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即被告

陳建呈

選任辯護人

王奕仁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624號，中華民國111年6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105年度偵字第20836、20837、21451號、106年度偵字第1460、16416、16417、16418、16420、16422、16423、16485、2368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審理範圍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2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㈡原審審理後認上訴人即被告陳建呈（下稱被告）犯如原判決附表七編號6、10、11所示之罪，予以論罪科刑，就被告被訴如原判決附表五編號6部分諭知無罪，就被訴如原判決附表三編號13、30所示部分諭知免訴，另就被告被訴如原判決附表四編號4至6部分認為不能證明犯罪，惟若此部分成立犯罪，與前經論罪部分具有單純一罪或實質上一罪關係，就此部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嗣檢察官就被告未提起上訴，被告則就有罪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參諸前開規定，上開無罪、免訴、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因未上訴而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核先敘明。

㈢被告上訴指摘原審量刑不當，並於本院審理時表明僅就量刑上訴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67頁），業已明示僅就判決之刑（含定應執行刑）提起上訴，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及修法理由，本院審理範圍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含定應執行刑），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本院以原審判決書所載之事實及罪名為基礎，審究其諭知刑是否妥適，核先敘明。

二、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並非直接施用詐術之人，於犯罪分工當中僅係擔任聽從指揮之配角，不了解詐騙集團之組織全貌，對於詐騙款項亦無支配之權力，其個人犯罪所得利益甚少，被告所為不論客觀所生危害或個人主觀惡性皆較輕，被告犯罪時為剛滿18歲之人，因國中畢業沒有工作經驗而透過報紙應徵外務工作，方誤為本案財產犯罪，其可責性較輕，被告教育程度非高，為國中畢業，以現今社會情狀而言，泰半人皆有大學文憑，可見被告智識程度與社會地位皆不高，於刑法上之期待可能性及可非難性較低，被告於偵查及審理中坦承全部犯行，於遭警逮捕後詳細交代犯罪細節，足見被告天良未泯，犯後態度相當良好，另被告及其家人於原審積極與有意願洽談和解之被害人和解，詳如原審判決，足見被告確有面對本件法律責任，並積極彌補被害人之損失，有改過遷善之意；被告除本案外，業經原審法院另以106年度訴字第77號及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6年度審簡字第869號分別判處罪刑在案，然因案件管轄及先後起訴之因，使被告此一期間之犯罪遭判刑3次，被告加其他二個案件之刑度已高於同案被告盧文昌，可見本案刑度已有違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況被告於本案犯行後，已知年輕時做錯事的代價，現已遠離該環境，重新走回人生正軌，現在亦有正當之工作；衡其情節可謂情輕法重，應有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之適用，原審未適用該條文予以減刑，實有違誤等語。

㈡並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

⒈按刑法第59條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施行，將原條文：「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修正為：「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得酌量減輕其刑」。立法說明指出：該條所謂「犯罪之情狀可憫恕」，本係指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依實務上見解，必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為防止酌減其刑之濫用，自應嚴定其適用之要件，以免法定刑形同虛設，破壞罪刑法定原則，乃增列文字，將此適用條件予以明文化，有該條之立法說明可參。而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依上開立法之說明，自應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情形以為判斷。尤以此項酌減之規定，係推翻立法者之立法形成，就法定最低度刑再予減輕，為司法之權，適用上自應謹慎，未可為常態，其所具特殊事由，應使一般人一望即知有顯可憫恕之處，非可恣意為之。

⒉被告雖主張：被告因一時失慮擔任詐欺集團車手工作，行為固屬違法，惟其僅係從事犯罪計畫中角色較邊緣之車手犯行，且犯後於偵審中始終坦承不諱，表示均願意賠償，並有與告訴人、被害人達成和解，已盡力彌補告訴人、被害人所受損害，堪認實有悔意，另審酌其犯罪情節並非下達指令、著手施行詐術之人，復因位於詐騙集團組織分工之基層，犯罪所得甚少等情，較諸其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係最輕法定本刑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之罪，其刑度非輕，衡其情節情輕法重，依一般社會客觀評價，如科以最低刑度之刑猶嫌過重，在客觀上顯足以引起一般同情，堪予憫恕，自有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之適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05頁）。

⒊然衡以詐欺案件層出不窮，衝擊社會治安，每每造成廣大民眾受騙，所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法定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被告行為時雖年紀尚輕，然已成年，對其從事提款車手行為之違法性無法諉為不知，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並與部分被害人達成和解，態度固稱良好，然參酌本案犯行之手段、情節、犯案時間非短、被害人人數非少、被告之年齡、經濟狀況等，綜觀其情節，仍難認其犯罪情狀有何顯可憫恕之處，亦無量處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其法定刑與被告本案犯行相較，並無情輕法重之狀，無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之適用。上訴意旨上開主張，尚非可採。原審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並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權限，核屬原審裁量職權之行使，並無不合，被告上訴請求酌減其刑即非有據。

㈢按量刑輕重，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自不得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91號、第331號判決意旨參照）；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裁量標準，應兼衡罪責相當及特別預防之刑罰目的，具體審酌整體犯罪過程之各罪關係（例如各行為彼此間之關聯性〈數罪間時間、空間、法益之異同性〉、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及罪數所反應行為人人格及犯罪傾向等情狀綜合判斷，為妥適之裁量。再刑法第51條就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採行加重單一刑之方式，除著眼於緩和多數有期徒刑合併執行所造成之苛酷外，更重在避免責任非難之重複，蓋有期徒刑之科處，不僅在於懲罰犯罪行為，更重在矯治犯罪行為人、提升其規範意識、回復社會對於法律規範之信賴，是應併合處罰之複數有期徒刑，倘一律合併執行，將造成責任重複非難。具體言之，行為人所犯數罪倘屬相同之犯罪類型者，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自應酌定較低之應執行刑；然行為人所犯數罪雖屬相同之犯罪類型，但所侵犯者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時，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則較低，而可酌定較高之應執行刑。原審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富，為貪圖輕易獲得金錢，接受詐欺集團成員之指揮，以遂行詐騙行為，破壞社會秩序及治安，影響國民對社會、人性之信賴感，兼衡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且其依個人經濟能力與部分被害人達成和解且如數賠償（詳如原判決附表六所示）之犯罪後態度，並其參與犯罪之程度、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素行及被害人所受損害數額等一切情狀，量處如原判決附表七編號6（46罪，各處有期徒刑1年）、編號10（處有期徒刑1年1月）、編號11（41罪，各處有期徒刑1年1月）所示之刑，併依被告所犯數罪反映出之人格特性、刑罰及定應執行刑之規範目的、所犯各罪間之關連性及所侵害之法益與整體非難評價等面向，定其應執行之刑為有期徒刑2年6月。原判決就被告本案犯行所為刑之裁量，業就其犯罪情節、參與犯罪之程度、犯後態度、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素行及被害人所受損害數額等量刑事由為審酌並敘明其理由，就被告所犯各罪分別量處宣告刑為有期徒刑1年或有期徒刑1年1月，所為量刑既未逾越法定刑度，亦未濫用裁量權限，並無量刑輕重失衡，顯然過重情形，而原審所定執行刑有期徒刑2年6月，並未踰越刑法第51條第5項所定之外部界限，本院綜衡卷存事證及被告所犯數罪類型、次數、各罪之侵害法益、個別罪質內容、各罪犯罪情節、對其犯罪應予之整體評價等一切情狀，因認原審所定執行刑，已屬適度減輕被告之刑期，其所定應執行刑並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明顯過重而違背比例原則或公平正義之情形，與刑罰經濟、刑法定應執行刑之恤刑考量等法律規範目的均無違背，核屬原審法院定刑職權之適法行使，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被告上訴指摘原審所定執行刑不當，並非可採。從而，原審量刑，縱與被告主觀上之期待有所落差，仍難指其有何不當或違法。

㈣綜上，被告以前揭各詞提起上訴指摘原審量刑不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元銘提起公訴，檢察官劉異海到庭執行職務。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 條之4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 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