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度台非字第六五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九年度台非字第六五號

上訴人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告

甲○○

右上訴人因被告違反稅捐稽徵法案件，對於台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八月

十八日第一審確定判決（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一七九○號，起訴案號：台灣高雄地方法

院檢察署八十七年度偵字第一○四五二號）認為違法，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

主文

理由

非常上訴理由稱：「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八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判決認定被告甲○○係高雄市東燦實業有限公司（下稱東燦公司）負責人，為從事業務之人，東燦公司為納稅義務人，明知韓豐瑤、韓李節惠從未在東燦公司任職及領取薪資，竟於民國八十五年初，委由不知情之會計師，製作不實之八十四年度韓豐瑤領取新台幣（下同）二十七萬六千元，韓李節惠領取二十一萬六千元之薪資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並據以列入東燦公司之薪資支出，向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藉以逃漏稅捐十二萬五千二百九十九元，足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稅收之正確性及韓豐瑤、韓李節惠，而論被告所為，係犯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七條第一款、第四十一條之逃漏稅捐罪及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五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並認被告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與逃漏稅捐罪間，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應從較重之逃漏稅捐罪論處。惟查：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七條第一款之規定，係將納稅義務人之公司之責任，基於刑事政策之考慮，於其應處徒刑範圍內，轉嫁於公司之負責人，故於此情形而受罰之公司負責人，乃屬於『代罰』之性質，而刑法第五十五條所謂之牽連犯，必須二個以上之行為有方法與結果之關係，始足構成，亦即必須以犯一罪之方法行為犯他罪，或以犯一罪之結果行為犯他罪，方得成立牽連關係，公司負責人既非逃漏稅捐之納稅義務人，其僅係代罰而已，公司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縱由該公司負責人或其他有權代表公司之自然人代表公司為之，究非屬於公司負責人本身之犯罪行為，自與該公司負責人之其他犯罪行為間，無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可言。本件被告所犯以詐術逃漏稅捐罪部分乃屬代罰性質，而其所犯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則係其本身之犯罪行為，應無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可言，原審未予分論併罰，而論以牽連關係，並從重之逃漏稅捐罪論處被告罪刑，自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案經確定，爰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一條、第四百四十三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等語。

本院按公司為法人，公司負責人為自然人，二者在法律上並非同一人格主體。公司負責人為公司之代表，其為公司所為行為，應由公司負責。故公司負責人為公司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因納稅義務人為公司，其所觸犯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一條罪之犯罪或受罰主體，仍為公司，而非公司負責人，僅因公司於事實上無從擔負自由刑之責任，基於刑事政策上之考慮，同法第四十七條第一款將納稅義務人之公司應處徒刑之規定，轉嫁於公司負責人。是公司負責人依該條款而適用徒刑之處罰，乃屬代罰之性質，並非因其本身之犯罪而負行為責任。又刑法第五十五條所規定之牽連犯，必須同一人犯一罪而其方法或結果行為另犯他罪名，始克相當；亦即必須同一犯罪主體之二個以上犯罪行為間，具有目的與方法、或目的與結果之關係，始得從一重處罰。公司負責人為納稅義務人之公司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既非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一條罪之犯罪或受罰主體，僅依同法第四十七條第一款之規定，代替公司受徒刑之處罰，自與其本身為犯罪主體所犯其他罪名（如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五條，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款等罪）間，不具牽連犯關係。本件原確定判決事實認定被告甲○○係東燦公司之負責人，為從事業務之人，東燦公司為納稅義務人，明知韓豐瑤、韓李節惠二人從未在該公司任職及領取薪資，竟於八十五年初某日，委由不知情之會計師，製作不實之八十四年度韓豐瑤領取二十七萬六千元、韓李節惠領取二十一萬六千元薪資之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各一份，並據以列入薪資支出，向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因而逃漏營利事業所得稅十二萬五千二百九十九元，足生損害於稅捐機關稅收之正確性及韓豐瑤、韓李節惠等情。因認被告觸犯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五條，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七條第一款、第四十一條等罪。則本件納稅義務人顯係東燦公司，依前揭說明，本件所涉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一條之罪，其犯罪或受罰主體應為東燦公司，而非被告；此罪自與被告本身為犯罪主體所犯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五條之罪間，無牽連犯關係，而應併合處罰。原判決認其間有牽連犯關係，而依刑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從其一重處斷，自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案經確定，非常上訴意旨執以指摘，洵有理由。惟原判決尚非不利於被告，應僅將其關於違背法令之部分撤銷，以資糾正。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前段，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三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