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96年度上易字第1461號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96年度上易字第1461號

上訴人

乙○○

上訴人

即被告之配偶

被告

戊○○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96年度易字第554號，中華民國96年5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96年度偵字第339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戊○○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93年度易字第368號判決處有期徒刑四月確定，於民國（下同）93年12月2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仍不知悔改，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94年9月7日1時許之夜間，持不詳工具破壞丁○○位於臺北縣汐止市○○街10號2樓住處門鎖，侵入住宅竊取人民幣五千元、天珠三串、手錶、身分證、健保卡、金融卡、信用卡、大潤發量販店會員卡一張等物，並足生損害於丁○○。案經丁○○訴由臺北縣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報告偵辦。因被告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之加重竊盜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告訴人之告訴，本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故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自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苟其所為攻擊之詞，尚有瑕疵，則在此瑕疵未予究明以前，即不能遽採為斷罪之基礎（69年度臺上字第1531號判決參照）。再認定被告有罪之事實，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另苟積極證據不足以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臺上字第86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參照）。且證人之證言固非不得做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惟須此項證言無瑕疵可指，且與事實相符者，始足當之，苟證人之證言有瑕疵時，即不得做為不利被告認定之唯一依據。為貫徹無罪推定原則，檢察官對於被告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舉證責任。刑事訴訟法修正後第161條（下稱本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明訂檢察官舉證責任之內涵，除應盡「提出證據」之形式舉證責任（參照本法修正前增訂第163條之立法理由謂「如認檢察官有舉證責任，但其舉證，仍以使法院得有合理的可疑之程度為已足，如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已足使法院得有合理的可疑，其形式的舉證責任已盡」）外，尚應「指出其證明之方法」，用以說服法院，使法官「確信」被告犯罪構成事實之存在。此「指出其證明之方法」，應包括指出調查之途徑，與待證事實之關聯及證據之證明力等事項。同條第2、3、4項，乃新增法院對起訴之審查機制及裁定駁回起訴之效力，以有效督促檢察官善盡實質舉證責任，藉免濫行起訴。刑事訴訟法修正後第163條釐訂法院與檢察官調查證據責任之分際，一方面揭櫫當事人調查證據主導權之大原則，並充分保障當事人於調查證據時，訊問證人、鑑定人或被告之權利（同條第1項）；另一方面例外規定法院得及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補充性，必待當事人舉證不足時，法院始自動依職權介入調查，以發見真實（同條第2項）；再增訂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前，應踐行令當事人陳述意見之程序（同條第3項），以貫徹尊重當事人查證之主導意見，確保法院補充介入之超然、中立。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戊○○有前述加重竊盜犯嫌，係以被告戊○○之自白。證人丁○○之證述、贓物認領保管單、照片等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戊○○否認加重竊盜犯行，辯稱略以：「被害人的大潤發卡是撿到的，沒有在夜間竊盜，94年不在臺灣，在澎湖工作」等語，而上訴人則略稱：「被告有一段時間沒有在臺灣，不可能有這個行為，那段時間在澎湖工作」等語。

五、經查：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以外之人丁○○於審判外之陳述（包含書面陳述），皆屬傳聞證據，惟被告雖知上開證據資料為傳聞證據，但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中均表示無意見而不予爭執，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故揆諸前開規定，爰逕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例外有證據能力。

㈡、本件係員警於96年3月11日持搜索票在戊○○於臺北縣汐止市○○路○段617號13樓之7租屋處搜索時，發現其內有丁○○所失竊之大潤發量販店會員卡與甲○○所失竊之身分證、健保卡、富邦銀行信用卡、汽車駕照、電腦主機、液晶螢幕、電腦能力檢驗證明書二張及電視盒等物及丙○○所失竊之戒子七只、項鍊四條、象牙墜子一只、佛手玉珮一只、華碩光碟機一臺、耳環二對、胸針一個、碎金一條等物，循線查悉上情（被告竊盜甲○○、丙○○財物部分，已判決確定）。而關於丁○○部分，除查扣之大潤發量販店會員卡為證據以外，雖尚有丁○○之失竊經過指訴，與被告之自白等三項證據。然丁○○之失竊經過指訴，僅係陳述失竊之事實，並未陳述係被告所為竊取行為，是並不足以作為被告被訴前述竊盜犯罪嫌疑之直接證據。

㈢、被告雖於偵查、原審自白前述起訴書所記載之犯嫌，而堪認定其自白具備任意性，惟仍需補強證據用以證明其自白與事實相符。查被告係於94年9月5日搭機前往澎湖馬公工作，有立榮航空公司搭機證明與工作證明、工作相片、湖西鄉公所施工日報表等書證在卷可查，並據證人己○○證述明確。以上有利於被告之證據，包括證明力高之書證與證人之陳述，依據經驗與論理法則判斷，其證據證明力高於前述被告之自白、丁○○之失竊經過指訴與查獲之丁○○所有大潤發量販店會員卡等證據，況被告辯稱查獲地址即臺北縣汐止市○○路○段617號13樓之7，並非其住居所即台北縣汐止市○○路142巷37號12樓，僅為租屋處之詞，亦有戶籍登記資料在卷可查。而被害人丁○○陳述之失竊物品包括：「人民幣五千元、天珠三串、手錶、身分證、健保卡、金融卡、信用卡、大潤發量販店會員卡一張」等物，其中「身分證、健保卡、金融卡、信用卡」等證件之使用價值，遠高於僅單純購物增加點數之「大潤發量販店會員卡」，如係被告竊取，被告何以保留「大潤發量販店會員卡」，且搜索現場尚查獲有甲○○所失竊之身分證、健保卡、富邦銀行信用卡、汽車駕照等證件，如係被告竊取丁○○失竊之：「人民幣五千元、天珠三串、手錶、身分證、健保卡、金融卡、信用卡、大潤發量販店會員卡一張」等物，何以僅留存其中之「大潤發量販店會員卡」，而未保留丁○○失竊之：「身分證、健保卡、金融卡、信用卡」等證件，是被告辯稱：「被害人的大潤發卡是撿到的」等詞，即與常理無違，況本件檢察官起訴三件加重竊盜犯嫌，被告坦承其中二件，衡情亦無必要單就本件否認，是比較前述有利於被告之證據與不利於被告之證據，應認為前述有利於被告之證據較屬可信，而堪認被告與上訴人之辯解可採。

㈣、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之此部分加重竊盜犯罪行為，自應諭知被告無罪，原審疏未詳察遽對被告被訴：「94年9月7日1時許之夜間，持不詳工具破壞丁○○位於臺北縣汐止市○○街10號2樓住處門鎖，侵入住宅竊取人民幣五千元、天珠三串、手錶、身分證、健保卡、金融卡、信用卡、大潤發量販店會員卡一張等物，並足生損害於丁○○」部分（即主文諭知「戊○○攜帶兇器，毀壞安全設備，於夜間侵入住宅竊盜，累犯，處有期徒刑捌月」部分）論罪科刑尚有未洽，本件被告之配偶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5條之規定，為被告之利益獨立上訴，上訴意旨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為有理由，應將原判決前述部分撤銷改判，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富銘到庭執行職務。

刑事第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蔡永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