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吳宗豪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8623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按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之限制，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定有明文，是於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有其他不得做為證據之法定事由外，應認具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4行「加入鄭一凱所屬詐欺集團」補充更正為「加入鄭一凱所屬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組織」；犯罪事實欄、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欄、附表誤載之「徐偉翰」均更正為「徐偉瀚」；證據部分補充「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照片（見偵查卷第61至65頁、第69頁）」及被告吳宗豪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外，均引用如附件所示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三、應適用之法律及科刑審酌事由

㈠、按洗錢防制法業於民國105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並於106年6月28日生效施行（下稱新法）。修正前該法（下稱舊法）將洗錢行為區分為將自己犯罪所得加以漂白之「為自己洗錢」及明知為非法資金，卻仍為犯罪行為人漂白黑錢之「為他人洗錢」兩種犯罪態樣，且依其不同之犯罪態樣，分別規定不同之法定刑度。惟洗錢犯罪本質在於影響合法資本市場並阻撓偵查，不因為自己或為他人洗錢而有差異，且洗錢之行為包含處置（即將犯罪所得直接予以處理）、多層化（即為使偵查機關難以追查金流狀況，以迂迴層轉、化整為零之多層化包裝方式，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及整合（即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犯罪所得，使該犯罪所得披上合法之外衣，回歸正常金融體系）等各階段行為，其模式不祗一端，上開為自己或為他人洗錢之二分法，不僅無助於洗錢之追訴，且徒增實務上事實認定及論罪科刑之困擾。為澈底打擊洗錢犯罪，新法乃依照國際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inancialActionTaskForce，下稱FATF）40項建議之第3項建議，並參採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及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之洗錢行為定義，將洗錢行為之處置、多層化及整合等各階段，全部納為洗錢行為，而於新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以求與國際規範接軌，澈底打擊洗錢犯罪。又因舊法第3條所規範洗錢犯罪之前置犯罪門檻，除該條所列舉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及經濟秩序之犯罪暨部分犯罪如刑法業務侵占等罪犯罪所得金額須在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以上者外，限定於法定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刑之「重大犯罪」，是洗錢行為必須以犯上述之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犯罪客體，始成立洗錢罪，過度限縮洗錢犯罪成立之可能，亦模糊前置犯罪僅在對於不法金流進行不法原因之聯結而已，造成洗錢犯罪成立門檻過高，洗錢犯罪難以追訴。故新法參考FATF建議，就其中採取門檻式規範者，明定為最輕本刑為6個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並將「重大犯罪」之用語，修正為「特定犯罪」；另增列未為最輕本刑為6個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所涵括之違反商標法等罪，且刪除有關犯罪所得金額須在5百萬元以上者，始得列入前置犯罪之限制規定，以提高洗錢犯罪追訴之可能性。從而新法第14條第1項所規範之一般洗錢罪，必須有第3條規定之前置特定犯罪作為聯結，始能成立。例如詐欺集團向被害人施用詐術後，為隱匿其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而令被害人將其款項轉入該集團所持有、使用之人頭帳戶，並由該集團所屬之車手前往提領詐欺所得款項，檢察官如能證明該帳戶內之資金係本案詐欺之特定犯罪所得，即已該當於新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至若無法將人頭帳戶內可疑資金與本案詐欺犯罪聯結，而不該當第2條洗錢行為之要件，當無從依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論處，僅能論以第15條第1項之特殊洗錢罪。至於往昔實務認為，行為人對犯特定犯罪所得之財物或利益作直接使用或消費之處分行為，或僅將自己犯罪所得財物交予其他共同正犯，祗屬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非本條例所規範之洗錢行為，惟依新法規定，倘行為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而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甚或交予其他共同正犯，或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即難認單純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應仍構成新法第2條第1或2款之洗錢行為。申言之，洗錢之定義，在新法施行後，與修正前規定未盡相同，因此是否為洗錢行為，自應就犯罪全部過程加以觀察，以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掩飾或隱匿其特定犯罪所得或變得之財產或財產上利益，與該特定犯罪之關聯性，使其來源形式上合法化，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處罰之犯罪意思，客觀上有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具體作為者，即屬相當（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585、2299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641、94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被告係依共犯鄭一凱指示收取共犯楊茂崑所收取之款項後轉交予鄭一凱，則其將現金交付後，將無從追查款項之流向，使該詐欺所得款項之去向不明，客觀上已製造該詐欺犯罪所得金流斷點，達成隱匿犯罪所得之效果，妨礙該詐欺集團犯罪之偵查，自構成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之洗錢行為甚明。

㈡、又本案依被告供述，其依鄭一凱指示之內容及行為期間，可知其受詐欺集團成員指揮，而為之分工內容，足見該集團，層層指揮，組織縝密，分工精細，並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者，而係三人以上，以實施詐欺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堪認被告此部分行為已構成參與組織而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組織罪甚明。又本案為被告參與上開詐欺集團收款犯行後首次繫屬於法院之案件，自應論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組織罪。

㈢、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起訴書漏未論列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罪，然此部分因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並經本院當庭補充告知被告，無礙於被告之訴訟上防禦權，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㈣、被告與鄭一凱、楊茂崑間，就本案上揭犯行，均具有相互利用之共同犯意，並各自分擔部分犯罪行為，故其就前揭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被告所犯上開行為間具有行為局部、重疊之同一性，應認所犯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罪及參與犯罪組織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㈥、又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就本案洗錢部分自白犯罪，應依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刑事判決同此見解）。又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若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自得將之移入刑法第57條或第59條之科刑審酌事項內，列為是否酌量從輕量刑之考量因子（109年度台上字第393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洗錢減輕其刑部分自得作為科刑審酌事項，先予敘明。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收款之行為情節及被害人受損金額，兼衡其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而被告自陳因目前在監無能力賠償，故尚未與被害人和解賠償，及其合於前開輕罪之減刑事宜之量刑有利因子，並參酌被告自述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從事防水工作，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3萬元，無需扶養之人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四、沒收部分

㈠、扣案之手機1支，雖為被告所有，惟被告供稱並非本案犯罪所用，卷內亦無證據證明為其犯罪所用，爰不為沒收之諭知。又被告供稱其犯罪所用之工作手機業已丟棄，既無證據證明仍存在，尚無沒收之必要，附此敘明。

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及第3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取、交款後，最低獲得7,000元報酬，業據其供承在卷（見偵查卷第28頁、第156頁），雖未扣案，仍應依前揭規定諭知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本案經檢察官陳建宏提起公訴，檢察官蔡名堯到庭執行職務。

刑事第二十庭法 官 謝欣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