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曹振龍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犯公共危險案件，不服本院簡易庭中華民國113年4月25日113年度中交簡字第536號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3年度速偵字第1244號）刑之部分不服，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審判範圍：

㈠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核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上開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對於簡易判決之上訴亦準用之。

㈡本案係由上訴人即檢察官提起上訴，被告曹振龍則未於法定期間內上訴。依檢察官上訴書、本院準備程序及於本院審理時所陳之上訴範圍，明示僅就原判決刑之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交簡上卷第9至10、46、71至72頁），對於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罪名均不爭執而未上訴，故依前揭規定意旨，本院應僅就原判決之刑部分妥適與否進行審理，其他部分則非本院之審判範圍，先此說明。

二、按累犯事實之有無，攸關刑罰加重且對被告不利之事項，為刑之應否為類型性之加重事實，應由檢察官負主張及實質「舉證責任」。另為使法院科刑判決符合憲法上罪刑相當原則，法院審判時應先由當事人就加重、減輕或免除其刑等事實及其他科刑資料，指出證明方法，進行周詳調查與充分辯論，最後由法院依法詳加斟酌取捨，並具體說明據以量定刑罰之理由，俾作出符合憲法罪刑相當原則之科刑判決，是檢察官就被告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事項負較為強化之「說明責任」。綜上以觀，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理由、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前因施用毒品、詐欺案件，經法院分別判處有期徒刑3月、1年、1年1月（2次）、1年3月（4次），經本院110年度聲字第1238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6月確定，被告先於民國110年1月28日入監執行，後於111年9月26日假釋出監，並於112年3月16日假釋付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被告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為累犯。

三、按司法院釋字775號解釋意旨認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加重本刑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惟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意旨；且要求法院，在法律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然就法院裁量之射程範圍及是否加重最低本刑之條件，則無進一步之說明。惟參酌該號解釋理由書，首先闡明刑罰具有最後手段之特性，應受嚴格之限制，且須以罪責為基礎，與罪責相對應，不得超過罪責；繼而說明立法機關以法律規定法官所科處之刑罰種類及其上限，應與犯罪行為所生之危害、行為人責任之輕重相符，始與憲法罪刑相當原則及第23條比例原則無違；復進一步闡釋：因目前實務上有期徒刑加重係以月為計算單位，如最低法定本刑為6月有期徒刑，累犯加重結果，最低本刑為7 月有期徒刑，本來法院認為諭知6月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即可收矯正之效或足以維持法秩序，但因累犯加重最低本刑之結果，仍須宣告7月以上有期徒刑，致不得為易刑處分等旨，而有上開解釋文之結論；更就對累犯者加重本刑涉及之科刑資料應如何調查及辯論，併予指明：「為使法院科刑判決符合憲法上罪刑相當原則，法院審判時應先由當事人就加重、減輕或免除其刑等事實及其他科刑資料，指出證明方法，進行周詳調查與充分辯論，最後由法院依法詳加斟酌取捨，並具體說明據以量定刑罰之理由，俾作出符合憲法罪刑相當原則之科刑判決」。足徵本號解釋主軸始終聚焦在累犯規定與罪刑相當原則之衝突關係，而在具體個案之實踐上，則側重在法院對累犯加重其刑與否之裁量審酌，必須對於累犯者前案情節，有無該條立法理由所指具有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各情全面盤點、調查及辯論，非可一律加重其刑，否則即有違憲法罪刑相當性原則。再參以刑法第59條之規定，固係立法者為符合罪刑相當原則，而賦予法官救濟個案之量刑調節機制。惟並非所有個案於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後，即無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虞，此觀司法院釋字第669號、第790號解釋自明（分別揭示法院於審理未經許可製造、販賣、運輸具殺傷力之空氣槍，及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之個案，如遇有違法情節輕微，顯可憫恕之情形，依當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1 項、毒品條例第12條第2項規定之刑罰，縱使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仍嫌情輕法重，有違憲法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而宣告上開規定於此範圍內違憲等旨）。況若謂法院就構成累犯之個案，僅於無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時，始得依該號解釋裁量不予加重最低本刑，則於行為人不符該條酌減其刑之規定，但有其他減刑事由之適用（例如刑法第19條第2項）時，仍得裁量不予加重最低本刑；而於僅符合刑法第59條之規定，別無其他減刑事由之個案，法院即使認仍有罪刑不相當之情形，亦無不加重最低本刑之裁量空間，核非事理之平，併有邏輯上之矛盾。可見該號解釋提及刑法第59條，應僅係用以舉例說明累犯規定所構築之處斷刑下限，即使透過該規定調節，仍無法全面正當化累犯不分情節一律加重最低本刑之規定。從而法院於修法前，如認依累犯規定加重最低本刑，有罪刑不相當之情形，不論已否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仍得依上開解釋意旨，裁量不予加重，非謂事實審不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者，即不得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反之，倘事實審法院已就個案犯罪情節，具體審酌行為人一切情狀及所應負擔之罪責，經裁量結果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最低本刑，而無過苛或罪刑不相當之情形者，亦與上開解釋意旨無違。換言之，該號解釋關於刑法第59條適用說明，僅係例示如何於個案中調解罪刑不相當之情，非在排除法官於認定符合累犯後，仍得就個案行使裁量權，檢視是否加重其刑之情形（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73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以，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及上開罪高法院判決意旨可知，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所稱「低法定本刑為6月有期徒刑，累犯加重結果，最低本刑為7月有期徒刑」僅為例示，事實審法院裁量是否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範圍，並不以此為限，本院審酌被告前案所犯為詐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與本案涉犯公共危險罪之罪質、犯罪情節、手段均有異、侵害法益均不同，尚難依上開案件執行完畢，認被告有何特別之惡性，或對刑罰反應薄弱等情事，而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爰裁量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法定最低刑度。

四、原審判決認被告不能安全駕駛犯行，事證明確，適用論罪科刑之相關法律規定，並審酌被告明知酒精成分對人之意識能力具有不良影響，超量飲酒後將導致對於週遭事物之辨識及反應能力較平常薄弱，倘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行駛於道路上，將對自身及一般往來公眾造成高度危險，竟於服用酒類後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之狀態下，仍執意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行駛於道路上，非但危害自身性命，亦危害公眾往來行車安全，應予以非難。惟考量被告本次犯罪並未對他人之生命、身體及財產法益造成具體實害，且被告犯後即坦承犯行，兼衡其素行、於警詢時自述之學歷、職業、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2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檢察官雖以原判決未依檢察官之主張、說明及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對被告本案犯行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認原判決違法等語，提起上訴。惟依上開說明，事實審法院決定是否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範圍，並不限於「低法定本刑為6月有期徒刑，累犯加重結果，最低本刑為7月有期徒刑」之情形，原審判決既已載明「惟審酌被告前案所犯為施用毒品、詐欺等犯行，與本案所犯之不能安全駕駛，罪質不同，難認被告於受上開案件處罰後再犯本案，有何特別惡性或顯具刑罰反應力薄弱情形，爰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僅於本判決後述依刑法第57條科刑時一併衡酌被告之前揭素行」，應認原審判決已就其裁量之之依據明確說明，並將被告素行列為量刑因子加以考量，並未有何濫用其裁量權限，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自不得任意指為不當或違法，基此並未論以累犯，亦未加重其刑，並未違法，原審判決所量處之刑度尚屬妥適，應予以維持。綜上所述，檢察官上訴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元亨提起公訴、提起上訴，檢察官蔡明儒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