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吳秉紘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緝字第1019號、109年度偵緝字第101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吳秉紘（原名吳晉維）、盧玫璇（另為不起訴處分）原為夫妻，盧玫璇為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13樓之9「國洲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08年3月21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1085911460號廢止，下稱國洲旅行社）負責人。吳秉紘依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應能預見提供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該金融帳戶極有可能淪為他人用為詐欺取財犯罪後收受被害人匯款，進而提領贓款以掩飾、隱匿犯罪所得財物目的之工具，竟基於縱其提供之金融帳戶遭他人持以實施詐欺取財犯罪，並於被害人轉匯遭詐騙之款項後，再由其提領後轉交與他人製造金流斷點，將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實際流向，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08年2月起，透過通訊軟體加入綽號「小賴」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年人所組成之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與詐欺集團成年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洗錢等犯意聯絡，先由吳秉紘提供國洲旅行社開設臺灣新光商業銀行（下稱新光商銀）林森北路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國洲旅行社帳戶）之資料予「小賴」後，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隨即於附表「詐欺方式」欄所示之時間、手法，對該附表「告訴人/被害人」欄所示之人施用詐術，致彼等陷於錯誤，而於該附表「匯款/轉帳時間(依國洲旅行社帳戶交易明細所示)」欄所示時間，匯款如該附表「詐騙金額」欄之金額至國洲旅行社帳戶內，除該附表編號2所示之款項未及提領，致未生掩飾、隱匿此部分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之結果而未遂外，均由吳秉紘依「小賴」指示，自行或委由不知情之盧玫璇於該附表「提款時間（依國洲旅行社帳戶交易明細所示）／提款地點」欄所示之時間、地點，自國洲旅行社帳戶臨櫃提領如該附表「提領金額」欄所示之款項，吳秉紘於扣除與「小賴」約定吳秉紘可領取之金額共新臺幣（下同）11萬元後，續依「小賴」指示赴指定之地點，將領得之款項交予前來取款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將款項移置而達隱匿之效果。

二、案經林文琦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林丁弘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呈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臺灣臺北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暨吳連宗、張戴德、吳俊德、朱翔志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報告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審判範圍

(一)按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審判，刑事訴訟法第268條定有明文。又犯罪是否已經起訴，應以起訴書依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2項第2款規定所記載之「犯罪事實」為準。而此「犯罪事實」之重要內容，包括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及所組成之具體「人、事、時、地、物」等基本要素，亦即與犯罪成立具有重要關係之基本社會事實。是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表明起訴之特定犯罪，不致與其他犯罪互相混淆，除須足使法院得確定審判範圍外，並須足以使被告知悉係因何「犯罪事實」被起訴，俾得為防禦之準備，以充足保障被告訴訟防禦權。又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就犯罪之時間、地點、方法、態樣，以及適用法律有關事項之記載，如存在「無礙於辨別起訴犯罪事實同一性」之明顯錯誤，法院固應予以究明及更正，並據以認定犯罪事實。倘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之記載，並無明顯錯誤，則不得逕以更正方式，而就未經起訴之犯罪事實為裁判，並置原起訴之犯罪事實於不顧。所稱「無礙於辨別起訴犯罪事實同一性」之明顯錯誤，係指文字顯然誤寫，或與起訴之犯罪事實所憑卷內證據有顯著不符等情形而言。至於檢察官與法院斟酌卷內事證，而為不同之認定者，核屬所為判斷正確與否之事項，應不在其列。故法院應依據起訴之「犯罪事實」重要具體內容整體評價而為論斷，於「無礙起訴犯罪事實同一性」，及充足保障被告訴訟防禦權行使之前提下，始得依據調查所得之證據綜合判斷以認定犯罪事實；倘已影響起訴犯罪事實同一性之認定及被告防禦權之行使，仍自行認定犯罪事實逕予審判，即係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審判，且等同於就起訴之犯罪事實未予判決，而併有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及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之違法（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88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詐欺取財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洗錢防制法透過防制洗錢行為，促進金流透明，得以查緝財產犯罪被害人遭騙金錢之流向，而兼及個人財產法益之保護，從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洗錢罪之罪數計算，亦應以被害人人數為斷（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812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對不同被害人所犯詐欺取財、洗錢行為，受侵害之財產監督權既歸屬各自之權利主體，且犯罪時、空亦有差距，應屬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而應分論併罰。

(二)經查，本案經起訴繫屬於本院後，公訴檢察官於審理時稱被害人胡智鈞、李志傑為起訴書所載之犯罪被害人，因而主張本院應就被害人胡智鈞、李志傑部分應一併審理等語（見本院訴卷第74頁）。揆諸前揭說明，詐欺、洗錢罪之罪數計算係以被害人人數為基準，則被告吳秉紘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詐欺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人部分及公訴檢察官所主張之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共同詐欺被害人胡智鈞、李志傑部分，渠等受侵害的財產監督權歸屬各自權利主體，且彼此間受害行為無時空密接性，則應屬分論併罰，而非裁判上一罪關係。又詐欺之犯罪事實的重要內容，應包括被害人如何遭詐欺、陷於錯誤，及是否、因此交付財物若干等節，此乃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及所組成之具體「人、事、時、地、物」等基本要素，惟起訴意旨僅記載被害人胡智鈞、李志傑匯入國洲旅行社帳戶之事實，對於前述詐欺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及所組成之基本要素均付之闕如，依上說明，難認定檢察官就此部分已為起訴，又未見檢察官就此對其等為追加起訴，是被害人胡智鈞、李志傑自俱不在本案審判範圍內，依刑事訴訟法第268條規定，本院即不能就該未經起訴部分併予裁判。

(三)又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㈥有關楊榮宗、黃暉凱、溫維生、不詳之人分別匯款至國洲旅行社帳戶之記載部分，亦未敘及其等如何遭詐騙等犯罪事實，此部分公訴檢察官已當庭表示其等所匯入之款項非本案起訴範圍（見本院訴卷第74頁），是楊榮宗、黃暉凱、溫維生、不詳之人匯入至國洲旅行社帳戶部分，亦不在本案審判範圍，併此敘明。

二、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此規定係以立法排除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或檢察事務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2、第159條之3及第159條之5之規定，是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即絕對不具有證據能力，自不得採為判決基礎。上開規定係排除一般證人於警詢陳述之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然被告於警詢之陳述，對被告本身而言，則不在排除之列（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2年度台上字第265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被害人（下統稱本案被害人）於警詢中之陳述，均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於被告涉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名部分，即絕對不具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基礎（然就加重詐欺取財、洗錢部分，則不受此限制）。又被告警詢時以被告身分所為之陳述，對於被告自己而言，則屬被告之供述，為法定證據方法之一，自不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 項規定之排除之列，除有不得作為證據之例外，自可在有補強證據之情況下，作為證明被告自己犯罪之證據。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等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是除上述以外，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對於下述本院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依據之各項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時及所提書狀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訴字第82至87、179、273頁），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或聲明異議（見本院訴字第281至295頁），另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過程並無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以之為本案證據並無不當，自得採為本件認定事實之基礎。

(三)其餘本判決所採之非供述證據亦均經法定程序取得，無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自均有證據能力，併此敘明。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於108年2月起與「小賴」透過微信聯繫，後提供國洲旅行社帳戶予「小賴」，並依「小賴」指示於如附表「提款時間（依國洲旅行社帳戶交易明細所示）/提款地點」欄編號所示之時間、地點，自行或委由證人即當時之妻盧玫璇提領如「提款金額」欄編號所示金額之款項，再依「小賴」指示至指定地點將提領之款項交予前來取款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見本院訴卷第79至82頁），惟矢口否認有何參與詐欺集團、詐欺、洗錢等犯行，辯稱：我之前經營國洲旅行社時，「小賴」於廈門中國旅行社工作，是合作的同業人員，因大陸人士來臺旅遊的團費採後付，故「小賴」尚欠我團費共5萬元人民幣，他於108年2月以微信聯繫我稱要還款，且因與臺灣旅遊同業合作，須用臺灣帳戶收取團費等語，我遂以微信將國洲旅行社帳戶之資料提供予「小賴」，並受託提領匯入帳戶內之款項後，至指定地點交予「小賴」於臺灣合作之夥伴，並以每筆提款金額之2%作為還款，直到清償為止，因之前和「小賴」合作1年多，故沒有懷疑過該帳戶遭不法使用，以為匯入帳戶內之款項是團費云云；辯護人為其辯以：被告不認識對本案被害人施以詐術、微信暱稱「吳青雯」、「楊兰」、「黃春靜」、「蔡雅沁」之人，自不知悉詐術實行之情形，且匯入國洲旅行社帳戶之款項尚有正當來源之款項，又被害人林丁弘匯入之款項直至國洲旅行社帳戶遭警示結清前，都未被提領，前述情形均與詐欺集團慣用之手法有間，加以國洲旅行社之前確實有經營，故被告所稱依「小賴」指示提供國洲旅行社帳戶、提領款項及交付款項，係因信賴「小賴」是為了清償團費並非毫無根據等語。經查：

(一)被告為國洲旅行社之實際負責人，該旅行社於108年3月21已經廢止，被告於108年2月與「小賴」透過微信取得聯繫，嗣於108年3月間，以手機翻拍國洲旅行社帳戶之資料，透過微信提供予「小賴」。後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本案被害人遭詐欺集團成員以如附表「詐欺方式」欄所示之手法詐騙，陷於錯誤，因而於如附表「匯款/轉帳時間（依國洲旅行社帳戶交易明細所示）」欄所示之時、地，將如附表「詐騙金額」欄所示之款項匯入國洲旅行社帳戶後，被告即依「小賴」指示，於如附表「提款時間（依國洲旅行社帳戶交易明細所示）/提款地點」欄所示時間、地點，自行或委由不知情之證人盧玫璇提領如附表「提款金額」欄所示之款項後，再自行前往「小賴」指定地點，將領得款項交予前來取款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人，其中附表編號2所示之款項尚未及提領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中供陳在卷（見偵4053卷第5至7頁、高市警偵卷第9至15頁、偵緝1018卷第45至48頁、本院審訴卷第53至56頁、訴卷第73至89、177至184頁），核與證人即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本案被害人於警詢中、盧玫璇於警詢及偵訊中所為之指訴、證述情節（見偵4053卷第12至14、21至22、44至45頁、高市警偵卷第3至7、23至25頁、偵緝1018卷第45至46、463至464、501至503、507至510、524頁、本院訴卷第137至139、147至149頁）大致相符，並有如附表各編號「證據名稱及出處」欄所示之證據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從而，本案應審酌者，即為：被告是否具有參與「小賴」等人所屬本案詐欺集團、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茲分述如下：

(二)被告有參與犯罪組織、加重詐欺之不確定故意：

1、按刑法關於犯罪之故意，係採希望主義，可分為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若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本意者，則為間接故意(即不確定故意)。是不論行為人為「明知」或「預見」，其在主觀上均有所認識，只是基於此認識進而係「使其發生」或「容任其發生」之強弱程度有別，仍皆屬故意實行犯罪行為之範疇。申言之，故意包括「知」與「意」之要素，「預見」其發生，屬知之要素；「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則屬於意之要素。間接故意仍須以主觀上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有所認識，並基於此認識進而「容任其發生」。至行為人主觀認識與否以有「預見可能性」為前提，須依據行為人之社會年齡、生活經驗、教育程度，以及行為時之精神狀態等事項綜合判斷，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404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433號刑事判決足資參照。

2、我國現行相關金融交易機制甚為便利，縱使涉及外匯項目，亦可持身分證件至金融機構以臨櫃方式，或透過網路銀行之管道，將新臺幣兌換為人民幣後匯至中國地區金融帳戶。除有前述方式外，更有票據抑或電子支付等方式補足現金交易之便利性與安全性。而鉅款常受覬覦，搶奪、強盜等重大治安犯罪報導時有所聞，財產復與常人信用性及日常生活所需息息相關，是一般金錢交易，除逕以現金給付外，為確保交易安全，以常情而論，大額款項多會以前述匯款、電子支付等方式為之，縱因個人有立即取得「現金」之需求，為降低現金遭搶奪、竊盜或侵占等風險，多會指定有相當信賴關係之人協助提領、交付，並儘量減少碰觸現金之人數，且於當面交付現金時進行點收，甚至簽立收據，以杜絕風險。又觀諸現今社會上，詐欺集團常以收集而來之人頭帳戶，作為詐欺犯罪之轉帳帳戶，復利用車手提領該人頭帳戶內之款項，亦經報章媒體多所批露，並屢經政府及新聞為反詐騙之宣導，因此交付帳戶予非親非故之人，受讓人將持以從事財產犯罪，而委由他人以臨櫃或至自動付款設備之方式代為提領金融機構帳戶款項者，實係藉此取得不法犯罪所得，均屬具通常智識經驗之人所能知悉或預見。

3、經查，被告自承：證人盧玫璇於103年底登記為國洲旅行社之負責人，我是該旅行社的實際負責人，但該旅行社於105年6月間即停止營運，後於108年2月許，一名曾與我合作旅遊團隊之大陸籍男子「小賴」，因之前積欠我約20萬元之團款，遂以微信稱可以還款，但需提供帳戶借他使用等語，於同年3月初，我便以手機翻拍帳號透過微信傳給「小賴」，已經忘記「小賴」之真實姓名，也不記得其微信之帳號，因「小賴」人在大陸，遂將領出之款項交予「小賴」指派前來取款的人，我不認識該前來取款之人，亦不知「小賴」旅行社之負責人是誰等語（見偵4053卷第6頁、高市警偵卷第10至12頁），可知被告與「小賴」為本案聯繫前，被告經營之國洲旅行社已停止營業數年，與「小賴」應已無合作關係，亦未謀面許久，嗣與「小賴」於108年2月聯繫時，亦僅透過微信聯繫，佐以其於警詢時無法提供「小賴」之相關訊息，包括「小賴」之年籍資料、「小賴」旅行社之負責人及依「小賴」指派前來取款之人的真實姓名、年籍，堪認被告與「小賴」等詐欺集團成員事前並不認識，亦無任何信任基礎，卻逕予提供國洲旅行社帳戶供「小賴」收取款項，依上說明，其應可輕易查知「小賴」向其索取國洲旅行社帳戶供「小賴」收款，恐係為不法目的，而所提領匯入國洲旅行社帳戶之款項來源係屬不法而涉財產犯罪。

4、參以現今支付種類眾多，網路銀行、電子支付既便捷且安全，且據被告所陳：前來取款之人為「小賴」於臺灣之合作夥伴等語（見高市警偵卷第6頁），則若「小賴」確有利用臺灣帳戶收取團費之需，衡情其大可直接匯至該臺灣合作夥伴之帳戶，或由該合作夥伴於臺灣收取臺灣團費再與「小賴」進行分潤、分帳，尚較為合理、簡便，風險亦相對較小。然而，「小賴」卻捨此不為，反而向數年未謀面、在臺灣之被告借用帳戶，供「小賴」收取金額非小之款項，並委請被告取款後交付所指派之他人，以如此輾轉迂迴之方式收取款項，衡情與常理已明顯有違，可認「小賴」所持向被告借用帳戶之理由顯不合理。再審以被告不認識前來取款之人，每次交款時，是和「小賴」確認對方之穿著，又「小賴」指示被告交付本案款項之地點均不固定，尚有於桃園市桃園區大賣場門口之大馬路旁交付逾百萬之款項，業據被告供述在卷（見偵4053卷第6頁、高市警偵卷第13頁、本院訴卷第79頁），猶悖乎常情，更足彰顯主事者行徑之可疑。綜前足證「小賴」表示向被告借用之帳戶係為收受臺灣同業匯款說詞，根本不足採信。又財產犯罪之領域中，時下最常經傳播媒體廣泛報導者，即詐欺集團領款車手之犯罪手法，而被告密集使用他人金融帳戶多次提領款項之客觀情狀，核與受僱擔任詐欺集團中領款「車手」之工作態樣相吻合。綜前足認被告依前述「小賴」不合乎常理之指示而提款，應可知悉其係替詐欺集團為詐騙後之取款分工，卻仍願意出面提領款項，而使該詐欺集團得以實際取得不法詐欺款項，其確有參與本案詐欺集團，與之共同遂行詐欺分工之不確定故意。

5、再酌以被告於案發時為年滿34歲之成年人，其自承教育程度為高職畢業，且前為國洲旅行社之實際負責人，乃具有一定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之人，是被告就其任意將自己申設之金融機構帳戶提供他人使用，極有可能遭他人利用作為詐欺犯罪轉帳匯款之工具一情，理應有所認識，卻仍提供而提領，進而交款，可知被告僅因一己私利，而不甚在意其帳戶可能會遭他人持以詐騙他人所用，及提領之金錢極可能為詐欺犯罪所得。是以被告縱非明知其所提領之款項係詐欺集團詐騙被害人所得，但其主觀上既對於所提領之款項，極可能係他人實施詐欺犯罪之不法所得乙節，已有所預見，足認其主觀上對其提供本案帳戶極有可能作為詐欺集團收取贓款之用、其提領款項行為即係擔任取款車手之角色等節，自當已有預見，卻猶依「小賴」之指示，提供帳戶、從事前揭提領款項之取款車手行為，並將所取得款項交付「小賴」指定之人，而容任本案詐欺集團取得財物之結果發生，亦徵被告確有與「小賴」及該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取款人共同遂行詐欺取財犯罪之不確定故意。

6、又從證人即被害人林丁弘指訴係遭「吳青雯」、吳俊德指訴係遭「楊兰」、證人林文琦證稱係遭「黃春靜」、張戴德指訴係遭「蔡雅沁」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女子所詐騙等語（見高市警偵卷第24頁、偵4053卷第21至22、44至45頁、偵緝1018卷第508至509、524頁)，及被告供稱：有看過「小賴」，「小賴」與其指定前來取款之人並非同一人等語（見本院訴卷第78至79頁）之情節以觀，雖不能排除「吳青雯」、「楊兰」、「黃春靜」、「蔡雅沁」等為同一人使用不同帳號名稱之情形，惟顯然參與本案之詐欺共犯至少有「小賴」、「小賴」指定取款之人及被告等人，而已達三人以上共同犯罪之要件。

7、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除被告外，至少尚有「小賴」、「小賴」指定取款之人，核屬三人以上，業經認定如前，且自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本案被害人遭詐騙手法、期間可知，係以持續詐騙他人金錢而獲取不法所得為目的，且該詐欺集團於實施詐騙、取款及收款等環節上，各由不同成員負責，分工精細，顯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者，而為有結構性之組織，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合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之犯罪組織。再觀被告對於上述「小賴」、「小賴」指派前來取款之人及本案被害人匯入國洲旅行社帳戶之款項可能係不法之犯罪所得等節均有所認識，仍願成為該組織之一份子，並為分工，足見其有參與犯罪組織之主觀犯意，甚屬灼然。

(三)被告有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1、洗錢防制法之立法目的，依同法第1條規定，是在於防範及制止因特定犯罪所得之不法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藉由洗錢行為（例如經由各種金融機構或其他交易管道），使其形式上轉換成為合法來源，以掩飾或切斷其財產或財產上利益來源與犯罪之關聯性，而藉以逃避追訴、處罰。因此，洗錢罪之成立，除行為人在客觀上有掩飾或隱匿因特定犯罪所得財產或財產上利益之具體作為外，尚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掩飾或隱匿其財產或利益來源與犯罪之關聯性，使其來源形式上合法化，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犯罪意思，始克相當。倘行為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而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甚或交予其他共同正犯，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即難認單純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應仍構成洗錢行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44號判決參照)。

2、查被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詐騙如附表所示之本案被害人，使本案被害人分別將款項存入國洲旅行社帳戶，並由被告負責從該帳戶將詐欺所得款項，予以提領出來，再轉交同集團之成員，使檢警機關難以透過金流，追查贓款之去向與所在，進而達到掩飾或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目的，且被告既知其擔任車手提領款項之工作，業如前述，其當知其行為係為詐欺集團隱匿犯罪所得，猶配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小賴」指示提款層轉身分不詳之集團他人，則其主觀上自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具有共同掩飾、隱匿該財產與犯罪之關聯性，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洗錢犯意。

二、被告及辯護人所執辯詞皆不可採之說明：

(一)自被告與「小賴」、前來取款之人毫無任何信賴基礎，「小賴」卻透過被告提供之國洲旅行社帳戶收款，以如此迂迴之方式取得帳戶內之款項，又「小賴」所執借用帳戶及委請被告取款之藉口甚不合理等情以觀，被告對於本案被害人匯入國洲旅行社帳戶之款項，可能係不法之犯罪所得，其取款之行為為詐欺集團之車手等節，應有所認識，業如前述，是被告所述國洲旅行社對「小賴」有債權，提供帳戶以收取債權一節縱係屬實，亦不影響其主觀上可預見本案行為係屬不法，而有參與犯罪組織、加重詐欺及洗錢之犯意的認定。

(二)且被告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為止，均未提出任何「小賴」對國洲旅行社有債務關係存在之證明，已與一般人或公司行號對他人有應收帳款之存在，當留存憑證以利日後追償之情形不合，被告所述出於讓「小賴」還款之目的，始提供國洲旅行社帳戶一節，是否屬實，實非無疑。被告供稱：提供「小賴」國洲旅行社帳戶之原因，是為了要有還款依據等語（見高市警偵卷第11頁），但觀之被告所稱每次從提領金額抽2%作為「小賴」還款金額，直到全數清償為止之還款方式，已和一般債務人為一次性或分期之償還方式不同，且與為避免還款金額與其他款項混同，致無法釐清何部分屬償還之數額，為求憑據，通常單獨給付欲還款部分金額之情形亦屬迥異；再觀之被告每就本案被害人匯入國洲旅行社帳戶之款項均全數提領，並未保留以提領金額2%作為還款數額之部分於國洲旅行社帳戶內，僅提領扣除此部分之金額，徵諸前開種種情形，難認被告所執為本案犯行之目的為真。

(三)再者，被告自承其與「小賴」間都是以微信聯繫，其等於微信間之對話紀錄應屬得證明國洲旅行社對「小賴」尚有應收帳款若干之依據，又於被告已未保留相關債權憑證之情況下，衡情當審慎留存該等對話內容為是；然被告卻稱其與「小賴」間以微信為本案聯繫之所有對話內容均已刪除等語，已難認合理。甚且，對於無法提出與「小賴」間對話內容之原因，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有刪除聯繫記錄之習慣，沒有在使用的，我就會刪掉等語（見偵4053卷第6頁)；嗣復稱：我於108年4月初聯繫「小賴」，發現對方將我通訊紀錄刪除，故無法提出等語（見高市警偵卷第12頁、偵緝1018卷第46頁）；迨於本院審理時又稱：在我收到「小賴」通知我的最後一筆款項後一週左右，銀行說本案帳戶被廢止，不能再使用，我就用微信和「小賴」說這件事情，才發現「小賴 」已經把我刪除等語(見本院審訴卷第55頁）；後改稱：因「小賴」把我的帳號刪掉，當時我覺得拿到的錢和他欠的錢相去不遠，遂也把「小賴」的帳號刪掉等語（見本院訴卷第77頁），而存有供詞反覆之情形，足見被告所述屬臨訟飾詞之詞，實難遽以採信。

(四)至辯護人辯以：溫維生、詹雅筑、黃暉凱名義匯入國洲旅行社帳戶之款項均屬正當來源，非遭詐欺而匯款之不法犯罪所得，且被害人林丁弘匯入款項一直未遭提領，均與詐欺集團慣用之手法不同，堪認被告無法知悉而未參與詐欺之犯行等語。惟：

1、觀之溫維生、黃暉凱於警詢時陳述：其等匯款至國洲旅行社帳戶均係出於投資之目的等語（見偵緝1018卷第475至479、515至517頁），而與現今詐欺集團常以投資可獲利為由，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誤信投資為真而基於投入投資本金之錯誤認知，依詐欺集團之指示匯款的情形，實為如出一轍，更與如附表各編號「詐欺方式」欄所示本案被害人遭詐騙之過程相符；另詹雅筑於警詢時係陳述：其已不記得當初為何會匯款至國洲旅行社帳戶，但金額僅399元，不欲追究等語（見偵緝1018卷第493至495頁），可知其對於匯款之原因係稱已不復記憶。是自前揭溫維生、黃暉凱及詹雅筑之陳述內容，尚無從逕認其等之匯款均非屬不法犯罪所得，而作為有利於被告認定之依據。

2、另將如附表所示之本案被害人款項匯入國洲旅行社帳戶之時間，與取款之時間相互勾稽可知，如附表所示之本案被害人將款項匯入帳戶後，至被告自行或委由證人盧玫璇提領款項時止，時間差距甚短，核與詐欺集團指示為爭取提款時效，車手隨時待命提款之情形相符。又觀之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被害人林文琦發現受詐騙後，已於108年4月15日至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瑞芳分局四腳亭派出所報案，並就因受詐欺匯款至國洲旅行社帳戶之事實為陳述，嗣該派出所員警即製作筆錄、填載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等文件，進行國洲旅行社帳戶為警示帳戶之通報，有前揭警詢筆錄、簡便格式表及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案件紀錄表（見偵4053卷第21至25頁）附卷可查，佐以被告亦供述：於108年4月初即無法和「小賴」聯繫等語（見高市警偵卷第12頁），則自被害人林文琦報警後，員警通報警示帳戶、被告所述無法與「小賴」聯繫，及與如附表編號2所示被害人林丁弘係於108年4月2日匯入遭詐欺款項之時點相近之情以觀，被告未與「小賴」聯繫，將該款項領出後交款，應係因本案詐欺集團以國洲旅行社帳戶作為收款帳戶之事遭查獲所致。從而，針對被害人林丁弘之款項未遭提領一節，亦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3、綜前，辯護人為被告所為辯護內容，亦均不足採信。

三、關於起訴書應補充、更正之說明：

(一)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示即如附表編號2所示被害人林丁弘遭詐騙而匯入國洲旅行社帳戶之款項金額「154,625元」的記載，應為「154,265元」之誤繕，有如該編號「證據名稱及出處」欄所示之證據在卷可查，公訴檢察官亦當庭更正（見本院訴卷第75頁），是應予更正。

(二)依上開壹、一所述，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㈥有關楊榮宗、黃暉凱、溫維生、不詳之人分別匯款至國洲旅行社帳戶部分非本案審理範圍，是被告提領逾本案被害人匯款部分，與本案無關，是起訴書之相關記載應予刪除，並於附表「提款時間（依國洲旅行社帳戶交易明細所示）/提款地點」、「提領金額」等欄說明之。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揭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人如已著手實行該款之洗錢行為而不遂（未生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被掩飾或隱匿之結果），係成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2項、第1項之一般洗錢未遂罪。至行為人是否已著手實行該款之洗錢行為，抑僅止於不罰之預備階段（即行為人為積極創設洗錢犯罪實現的條件或排除、降低洗錢犯罪實現的障礙，而從事洗錢的準備行為），應從行為人的整體洗錢犯罪計畫觀察，再以已發生的客觀事實判斷其行為是否已對一般洗錢罪構成要件保護客體（維護特定犯罪之司法訴追及促進金流秩序之透明性）形成直接危險，若是，應認已著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23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就附表編號2「詐騙金額」欄所示154,265元部分，因未及提領，故尚未發生製造與被害人林丁弘前揭金額及林仕勛加重詐欺取財犯罪之金流斷點，掩飾或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來源及去向之結果，依上說明，應僅構成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2項、第1項之一般洗錢未遂罪。又詐欺取財罪係以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其構成要件，是詐欺罪既遂與未遂之區別，應以他人已否為物之交付而定，倘行為人已將他人財物移歸自己實力支配之下，即應成立詐欺既遂罪。且人頭帳戶之存摺、提款卡等物既在犯罪行為人手中，於被害人匯款至犯罪行為人所掌控之人頭帳戶後，迄至員警受理報案通知銀行將該帳戶列為警示帳戶凍結其內現款時，犯罪行為人實際上已處於得隨時領款之狀態，即犯罪行為人就該匯入之款項顯有管領能力，自屬既遂（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714號、108年度台上字第8號、第56號判決意旨均足資參照）。基此，被告就附表編號2詐騙金額」欄所示154,265元部分之加重詐欺取財犯行已屬既遂，不因被告尚未提領而有不同，併此敘明。

二、復按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有所不同，審酌現今詐欺集團之成員皆係為欺罔他人，騙取財物，方參與以詐術為目的之犯罪組織。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又按犯罪之著手，係指行為人基於犯罪之決意而開始實行密接或合於該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而言。而首次加重詐欺犯行，其時序之認定，自應以詐欺取財罪之著手時點為判斷標準；詐欺取財罪之著手起算時點，依一般社會通念，咸認行為人以詐欺取財之目的，向被害人施用詐術，傳遞與事實不符之資訊，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致財產有被侵害之危險時，即屬詐欺取財罪構成要件行為之著手，並非以取得財物之先後順序為認定依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案為被告參與「小賴」所屬本案詐欺集團後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又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犯行（即被害人朱翔志部分）為本案被害人中，首次因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著手施以詐術者，是為被告本案所涉之「首次」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亦有附表編號6「證據名稱及出處」欄所示之證據在卷可佐，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就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加重詐欺取財犯行，應與其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而參與犯罪組織之犯行間，論以想像競合。

三、是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3至5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就附表編號2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2項、第1項之一般洗錢未遂罪；就附表編號6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

四、公訴意旨就被告所為雖未論以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然此等部分犯罪事實既已經起訴書敘明，並經本院當庭諭知此罪名，給予被告充分攻擊防禦之機會（見本院訴第75至76頁），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本院自應併予審究，附此敘明。

五、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其行為分擔，亦不以每一階段皆有參與為必要，倘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合同意思所為，仍應負共同正犯之責。被告知悉如附表各編號所示被害人共6人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詐騙而匯款至所提供之國洲旅行社帳戶，仍擔任車手，將所提領之贓款交付予同詐欺集團之上游成員，使詐欺集團順利完成詐欺取財及洗錢行為，並確保獲得不法利潤，是被告於集團分工中，均屬實現犯罪不可或缺之角色，足見被告與其他詐欺集團成員間，就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具有相互利用之共同犯意，並各自分擔部分犯罪行為，顯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利用不知情之證人盧玫璇為如附表「提款金額」欄編號(1)、(5)所示之提領詐欺款項之行為，係間接正犯。

六、被告就如附表編號1、3至5部分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就附表編號2部分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未遂罪、就附表編號6部分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加重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之實行行為有部分合致，均屬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均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七、被告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各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八、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金錢，竟然加入詐欺集團提供帳戶並擔任招攬車手之工作，牟取不法利益，造成他人嚴重財產損害，助長詐騙歪風，影響社會治安，所為應予嚴懲，再考量被告參與詐欺集團之程度、擔任之角色、本案被害人人數及遭詐騙所受之損失、雖與如附表編號3、5之被害人吳連宗、吳俊德於本院達成調解，惟均未履行及被害人吳連宗之意見（見本院訴卷第300頁），兼衡其否認犯罪、飾詞卸責之犯後態度、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訴卷第301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

肆、沒收

一、共同正犯之犯罪所得，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額分別為之。而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即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沒收。

二、本案被告就本案所取得之詐欺贓款，原與「小賴」約定每筆提款金額之2%為對價，惟實際取得報酬為11至12萬元（見本院訴字卷第110至111頁），是依有利於被告認定之原則，堪認被告本案取得報酬共計有11萬元，屬於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沒收、追徵其價額。

伍、末按司法院大法官110年12月10日釋字第812號解釋意旨略以：106年4月19日修正公布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犯第1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3年。」（嗣107年1月3日修正公布第3條，但本項並未修正），就受處分人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違反憲法比例原則及憲法明顯區隔原則之要求，與憲法第8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等語，是本案被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自無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適用之餘地，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建論提起公訴，檢察官楊舒雯、洪敏超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