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簡易庭108年度北簡字第2251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08年度北簡字第2251號

原告

莊濬亦

原告

鄭惠琴

被告

薛美英

上列當事人間108年度北簡字第2251號給付票款事件，於中華民國108年3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歐永福於民國106年3月間向原告莊濬亦借款30萬元，並交付被告所簽發，發票日為106年12月20日，票號為AK0000000，面額為新臺幣（下同）30萬元之支票乙紙（下稱A支票），用以清償上開借款；嗣訴外人歐永福又於107年1月、2月間向原告鄭惠琴借款35萬元，並將被告所簽發，付款人為臺灣銀行公館分行、發票日為107年4月20日、票號為AK0000000號，面額為15萬元之支票（下稱B支票），及發票日為107年4月29日，票號為AK0000000號，面額為20萬元之支票（下稱C支票）2紙，交付原告鄭惠琴。嗣原告屆期分別提示上開ABC支票，均遭退票，原告爰起訴請求之，並聲明：一、被告給付原告莊濬亦新臺幣30萬元及自A支票提示日即民國107年10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二、被告應給付原告鄭惠琴參拾伍萬元及自B支票、C支票提示日起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與訴外人歐永福為姐弟，基於情誼，被告於10多年前將自己向臺灣銀行公館分行申請使用之支票，提供訴外人歐永福使用以經營工程生意，然被告並未介入歐永福之工程生意經營，亦未過問系爭支票使用情形。系爭A支票並非被告所簽發，而是歐永福持該支票，透過原告莊濬亦向其金主借款，而原告莊濬亦向其金主借款20萬元後，即由歐永福支付該金主每月高達6分之利息，因借款後須扣減每月6分之利息，故歐永福實際只取得18萬8千元，且該A支票之發票日為106年12月20日，距離原告莊濬亦對被告請求時即108年1月，已超過1年，故原告莊濬亦對被告就A支票之請求權應已時效消滅，故被告無庸就此A支票負發票人責任。另原告鄭惠琴所持有之B支票及C支票，亦為歐永福未經被告授權而簽發，用以向原告鄭惠琴之金主借款，並由歐永福支付利息，又原告鄭惠琴為B支票、C支票之背書人，並非執票人，故無從依票據權利對被告提出給付票款之請求。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2人主張其持有以被告名義為發票人之A、B、C支票共3紙，經屆期提示因存款不足及拒絕往來戶而遭退票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支票、退票理由單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11至17頁），被告亦未爭執上情，堪信為真實。至原告2人分別請求被告給付票款一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兩造爭點為：被告是否應就ABC三紙支票負發票人責任？原告莊濬亦所持有之A支票是否已罹時效？原告鄭惠琴是否為BC支票之執票人？茲審酌如下：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票據上之簽名，得以蓋章代之，票據法第5條第1項、第6條亦有明定。又以蓋章代票據上之簽名，其蓋章通常必出於本人之意思，上訴人既承認系爭本票發票人欄下之印章為其所有，則就該印章係被訴外人盜用之事實，自應由其舉證證明。文書內印章及作押既均屬真正，雖由他人代為立據而除有確切反證外，自應推定為本人授權行為，如主張印章被盜用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69台上字第1300號判決、95年度台上字第294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系爭A、B、C支票上之所蓋之印章，確為被告所有並非偽造，此為被告所不爭執，惟抗辯係經其弟歐永福逾越授權範圍所盜蓋乙節，揆諸前揭見解，應由被告就系爭支票上印章係遭盜蓋一事負舉證之責。

（二）復按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代理權之限制及撤回，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但第三人因過失而不知其事實者，不在此限。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但第三人明知其無代理權或可得而知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03條第1項、第107條、第169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上訴人之印章與支票簿常交與某甲保管，簽發支票時係由某甲填寫，既為上訴人所自認，縱令所稱本件支票係由某甲私自簽蓋屬實，然其印章及支票既係併交與該某甲保管使用，自足使第三人信其曾以代理權授與該某甲，按諸民法第169條之規定，自應負授權人之責任（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1428號判例參照）。

（三）查，本件被告既不否認其提供自身申請之支票印章予歐永福使用多年，且從未干涉使用情形（見本院卷第27頁），則由上情以觀，當堪認被告有授權歐永福代理其簽發支票之。至被告雖辯稱其交付支票、印章，是供證人歐永福支付經營工程行之貨款使用，並未授權證人歐永福以此對外調借資金等語，上情雖與證人歐永福所證述之情節相符，然縱使被告及證人所述之情形為真，至多僅得認被告與歐永福間，就代理簽發支票之用途有所約定或限制，然被告並未舉證原告知悉被告與歐永福間就此代理簽發支票之限制，則被告與歐永福間，就簽發支票之代理權限制，仍不得對抗身為善意第三人之原告，被告仍應就A、B、C支票，負發票人責任。

（四）按票據係文義證券、無因證券，發票人本應按票載文義負責，執票人不負證明關於給付原因之責任，如票據債務人主張執票人取得票據係無對價或以不相當對價取得，應由該債務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77號判決、85年度台上字第286號判決、102年度台簡上字第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所謂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票據者，係指取得票據時，所提出之對價於客觀上其價值不相當而言（最高法院98年度台簡上字第32號、102年度台簡上字第18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抗辯歐永福持A支票向原告莊濬亦之金主借款20萬元，並非借款30萬元，原告莊濬亦是以不相當對價取得A支票乙節，依上開說明，即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否則即應受不利之判決，然告並未就上情為任何舉證說明，且參酌一般民間借貸常情，歐永福既是透過原告莊濬亦向其金主借款，則原告莊濬亦與歐永福間，必會就此次借款另有酬庸約定，否則原告莊濬亦豈需轉介其金主借款予歐永福，又該A支票票面金額為30萬元，與歐永福自承其向金主借之20萬元，扣除未付之利息及酬庸後，尚難認顯不相當，是被告所辯未能舉證，難認有據，自無足採。再被告抗辯系爭A支票之發票日為106年12月20日，惟起訴時為108年1月，已罹於時效云云，惟該A支票之發票日為106年12月20日，原告莊濬亦已於發票日起一年內即107年10月1日為提示，並於提示後之6個月內起訴，依民法第129條之規定，即已中斷時效，則A票據之請求權時效自其中斷時起重行起算，故被告此節所辯，即無理由。

（五）再被告抗辯原告鄭惠琴為BC支票之背書人，並非執票人，其原告鄭惠琴另持有一張面額與C支票相同之支票未返還云云，惟查，原告鄭惠琴在系爭BC支票後方領款人處背書領款，並持有退票理由單，可見原告鄭惠琴確為執票人，經提示後未獲付款方為本件請求，又原告鄭惠琴是否應返還其他以被告為發票人之支票，與本件原告之請求有無理由無關，是被告此部分答辯，亦難可採。

（六）綜上所述，被告既已授權歐永福代為簽發ABC支票，且未能舉證證明原告明知被告與歐永福間就簽發支票之代理權限制，亦未能舉證證明原告莊濬亦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A支票，則被告即應就ABC支票，依票面金額對執票人負發票人責任。

（七）末按執票人向支票債務人行使追索權時，得請求自為付款提示日起之利息，如無約定利率者，依年利六釐計算，票據法第133條定有明文。是原告2人依票據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莊濬亦新臺幣30萬元及自107年10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被告應給付原告鄭惠琴新臺幣35萬元及其中15萬元自108年1月14日起，其中20萬元，自107年9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6%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依職權為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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