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自由
人身自由指的是身體行動或不行動不受國家非法干預的自由，在我國是受到憲法第8條明文的保障。人身自由是憲法上其他自由的前提，換句話說，人民如果遭到國家非法的逮捕及拘禁，也就形同喪失了諸如言論、集會或秘密通訊等的自由。
自由心證
法官根據審理中所出現的當事人辯論旨趣及調查證據結果，在不受非法外力干擾下，依自由意志形成確信，以判斷事實真偽。自由心證並非意謂法官形成心證漫無限制，仍不得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且應該在判決書中記載清楚，以避免濫用。例如：甲、乙二人開車相撞，二人互相指責對方闖紅燈，此時證人丙到庭證述他跟甲是同向，當時是綠燈，乙不顧燈號從左方開進路口，另一名跟乙同向的機車騎士丁也作證表示他當時正在路口停等紅綠燈，乙就從他身邊開過。法官綜合卷證資料判斷乙所言不實，不可採納，就是依自由心證所得的結果。
人格權
人格權係以人格上之利益為標的之權利，凡一切屬於人之尊嚴者均屬之，係一種與人不可分離而專屬於權利人一身之非財產權，性質上為支配權、專屬權、絕對權，包括姓名、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等。刑法對於侵犯人格權法益的犯罪行為，如傷害、誹謗、妨害自由等均加以處罰。
有期徒刑
剝奪犯罪人一定期限內人身自由的刑罰方法。如被告犯竊盜罪，法院判處被告有期徒刑二年。
管收
司法機關於一定期間內拘束人民身體自由之強制處分。
最後手段原則
所謂「最後手段原則」，一般係指立法機關如為保護重要法益，並認施以刑罰有助於目的之達成，又別無其他相同有效達成目的而侵害較小之手段可資運用，始得以刑罰規範限制人民身體之自由，惟罪刑必須合乎比例原則。
最後手段性
刑法之「最後手段性」，又稱刑法之謙抑思想，認為生命、人身自由及財產乃憲法保障之重要基本人權，立法機關為保護特定重要法益，以刑罰剝奪、限制人民基本權，乃不得已之手段，具最後手段之特性，應本著謙讓抑制之原則，在必要合理之最小限度範圍內始適用之。
獨資商號
指一人以營利為目的，出資經營事業，依據商業登記法登記成立的行號。獨資商號本身並無獨立法人格，不得為權利義務主體，但因獨資商號出資人僅有一人，所以其商業行為的權利義務直接歸屬於該出資的自然人，如果有盈餘，全數由該單獨出資人享有，但若有虧損，也由該出資人負擔。例如裁判書中記載「王小明即小明水電行」，就表示小明水電行是王小明獨資成立的商號。
被害人承諾
加害人侵害被害人，破壞受法律保護的正當利益時，就成立犯罪，但是如果被害人自願放棄被侵害的利益時，因為被害人已經不想要受到保護了，這時刑法沒必要積極地保護他，加害人的行為也不會成立犯罪。這種因為被害人自願放棄受保護利益而讓犯罪不成立的情況，刑法上稱之為被害人同意，這是一個可以排除加害人刑事責任的事由。不過，刑法保護利益的種類很多，如果任何利益都可以自願放棄，有時候反而會帶來困擾，因此刑法區別「不可以自願放棄的利益」與「可以自願放棄的利益」，在這兩種不同情況中，被害人的同意會產生不一樣的法律效果。 第一類是法律不許可被害人自願放棄的利益，這種利益通常很重要，比方說生命或重大的身體利益（五官感知、四肢的完整性、生殖功能等），即使被害人同意加害人殺死他，但考量生命的重要性，刑法禁止個人任意放棄生命，被害人雖然已經放棄生命，仍不會讓加害人無罪，只不過可以轉用比較輕的刑法第275條同意殺人罪處罰，不再用比較重的刑法第271條普通殺人罪。 第二類是法律許可被害人自願放棄的利益，這種利益通常沒那麼重要，例如不甚嚴重的身體侵害，或是個人擁有的動產等，只要被害人真摰地許可加害人侵犯，刑法就要優先尊重被害人意願，不再處罰加害人。例如被害人同意加害人用皮鞭打他，或是被害人同意加害人打碎他的花瓶，被害人可以自己決定是否受刑法保護，如果被害人已經同意加害人的侵害行為，加害人就可以依「被害人同意」法則，不構成傷害罪或是毀損罪。必須特別注意，在第二類事例中，若要適用「被害人同意」排除犯罪成立時，必須滿足三個條件：（1）被害人有完整的自由意思，（2）被害人清楚知道自己放棄的利益內容與範圍，（3）加害人在侵害之前，被害人已經表達放棄的意願。一定要同時符合上面三個條件，才能作成有效的「被害人同意」，讓加害人不成立犯罪。
從新原則
即不論法律如何變更修正，一律適用裁判時的新法處斷。例如：保安處分乃為防衛社會及矯治犯人而設立之社會保安措施，為符合實際需要，故應適用新法，毋庸比較新舊法孰對行為人有利，而例外地適用新法。因此，修正前刑法第2條第2項明定：「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但是保安處分亦可能拘束行為人之自由而與刑罰中之自由刑相近，因此新刑法第2條第2項修正為「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亦即對於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如強制工作），仍適用刑法第1條及第2條第1項之規定，適用行為時之法律，即禁止對於不利於受處分人之規定有溯及既往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