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王紘紳

選任辯護人

鄭國安律師

謝孟璇律師

劉怡孜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1年度偵字第2760號、第6658號），及移送併辦(111年度偵字第2393號、15752號、16082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8069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

一、王紘紳雖知悉社會上層出不窮之詐欺集團或不法份子，或為掩飾不法行徑，或為隱匿不法所得，或為逃避追查，常使用他人帳戶進行存、提款及轉帳，於客觀上應可預見如將其個人金融帳戶資料交付他人使用，可能供犯罪集團作為詐欺取財或其他財產犯罪之工具，且倘有被害人將款項匯入該金融帳戶致遭該犯罪集團成員提領，即可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洗錢效果，竟以縱他人持其所提供之金融帳戶作為詐騙或洗錢犯罪之工具，亦不違反本意，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0年6月11日至同月30日間某日，在屏東縣東港鎮某處，以每個帳戶每月新臺幣(下同)15,000元之代價，將其向永豐商業銀行申設之帳號000-0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永豐銀行帳戶），以及其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申設之帳號00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中信銀行帳戶）之存摺、提款卡、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提供予蔡宇軒(所涉詐欺等案，另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並告知蔡宇軒提款密碼。嗣蔡宇軒及其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推由不詳成員，於附表所示之時間，以附表所示之方式詐騙附表所示之人，致渠等均陷於錯誤，於附表所示時間，將附表所示之款項匯入附表所示之帳戶內，再為詐欺集團某成員輾轉匯入王紘紳之上開永豐銀行帳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匯款時間、金額及匯入各層帳戶均詳如附表），旋為上開詐欺集團成員轉匯一空，而以此方式幫助該詐欺集團成員掩飾上開犯罪所得財物之去向及所在。

二、案經林瑋紅訴由嘉義縣警察局竹崎分局、楊安琪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顏君玲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黃育珊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黃睿麒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林祐為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及移送併辦。

理由

壹、程序部分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之審判外陳述資料，經檢察官、辯護人於本院審判程序中均表明同意有證據能力，並經被告王紘紳於本院審判程序中表明：同辯護人所述等語（見本院卷第233頁），本院復審酌各該傳聞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未有違法或不當之情形，且取證過程並無瑕疵，並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衡酌各該傳聞證據，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自均得為證據，而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王紘紳固坦承其於上開時、地，將本案永豐銀行、中信銀行帳戶交予另案被告蔡宇軒(以下逕稱其名)使用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犯行，辯稱：蔡宇軒當時是我太太的姐姐的男友，蔡宇軒向我稱他要做博奕，要借我的帳戶去用，我因信賴蔡宇軒才將永豐銀行、中信銀行帳戶交給他，我不知道上開帳戶會被用於詐騙，我主觀上並沒有幫助詐欺、洗錢之故意云云。

(二)上開永豐銀行、中信銀行帳戶為被告所申辦，其並於上開時、地，將其永豐銀行、中信銀行帳戶之存摺、提款卡、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提供予蔡宇軒使用，並告知其提款密碼等節，業經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中均供認在卷，並有本案永豐銀行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見警一卷第73-77頁、警二卷第81-90頁、偵五卷第23-25頁)、本案中信銀行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見警四卷第135-153頁）等件在卷可參，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又如附表所示之人於上開時、地，因遭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附表所示之詐術所騙，而分別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將附表所示之款項匯入附表所示之帳戶內，再為詐欺集團某成員輾轉匯入上開永豐銀行帳戶、中信銀行帳戶，旋為上開詐欺集團成員轉匯一空之事實，亦據證人即告訴人林瑋紅、楊安琪、顏君玲、黃育珊、黃睿麒、林祐為分別於警詢時證述明確，並據證人即本案其他人頭帳戶提供者鐘郁萍、呂彥勳、陳茂盛分別於警詢時證述甚詳，並有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張勝傑，下稱張勝傑華南銀行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見警二卷第71-80頁、併偵二卷第135-136頁）、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邱寶生，下稱邱寶生中信銀行帳戶)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見警三卷第31-35頁)、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呂彥勳，下稱呂彥勳富邦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見警三卷第43-51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林耿禾，下稱林耿禾郵局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見金訴卷第127-131頁)、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鐘郁萍，下稱鐘郁萍國泰世華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見警三卷第37-41頁）、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李明輝，下稱李明輝臺銀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見警四卷第83-93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蔡宇軒，下稱蔡宇軒中信銀行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見警四卷第107-126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陳琪楊，下稱陳琪楊中信銀行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見金簡卷第65-100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陳茂盛，下稱陳茂盛中信銀行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見金簡卷第101-142頁），以及如附表「證據出處」欄所示各該書、物證在卷足參，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三)按刑法之故意，可分為直接故意與不確定故意，所謂不確定故意即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反其本意，刑法第13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行為人若對於他人可能以其所交付之金融帳戶資料，進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罪行為，已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反其本意，自仍應負相關之罪責。至於行為人何以為該行為，則屬行為人之動機，與故意之成立與否無關。因此，如行為人對於他人極可能將其所交付之金融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含密碼)、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等資料，供作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犯罪行為之工具使用一事，已有所預見，但仍抱持在所不惜或聽任該結果發生之心態，而將帳戶資料交付他人，無論其交付之動機為何，均不妨礙其成立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四)被告雖以前開情詞置辯，然查：

1.金融機構帳戶係個人理財之重要工具，具有強烈屬人性及隱私性，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含密碼)、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自應由本人持有、使用為原則，且申辦金融機構帳戶並無特殊限制，得同時申辦多數帳戶使用，除非充作犯罪工具使用，藉以逃避追緝，否則，一般正常使用金融機構帳戶之人，並無向他人收取帳戶之必要，更遑論以一定之對價，向不特定人大量收取帳戶使用。而詐騙集團為掩飾其等不法行徑，以避免執法人員循線查緝，經常利用他人銀行帳戶，以確保犯罪所得及真實身分免遭查獲之手法亦層出不窮，此等訊息屢經報章雜誌及新聞媒體再三披露，故避免帳戶資料被不明人士利用為與財產有關之犯罪工具，已為一般生活認知所應有之認識。

2.查被告為85年生，於行為時已為25歲之成年人，且曾擔任汽車業務、中古車買賣等工作，並具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等節，均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陳述明確，足證被告行為時為心智成熟，具有一定學歷及工作經驗之人，其對上情自難諉為不知，且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當初我想說我先試看看，如果沒有問題，真的是做博奕的，再找親友一起用等語(見本院卷第248頁)，然賭博於我國尚屬犯罪行為，被告亦於本院審理中自承知悉博奕於我國並不合法等語(見本院卷第249頁)足認被告於交付本案帳戶資料予蔡宇軒前，應已對其所交付之帳戶資料，可能有遭蔡宇軒挪為他用而涉及不法行為之風險有所預見。

3.被告於偵查中供稱：我在110年3月左右認識蔡宇軒，他是我太太的姊姊的男友，我不清楚蔡宇軒的年籍資料，也不知道他人在哪裡，只知道他好像是83年次，住在臺中等語(見偵二卷第15-16頁)，自上情以觀，顯見被告於出借本案帳戶予蔡宇軒時，對蔡宇軒之具體身分及聯絡資訊均不知悉，且被告於出借本案帳戶予蔡宇軒時，與蔡宇軒僅相識3月，時間亦屬短暫，是被告既不知悉蔡宇軒之真實年籍、聯絡方式，其與蔡宇軒間亦僅相識未久，則被告於交付本案帳戶予蔡宇軒時，其與蔡宇軒間，是否確具相當之信賴基礎，已有高度可疑。

4.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供稱：蔡宇軒向我稱其要進行博奕事業，要做博奕金流，每個帳戶每月可獲得15,000元報酬，我遂依蔡宇軒指示到永豐銀行開戶，並將本案永豐銀行帳戶及我先前自己使用的中信銀行帳戶交給蔡宇軒，蔡宇軒沒有具體向我說明他的博奕事業是哪間公司，也沒有約定帳戶要借多久，我把上開2個帳戶資料交給蔡宇軒後，我就沒有再使用，000年0月間，我的銀行帳戶被圈存，永豐銀行有打電話關心我帳戶使用狀況，但蔡宇軒跟我說不用理會，帳戶會自己解封，直到110年9月警察通知我後，我才知道帳戶被蔡宇軒不法使用等語(見偵一卷第131-133頁、偵二卷第15-16頁、併偵二卷第7-21頁、金簡卷第41-44頁、金訴卷第114-115頁)，依被告前揭供述情節以觀，顯見被告於交付本案帳戶資料予蔡宇軒時，對蔡宇軒所稱之「博奕事業」之公司名稱、經營內容及資金往來之合法性均無所悉，已難認其對蔡宇軒所稱之「博奕事業」有何信賴基礎之可言。且被告於交付本案帳戶時，既有認知其帳戶可能有來源不明之鉅額資金出入，其於交付本案帳戶時，對於蔡宇軒極可能將本案帳戶用於財產相關之非法用途等節，當有合理之懷疑，然被告僅為貪圖蔡宇軒給予之報酬，全未向蔡宇軒查證上情，即輕率將本案中信銀行、永豐銀行帳戶資料交予蔡宇軒，使蔡宇軒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得以輕易使用本案中信銀行、永豐銀行帳戶作為轉匯詐欺被害人所匯款項之用，足認被告主觀上對於將個人金融帳戶交付他人使用，可能會遭蔡宇軒及其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用以作為詐欺取財犯罪之幫助工具，且可能遭該集團成員用以收取被害人所匯款項後再轉帳其他悵戶，而生掩飾、隱匿他人犯罪所得去向之效果，藉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情均有認知，至為明確。

5.證人即被告友人盧睿祥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與被告、蔡宇軒3人在東港某個洗車場談到借帳戶的事情，蔡宇軒稱要借用我們的帳戶供博奕使用，要將帳戶提款卡、存摺、網路銀行帳號密碼都給他，他每個月會給我們一些錢，蔡宇軒當時沒有具體說明「博奕」的具體狀況，也沒有說的很清楚為何要借用別人的帳戶，我當時很猶豫，不知道如何拒絕蔡宇軒，蔡宇軒當時看我不太願意借，還要我去問朋友，看有沒有人要借，整個過程被告都在旁邊聽，我有當場跟被告談到借帳戶的事，我也表明不願將帳戶借給蔡宇軒，沒想到被告會將帳戶借給蔡宇軒等語(見本院卷第172-183頁)，是依證人盧睿祥前開所述，蔡宇軒向他人商借帳戶之說詞均無提及任何「博奕」事業之具體細節，且未提出任何足以取信他人之具體實據，而證人盧睿祥於被告出借本案帳戶予蔡宇軒前，即已向被告論及其對於出借帳戶予蔡宇軒之疑慮，是被告於斯時對於其之交付帳戶行為可能內含之幫助詐欺、洗錢之風險當應有所察知，然被告非但全無向蔡宇軒查核其帳戶之使用狀況，反任令蔡宇軒任意使用其帳戶，直至其帳戶遭圈存警示後，仍輕信蔡宇軒之說詞而全無積極查證帳戶金流、防堵蔡宇軒不法使用其帳戶之作為，且被告於110年10月27日、11月20日、11月25日、12月13日之警詢中，在其已明知蔡宇軒所為高度可能涉及詐欺取財、洗錢犯行之情形下，更配合蔡宇軒之設詞，故為虛偽陳述而刻意混淆偵辦方向，此有上開警詢筆錄、被告之配偶張佳蓉與蔡宇軒謀為虛偽陳述之對話錄音譯文等件在卷足參(見偵一卷第171-175頁、警一卷第67-71頁、警二卷第3-9頁、警三卷第7-11頁、警四卷第3-8頁)，顯見被告對其帳戶可能遭蔡宇軒用於詐欺、洗錢等不法用途之風險已有認知，仍放任蔡宇軒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任意使用其帳戶遂行本案犯行，顯見本案詐欺、洗錢犯行之既遂應不違背被告之本意，是其主觀上自具有幫助蔡宇軒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甚明。

6.被告之選任辯護人雖為其辯以：

(1)被告與蔡宇軒為親友關係，其主觀上係因信賴蔡宇軒將本案帳戶用於合法博奕，而非不法用途方將本案帳戶資料交予蔡宇軒，被告於案發時年僅25歲，且僅具高職畢業之學歷，社會經驗亦屬不足，其無法預見該帳戶可能遭蔡宇軒用於詐欺、洗錢所用，其主觀上應無幫助詐欺、幫助洗錢之故意。

(2)本案正犯蔡宇軒所涉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本諸共犯從屬性原則，被告之幫助行為既無正犯行為可資附麗，自應對其為無罪之諭知等語。

7.然查：

(1)被告於交付本案帳戶予蔡宇軒時，與蔡宇軒僅相識數月，亦對蔡宇軒之個人資訊、聯絡方式全無所悉，已難認2人間有何足以產生信賴關係之情感或關係基礎，業如前述，且依本案情節以觀，蔡宇軒於勸誘被告交付帳戶時，並未提出任何足以取信於被告之具體憑據，其以對價向大量不特定人徵集帳戶使用之行為，亦顯與通常之帳戶使用情形相異，且被告於交付本案帳戶前，既已認知交付帳戶可能之非法風險，且於交付本案帳戶後，亦分別經證人盧睿祥、永豐銀行告知其帳戶交予蔡宇軒使用之可能風險，而全然對之置若罔聞，任令蔡宇軒恣意使用其永豐銀行、中信銀行帳戶，是依上情以觀，已足以充分推認被告確具幫助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選任辯護人前開所辯，既經本院說明如前，當無足採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2)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幫助犯從屬於正犯，雖以正犯之犯罪行為成立，始有成立幫助犯之可能，但非以正犯已受法院追訴審判為限。雖正犯或因未能查獲、或因未到案而未經法院追訴、審判，但依卷內客觀存在之證據，已堪認定正犯之行為成立，自得論處幫助犯之罪刑，此與幫助犯之從屬性原則無涉(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71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蔡宇軒所涉詐欺、洗錢等罪固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字第30396號、第33452號、111年度偵字第17492號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27頁)，而本案其餘可能遂行詐欺取財、洗錢犯行之詐欺集團成員則均未經查獲，然依卷內現存事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對如附表所示之人行使詐術，而取得其等財物，以及渠等轉匯、提領本案詐欺贓款以掩飾前開款項之來源、去向之行為，均已分別該當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構成要件行為，是依卷內事證，已足推論本案詐欺、洗錢之正犯行為成立，自得對被告本案幫助詐欺、洗錢行為論處罪刑，選任辯護人前開所陳，亦難執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被告所辯顯係臨訟卸責之詞，無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已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2年5月19日經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其中增訂第15條之2規定，並經總統於112年6月14日公布施行。而依該條立法說明所載「任何人將上開機構、事業完成客戶審查後同意開辦之帳戶、帳號交予他人使用，均係規避現行本法所定客戶審查等洗錢防制措施之脫法行為，現行實務雖以其他犯罪之幫助犯論處，惟主觀犯意證明困難，影響人民對司法之信賴，故有立法予以截堵之必要。」亦即，立法者認為現行實務雖以其他犯罪之幫助犯論處交付帳戶行為，惟幫助其他犯罪之主觀犯意證明困難，故增訂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規定「予以截堵」規範上開脫法行為。因此，該增訂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規定應係規範範圍之擴張，而無將原來合於幫助詐欺、幫助洗錢之犯行除罪化之意，且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其構成要件與幫助詐欺、幫助洗錢罪均不同，並無優先適用關係，加以被告行為時所犯幫助詐欺罪之保護法益為個人財產法益，尚難為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所取代，應非刑法第2條第1項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情形，自無新舊法比較問題。又本條於體例上既屬另一獨立之犯罪型態，依刑法第1 條所揭示之「罪刑法定原則」及「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本案被告提供帳戶幫助本案詐欺集團遂行詐欺、洗錢之犯行時，既無前揭規定，自不適用其行為後增訂之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規定論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228號、112年度台上字第3776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本院仍適用幫助詐欺罪、幫助洗錢罪對被告予以論罪及科刑，先予說明。

(二)按刑法關於共同正犯、幫助犯之區別，係以其主觀之犯意及客觀之犯行為標準，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無論其所參與者是否為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皆為共同正犯，其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所參與者，苟係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亦為共同正犯，必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所參與者又為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始為幫助犯（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45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前雖於警詢中供稱：本案中信銀行、永豐銀行帳戶都是我本人使用，本案款項均係我自己轉匯入蔡宇軒之帳戶內等語(見警一卷第67-68頁、警四卷第3-8頁)，然於偵查中旋改稱：本案中信銀行、永豐銀行帳戶我都是交給蔡宇軒使用，本案款項都不是我提領的等語(見偵一卷第131-133頁)，而依被告上開帳戶資料，尚無由推認被告上開永豐、中信銀行帳戶內之款項係由何人所轉出，且卷內亦乏可推認本案實際轉匯款項者之具體身分之相關證據資料，自難僅憑被告片面有疑之供述，即認被告係實際轉匯本案款項之人，本諸罪疑惟輕原則，應僅認被告係單純提供其中信銀行、永豐銀行帳戶資料予蔡宇軒使用，而未參與本案款項之轉匯流程，是被告既係單純交付其永豐銀行、中信銀行帳戶資料供蔡宇軒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使用，而未參與實施詐欺、洗錢之構成要件行為，客觀上自無行為分擔之情事，卷內亦無事證可認被告主觀上係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其中，是被告係基於幫助蔡宇軒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詐欺取財、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而從事詐欺、洗錢罪之構成要件外之行為，自應以幫助犯論處，核其所為，應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

(三)被告提供上開永豐銀行、中信銀行帳戶予蔡宇軒，而幫助蔡宇軒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等詐欺正犯詐取如附表所示之人之財物及掩飾、隱匿他人犯罪所得，係以一行為同時犯上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幫助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四)按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固為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所明定。被告固曾於111年10月24日之偵訊中，於檢察官訊問其「是否承認幫助詐欺、幫助洗錢」時，答稱「我承認」等語（見偵四卷第58頁），惟被告其後於本院審理中均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幫助洗錢之犯行，為確定被告是否確有自白之真意，本院即於審判程序中，與被告確認其於上開偵訊中，是否承認本案犯行，被告明確答稱：當時我誤會檢察官的意思，我以為是指交付簿子的事情，我沒有要幫助蔡宇軒他們詐欺、洗錢等語（見本院卷第234頁），復經本院闡明如依其主張，將與上開規範所定之偵查中自白要件不符時，被告及選任辯護人均表明沒有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234頁），由上以觀，顯難認被告上開偵訊所言，確具自白之真意，是被告於本案偵、審中，均未自白洗錢犯罪，自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附此說明。

(五)被告為幫助犯，已如前述，然其未親自實施詐欺及洗錢行為，不法性較正犯為輕，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六)移送併辦之如附表編號3至6所示之人遭詐騙，匯入如附表編號3至6所示之金額至如附表編號3至6所示各該人頭帳戶內，復經詐欺集團成員轉匯至被告之永豐銀行、中信銀行帳戶內，再為集團成員轉匯一空，被告此等幫助詐欺、幫助洗錢犯行（111年度偵字第2393號、15752號、16082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8069號），與本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幫助詐欺、洗錢犯行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附此敘明。

(七)量刑部分

1.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第57條所列10款及一切情狀，以為量定刑罰之標準，刑法第57條定有明文。又揆諸該條所示之10款事由，其中第4、5、6、10款所列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及犯罪後之態度，屬一般情狀的行為人屬性事由（或稱一般情狀事由）；其他各款則屬與犯罪行為情節有關之行為屬性事由（或稱犯情事由）(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3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此核與學理通說上所稱之「相對應報刑」概念相符。是法院於刑罰之酌定時，應先以犯情事由衡量行為人犯行之非難程度後，再就行為人屬性相關事由，考量其生活歷程或犯後態度、社會復歸等刑事政策考量，以期使罪責相符，並使刑罰得以適度反映於行為人之生活歷程及將來之社會復歸，方屬妥適。

2.首就犯情相關事由而言，被告因提供本案中信銀行、永豐銀行帳戶予蔡宇軒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使用，而使詐欺集團成員因而得以順利收取、轉匯渠等所詐得之款項，被害金額達300餘萬元，所生損害非輕，且被告於可預見蔡宇軒可能遂行不法犯行之情形下，仍為貪圖報酬利益而交付複數帳戶供蔡宇軒使用，其主觀法敵對性及犯行手段均屬於交付帳戶類型之案件中較嚴重之情形，然被告並未實施詐欺、洗錢行為，僅係為正犯提供助力，其所為之提供帳戶行為，於整體詐欺取財、洗錢犯行則僅為邊緣性角色。

3.次就行為人相關事由而言，被告於本案行為前，並無因案而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5-37頁)，品行尚佳，然被告於犯後非但否認犯行，並於警詢中數度配合蔡宇軒之唆使，故為不實陳述而混淆檢警偵辦方向，犯後態度惡劣，且被告迄今均未與附表所示之各該告訴人達成調解，顯見其並無彌補自身犯行損害之意願，又衡酌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陳述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涉及被告個人隱私部分，均不詳載於判決書面，詳本院卷第250頁)，綜合考量以上犯情及行為人屬性之相關事由，爰對被告本案幫助洗錢犯行，量定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基準。

三、沒收

(一)按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固規定「犯第14條之罪，其所移轉、變更、掩飾、隱匿、收受、取得、持有、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之；犯第15條之罪，其所收受、持有、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亦同。」惟該條文並無「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之絕對義務沒收要件，當以屬於犯罪行為人者為限（即實際管領者），始應沒收。查附表所示匯入本案中信銀行、永豐銀行帳戶內之款項，固可認該等款項應係本案詐欺、洗錢正犯所取得之財物，然上開款項悉為詐欺集團成員轉匯一空等節，有上開中信銀行、永豐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可參(見警一卷第73-77頁、警二卷第81-90頁、警四卷第135-153頁、偵五卷第23-25頁），被告對上開款項應無事實上管領權，自無從依上述規定諭知沒收。

(二)查被告因提供本案中信銀行、永豐銀行帳戶予蔡宇軒使用，而獲有3萬元之報酬等節，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認在卷(見本院卷第116頁)，上開款項係為被告本案幫助洗錢犯行所得之報酬，應為其本案犯罪所得，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本案中信銀行、永豐銀行帳戶之存摺、提款卡，雖係供被告本案幫助詐欺、幫助洗錢犯行所用之物，惟本案中信銀行、永豐銀行帳戶既遭列為警示戶而喪失交易機能，且該物品本身價值低微，單獨存在亦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對於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罪責評價並無影響，復不妨被告刑度之評價，對於沒收制度所欲達成或附隨之社會防衛亦無任何助益，欠缺刑法上重要性，是本院認該物品並無沒收或追徵之必要，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四、退併辦部分

(一)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206號併辦意旨略以：被告得預見提供金融機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予他人使用，可能幫助掩飾、隱匿他人犯罪所得或幫助他人遂行詐欺取財犯行，竟仍基於幫助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去向及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000年0月間某日，向另案被告龔奕僑(以下逕稱其名)收取其所申辦之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龔奕僑永豐銀行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密碼、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再將龔奕僑永豐銀行帳戶存摺、提款卡、密碼、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在高雄市三民區科工館附近，交付給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詐欺集團成員於取得本件帳戶資料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於000年0月間起，以Instagram暱稱「陳家豪」向告訴人葉蒔樺佯稱可參與海外投資案獲利云云，致告訴人葉蒔樺陷於錯誤，於110年7月28日至110年8月18日共匯款5筆至「陳家豪」指定之帳戶，其中第2筆於110年8月4日13時31分許，匯款22萬8854元(折合港幣6萬4000元)至第一層人頭帳戶即另案被告石晟榮之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復經該詐騙集團成員於110年8月4日13時36分許，層轉至龔奕僑永豐銀行帳戶內，旋經轉匯一空，而以此迂迴層轉之多層化方式隱匿詐欺所得款項真正之去向，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幫助詐欺，以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嫌，並認此犯罪事實與本案係提供銀行帳戶給同一詐欺集團，供詐騙集團用以詐騙不同之告訴人，時間緊接，應係基於接續犯意為之，其間具有接續犯之一罪關係，爰請求併予審理等語。

(二)就本案犯行情節與上開併辦意旨交互以觀，上開併辦意旨與本案所載犯行之交付時間、地點均屬互異，且被告於本案犯行係交付自身帳戶，於併辦意旨則係媒介他人交付帳戶，行為態樣亦屬互殊，而併辦意旨所載之被害人與本案犯行之被害人並不相同，被害法益亦屬有別，況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中供稱：我的帳戶交給蔡宇軒是000年0月間，之後蔡宇軒問我我還有沒有朋友銀行存摺可以借他做博奕使用，然後叫我問我朋友有沒有人要做，所以我才會問龔奕僑等語(見併警一卷第20-21頁、併偵一卷第43頁)，顯見被告係於交付本案帳戶後，復經蔡宇軒勸誘方另行起意而媒介龔奕僑交付其永豐銀行帳戶予蔡宇軒。且被告於本案及併辦意旨所為犯行之時、地及被害法益均屬有別，亦顯非自始基於同一犯意接續所為，是併辦意旨與本案犯行間，當無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甚明，自非本案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效力所及，本院自無從併予審理，應退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雯麗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張志杰、趙翊淳、顏郁山、李怡增移送併辦，檢察官廖華君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