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鄭順鴻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5年度偵字第10735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經本院裁定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被告鄭順鴻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經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則本案證據之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自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下列事項應予更正、補充外，餘均引用附件即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一)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部分：

1、第1行「黎美玲、楊政達（上2人業據另案提起公訴）」之記載，應更正為「黎美玲（業經本院114年度原易字第1號判決判處罪刑確定）、楊政達（業經本院以114年度原易字第1號判決判處罪刑後，楊政達提起上訴，復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4年度上易字第1814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

2、倒數第1、2行「並由鄭順鴻出面收取變賣之價金」之記載，應補充為「並由鄭順鴻出面收取變賣之價金約30萬元」。

(二)證據部分另補充：「被告鄭順鴻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本院114年度原易字第1號、臺灣高等法院114年度上易字第1814號判決書各1件」。

三、論罪科刑：

(一)罪名：

1、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4款所謂「結夥3人以上」，係指有共同犯罪之故意，結為一夥而言，把風或接應行為，旨在排除犯罪障礙或助成犯罪之實現，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故亦係共同正犯而應計入結夥之內（最高法院89年度台非字第92號、96年度台上字第3690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共同正犯，本係互相利用，以達共同目的，並非每一階段行為，各共同正犯均須參與。而共同實施犯罪行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原不必每一階段行為均經參與，祇須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978號、第573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係由共犯楊政達夥同共犯黎美玲、被告鄭順鴻共同實施本件竊盜犯行，且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已載明敘及其3人之分工模式，則其等就本案竊盜犯行既具有犯意聯絡，並各以現場勘查、居間聯繫、下手行竊、在場接應及變賣竊得之物等方式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依前揭說明，自均應計入結夥之內。

2、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4款之結夥三人以上竊盜罪。

(二)共犯之說明：被告與共犯楊政達、黎美玲，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惟結夥三人以上竊盜，其本質仍為共同正犯，因本案已認定為結夥三人以上犯之，故主文之記載並無加列「共同」之必要，此有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4231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其等利用不知情之吊車司機以遂行上開犯行，則為間接正犯。

(三)量刑：爰審酌被告非無謀生能力，不思以正途獲取所需，竟與共犯楊政達、黎美玲，恣意結夥在本案空地竊取財物，所為對他人財產之危害尚非輕微，顯無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其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均無可取，所為應予非難；兼衡被告之素行（見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見本院卷附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見本院簡式審判筆錄第4頁）、所竊得財物之價值、告訴人所受損失之程度，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惟未能與告訴人和解賠償損害之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沒收部分：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前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4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宣告前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亦有明文規定。次按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倘個別成員並無犯罪所得，且與其他成員對於所得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時，即無「利得」可資剝奪，一概採取絕對連帶沒收或追徵，對未受利得之共同正犯顯失公平，故共犯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之數，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而言。各共同正犯有無犯罪所得、所得多寡，事實審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綜合卷證資料及調查結果，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而為認定。倘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收；若共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與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得諭知沒收；然如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主觀上均具有共同處分之合意，客觀上復有共同處分之權限，且難以區別各人分得之數，則仍應負共同沒收之責（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42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本院114年度原易字第1號案件（下稱本院另案）審理時供稱：113年1月4日變賣所得係20幾還是30萬元，伊拿了10幾萬元，當時會緊張故未認真算錢等語（見本院另案卷第196頁）；而證人即共犯黎美玲於本院另案審理時則證稱：113年1月4日至回收場變賣鋼板，伊拿到3萬元，其餘款項都是楊政達和鄭順鴻拿走，伊不知道他們2人怎麼分等語（見本院另案卷第 201、209頁），核與其於偵訊時證稱：113年1月4日總共變現30幾萬元，但伊只分得3萬元，剩餘27萬元都是楊政達拿走，變賣的錢是鄭順鴻收的，鄭順鴻好像也有分到錢等語無違（見偵字第8316號卷第208頁反面至209頁），亦與證人陳宏文、廖美雅於偵訊時證稱：113年1月4日變賣之金額30幾萬元等語大致相符（見偵字第8316號卷第126、179頁），是共犯黎美玲實際支配之犯罪所得應為3萬元乙節，堪以認定，然遍查全卷，無從確認證人陳宏文、廖美雅所稱變賣總額30幾萬元之詳細金額為何，本於事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認定原則，應認被告與共犯楊政達、黎美玲於本案加重竊盜之犯罪所得，應以可確定之範圍即30萬元作為本案犯罪所得總額之標準。是以，扣除上開由共犯黎美玲所取得之犯罪所得3萬元後，變賣剩餘款項則為27萬元（計算式：30萬元－3萬元＝27萬元），且此部分款項未據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應認係由被告與共犯楊政達所共同支配管理之犯罪所得，惟其2人就變賣所得各自如何分配，依卷存事證，屬利得分配狀況不明之情形，難以區別各自分得部分，為達徹底剝奪犯罪行為人實際犯罪所得之立法目的，應就被告與共犯楊政達之上開犯罪所得27萬元宣告共同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共同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本件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文），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慈儀偵查起訴，檢察官許智鈞到庭執行職務。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