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聲字第831號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01年度聲字第831號

聲請人

即被告

徐自強

選任辯護人

林永頌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擄人勒贖等案件（本院101年度上重更㈧字第8號），聲請撤銷羈押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對於審判長、受命法官所為關於羈押之處分，受處分人得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該條所稱「所屬法院」係指法官所配屬法院之另一合議庭而言，亦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639號解418 條係在關於訴訟程序之處分不得救濟之原則，基於憲法第八條保障人身自由在權利保護上之特殊地位，例外地賦予釋於理由書認為「經查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及第救濟途徑，雖不得向上級法院提起，惟仍由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審判機關作成決定，且係由審理受羈押被告之合議庭以外之另一合議庭審理，是整體而言，系爭規定業已提供羈押之被告合理之程序保障，尚不違反憲法第8條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司法院院頒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76之1項並規定「法院受理刑訴法第416條第1項之案件，應由為原處分之審判長、陪席法官、受命法官所屬合議庭以外之另一合議庭審理。」。本件聲請人即被告徐自強因擄人勒贖等案件，經原審以85年度重訴緝字第3號判決判處死刑，被告不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判決後，嗣經最高法院以101年度台上字第952號判決第八次撤銷發回本院，相關卷證及羈押中之被告於民國101年3月12日解送本院，經本院值日法官訊問後，對被告為羈押處分，案件並分由本院以101年度上重更㈧字第8號審理中。被告倘對此項法官所為羈押處分不服者，依上開說明，即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向所屬法院聲請撤銷該羈押處分，縱被告對此羈押處分不服，誤提起「抗告」，依刑事訴訟法第418條第2項後段規定，視為已有撤銷法官所為羈押處分之聲請，是應由本院合議庭逕依聲請程序處理，核先敘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本件除共同被告黃春棋、陳憶隆之指述外，並無其他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涉入此案，而黃春棋、陳憶龍之警詢、偵訊及原審至本院更㈤審中，均未曾以證人地位受被告之詰問，更㈥、更㈦審中，雖有傳喚陳、黃2人到庭作證，惟渠等均無正當理由拒絕陳述，且未受被告詰問，此外，陳憶隆和黃春棋歷審陳述幾乎均未曾具結，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3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82號解釋，渠等陳述並無證據能力，雖陳憶隆於更㈦審中有具結，然卻未為任何實質陳述亦未經被告詰問，依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8244號判決意旨，並無證據能力。此外，黃春棋、陳憶隆就本件犯罪事實重要爭點之陳述，包括擄人前之事前準備計畫、84年9月1日當天如何擄得黃春樹、擄得黃春樹後被告是否有與渠等上山、被告為何先下車等節，不僅前後互相矛盾，亦與客觀證據多有矛盾，更有甚者，黃春棋遭逮捕後，屢稱被告有參與擄人殺人，待獲悉被告有不在場證明後，始改口稱被告於擄得黃春樹後即先下車折返，足認渠等陳述顯不可信。況且，陳憶隆於尚未遭逮捕前，曾打電話給被告之母陳員園，表示被告並未參與本案，有陳憶隆及陳員園之對話錄音譯文可稽；陳憶隆遭判決死刑確定後，於被告之母前去會見陳憶隆時，陳憶隆曾當場立下自白書表示被告未參與本案，有陳憶隆之自白書及陳員園之更㈦審證詞可稽；黃春棋遭判決死刑確定後，於被告之母及姊姊前去會見黃春棋及被告時，黃春棋亦有當場向被告之母及姊姊表示被告並未參與該案，有陳員園之更㈦審證詞及被告之更㈦審陳述可稽，顯見黃春棋、陳憶隆應係為拖延訴訟而牽扯無辜之被告，渠等不利於被告之陳述應不可採。再者，被告及其前妻卓嘉慧自新聞知悉黃春棋遭警方逮捕後，牽扯被告亦有共同犯下擄人勒贖等罪，因擔心遭警方刑求，遂與卓嘉慧逃亡，然黃春棋、陳憶隆於85年5月16日遭原審判決死刑後，被告因擔心死無對證，即主動出面投案，此有卓嘉慧於更㈥審之證述及被告更㈦審之陳述可稽，顯見被告實無逃亡之虞，並無羈押之原因，懇請撤銷原裁定云云。

三、經查：

㈠被告因擄人勒贖等案件，經原審判處死刑，被告不服該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判決後，嗣經最高法院撤銷發回本院第八次更審，本院值日法官訊問後，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48條第1項之擄人勒贖罪之犯罪嫌疑重大，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衡諸被告受重刑之諭知，其逃匿以規避審判程序進行及刑罰執行之可能性甚高，自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且本案尚未確定，審酌被告所涉各項情節，難有何羈押以外之方法得以代替，具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所定之情形，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或執行，應予羈押，此有本院101年3月12日訊問筆錄、押票在卷可佐。

㈡按羈押乃拘禁被告之強制處分，亦屬對人強制處分之一，羈押之目的，在保全證據及刑罰之執行。而刑事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⑴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⑵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⑶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等情形之一者，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被告經訊問後，於必要時得羈押之，所謂必要與否，自應按照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由法院斟酌認定，最高法院著有29年度抗字第57號判例足資遵循。又法院處理聲請羈押案件之重點，在於判斷被告之「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符合羈押事由及羈押要件等法律要件，並非終局判斷被告之罪責成立與否，蓋終局判斷罪責是否成立尚須經過審理過程，檢察官有進一步提出及說明證據之義務，被告亦享提出有利證據及辯解之權利，則起訴事實存在與否，仍在浮動之狀態，法院僅係依現存之證據判斷被告應否羈押，與被告將來定罪與否，理論上無必然關係。故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以及有無賴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執行之必要，由法院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或延長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且關於羈押原因之判斷，尚不適用訴訟上嚴格證明原則。再考諸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規定之法理，實係因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可以預期將受重刑宣判，其為規避刑罰之執行而妨礙追訴、審判程序進行之可能性增加，國家刑罰權有難以實現之危險，是為防免其實際發生，在此維持重大之社會秩序及增進重大之公共利益之限度內（憲法第23條），乃具有正當性。從而，基於憲法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之意旨，被告犯上開重罪條款且嫌疑重大者，仍應有相當理由認為其有逃亡之虞，法院為確保追訴、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此際予以羈押，係屬維持刑事司法權有效行使之最後必要手段，業經司法院釋字第665號解釋釋明在案。而上揭所稱「相當理由」，與同條項第1款、第2款之「有事實足認有……之虞」（學理上解釋為「充分理由」）尚屬有間，其條件當較寬鬆。良以重罪常伴有逃亡、滅證之高度可能，係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倘一般正常之人，依其合理判斷，可認為該犯重罪嫌疑重大之人具有逃亡或滅證之相當或然率存在，即已該當「相當理由」之認定標準，不以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程度為必要。以量化為喻，若依客觀、正常之社會通念，認為其人已有超過百分之五十之逃亡、滅證可能性者，當可認具有相當理由認為其有逃亡、滅證之虞。此與前2款至少須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始足認有該情之虞者，自有程度之差別。而其認定，固不得憑空臆測，但不以絕對客觀之具體事實為限，若有某些跡象或情況作為基礎，即無不可。至相關之事實或跡象、情況，鑑於此非屬實體審判之核心事項，自以自由證明為已足，並不排斥傳聞證據，斯不待言（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668號裁定意旨參照）。

㈢被告雖以共同被告之證詞無證據能力、亦無其他證據證明其參與本件犯行等詞置辯，惟此係屬事實審法院實體審理之事項，並非得撤銷或停止羈押之事由，核與羈押與否之判斷尚無直接關聯，被告是否構成意圖擄人勒贖而故意殺害被害人之罪，尚未經本院審理認定，被告之選任辯護人所述上開有利被告之辯解部分，是否屬實，是否得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尚待本院於審判程序予以一一審究查明。況被告出面投案動機並非出於坦承犯行、甘受法律制裁，雖否認犯罪，然其犯罪嫌疑確屬重大，倘法院最後判決結果非如被告所預期之無罪，難期被告能服膺判決結果，其逃亡之誘因隨之增加，而被告前經原審、本院多次前審均判處極刑，參諸遭判處重刑者常伴有逃亡之高度可能性，是其逃匿以規避審判程序進行及刑罰執行之可能性甚高，自可認具有相當理由認為其有逃亡之虞。原羈押處分參酌卷內相關卷證資料，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48條第1項之擄人勒贖罪，犯罪嫌疑重大，其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經原審諭知重刑，足認有逃亡之虞，仍有羈押之必要，而對被告裁定予以羈押，經核尚屬適當、必要，合乎比例原則，亦無違反經驗及論理法則與前開大法官會議解釋之意旨。從而，被告聲請撤銷羈押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4項、第412條，裁定如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