅清償本金14000元，尚有46000元本金及遲延之違約金未付，爰請求被告給付，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金額及違約金。

二、被告則抗辯稱：其確有積欠原告借款及違約未為清償，惟被告曾向台北銀行查詢，台北銀行回稱：被告在該行無系爭欠款，被告誤以為系爭借款已列呆帳無須返還，且原告請求權已消滅時效完成，被告得拒絕給付等語，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三、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76年12月7日，邀同訴外人張貴美向原告借款6萬元，借款期限至79年12月7日止，約定被告自77年7月7日起，至79年12月7日止，應分30個月無息清償，按月於每月30日前清償2000元，，且約定如逾期未為清償，應自逾期日起，依未清償額百分之一按月給付違約金，惟被告屆期未為清償，迄82年7月19日止，僅清償本金14000元，尚有46000元本金及遲延之違約金未付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原告告所提出之貸款借據一份、放款帳卡一份、被告所提催告書一份，在卷可稽，自堪信為真。雖被告抗辯：原告系爭借款請求權及違約金請求權已罹時效，其得拒絕給付云云，惟查：

（一）按消滅時效，得因承認而中斷，為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2款所明定。此之所謂承認，指義務人向請求權人表示承認其請求權存在之觀念通知而言，僅因債務人之一方行為而成立，故承認仍單方行為，其成立不以相對人同意為必要。其方式不以明示為限，默示的承認，如請求緩期清償、支付利息等亦有承認之效力，而債務人未為保留而清償部分債務者，原則上可認為係為對全部債務之承認。惟承認雖不以明示為限，但仍須依義務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有承認之意思者，如當足之。承認之效力既為消滅時效之中斷，故債務人之承認，須於消滅時效進行中，而未完成前對於請求權人為之。若消滅時效已經完成者，即無因債務人之承認而中斷消滅時效可言。另在時效未開始前，亦不生承認債務而中斷時效之問題。換言之，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2款所謂之承認，解釋上應認為係指因時效完成而受利益之人（即請求權之相對人，或債務人）於時效進行中，向請求權人所為一切行為及表示，而足以認定確知請求權存在之事實，且請求權人由該行為及表示，得信賴債務人得合理之期間內，不致提出時效之抗辯。準此以言，當事人雙方就債務問題進行協商時，除債務人始終堅持否認債務存在者外，應可認定債務人已確知請求權存在之事實。故債務人於協商過程中，雖以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過高而就之提出反駁，仍無礙於其已承認債務存在之事實。易言之，債務人僅須於協商過程中表示認識債務存在，即足以發生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2款中斷時效之效力，至於債務人與債權人各自主張之債權額是否一致，則可不問。次按，民法第144條第2項後段所稱之債務承認，須於消滅時效完成後，始得為之，消滅時效完成前，並無本條項規定之適用。又承認之方式，並不以書面為必要，惟須契約行為，即應經債權人及債務人之合意（民法第153條第1項參照）。故債務人於時效完成後，請求債權人准予延期清分期給付或一部給付時，須經債權人之同意，始為該條所謂之契約承認債務。

（二）再按，為維持時效制度在公益上存在之必要，民法第147條後段規定，時效之利益不得預先拋棄。惟時效完成後，債務人拋棄時效之利益者，即與公益無關，法律上亦無強制債務人必須享受其時效利益之必要，故我國實務及學說，均就民法第147條後段為反面推論，而認為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拋棄時效利益者，並非法之所禁。此參以最高法院26年渝上字第353號判例要旨所示：「債務人於時效完成後所為之承認，固無中斷時效之可言，惟民法第147條僅就時效利益之預先拋棄加以禁止，則於時效完成後拋棄時效之利益，顯非法之所禁。債務人知時效完成之事實而為承認者，其承認自可認為拋棄時效利益之默示意思表示，時效完成之利益一經拋棄，即回復時效完成前之狀態，債務人不得再以時效業經完成拒絕給付。」即可知之。消滅時效完成後，債務人之拋棄時效利益，係單獨行為，不以債權人之同意為必要，僅須債務人向其權利人表示不欲享受時效之利益者，即生效力。而有無此拋棄時效利益之行為，應依具體情事，個案認定之。實務最重要之類型者為，時效完成後，債務人承認其債務，而又未依契約方式與債權人合意為之，此項承認行為，乃拋棄時效利益之默示意思表示（並參見最高法院50年台上字第2868號判例要旨）。換言之，時效雖已完成，但法律上並無強制債務人享受時效利益之必要，且債務人既已承認其債務，即無權利關係難以證明之問題，從而，欠缺以時效經過限制權利人行使其權利之理由。本此而論，債務人於時效進行中承認債務者，得生中斷時效之效力；而時效完成後，債務人以契約承認該債務者，亦因而不得再以不知時效為理由拒絕請求權人之請求，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2款及第144條第2項後段分別定有明文。則將債務人於時效完成後，以單方行為所為之債務承認，解為係默示拋棄時效利益，適足貫徹上開二法條規定之價值判斷。蓋於此三種類型，債務人均有承認其債務而願為給付之意思，故均應使其發生影響時效之效力。而此債務人拋棄時效利益時，並非僅發生債務人取得抗辯權之結果，是法院應依職權審酌債務人有無拋棄時效利益之情事。

（三）本件原告於79年12月7日，借款屆期時，固可向被告請求返還借款及逾期之違約金，此時原告所得對被告主張之債權情滅時效，即開始起算，惟參諸放款帳卡之紀載，被告於82年7月19日，乃有再清償本金1000元之事實，且於消滅時效期間（即79年12月7日至94年12月7日期間），被告屢次向原告承認債務要求分期清償之事實，亦有被告所提出之原告92年5月5日催告書一份、94年11月14日陳情函、94年11月28日北市社二字第09442121100號函一份，在卷可參，足見被告就系爭債務與原告進行協商時，均無否認債務存在之情事，債務人已確知請求權存在之事實，應可認定。易言之，被告自原告請求返還後，與原告協商過程，均有承認債務之行為存在，此自足以發生民法第129 條第1項第2款中斷時效之效力，時效應各自82年7月19日及94年11月14日重行起算，是原告於94年9月5日起訴時，該時間未逾15年，被告自不得拒絕給付。又縱認被告系爭違約金請求之時效期間，應類推適用五年之短期期間，而有部分違約金已罹時效5年之短期時效之事實可採，然被告於94年11月14日陳情時，就系爭債務之違約金再三承認，並請求與原告協商免除，就該行為事實，亦足認定被告就借款所生違約金之給付請求權，於消滅時效完成後，對原告有承認其債務之意。是此部分，仍生拋棄時效利益之情事。本件被告既於94年11月14日，已有拋棄時效利益之表示，應即回復時效完成前之狀態，應類推適用時效中斷之規定，重新進行一新的時效（即類推民法第137條第1項規定），本件原告起訴之時間為94年9月5日，其對被告系爭借款返還請求權及違約金給付請求權，自未罹於時效。被告抗辯原告所主張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拒絕給付，應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基於貸款契約之借款返還請求權及違約金給付請求權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6000元，及自79年12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月給付百分之一計算之違約金，即屬正當，應予准許。

五、本件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於訴訟費用之裁判時，確定其費用額，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及假執行宣告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1項、第436條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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