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金上重訴字第3號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金上重訴字第3號

上訴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訴人

即被告

徐瑞陽

選任辯護人

吳勁昌律師

被告

李乾光

選任辯護人

馮馨儀律師

被告

張淑婷

選任辯護人

魏雯祈律師

　　　　　　林家琪律師

　　　　　　蔡孟遑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銀行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金訴字第17號，中華民國106年12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字第21946號、106年度偵字第107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李乾光為印尼籍華僑，於民國88年間由印尼來台定居，並與印尼籍配偶於台北市○○區○○○路0 號8 樓之5 開設「麗亞美髮店」，前此與徐瑞陽同任職於外勞人力仲介公司而相識。李乾光、徐瑞陽均明知經營銀行業務需經過主管機關特許，非銀行不得經營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惟因李乾光之印尼籍友人「阿珍」（未據起訴）有台灣與印尼二地間就新臺幣及印尼盾資金移轉、匯兌之需求，要求李乾光協助，李乾光亦欲藉協助在台之印尼籍人士或友人等將款項匯回印尼以賺取手續費，並增加美髮店客源，因而應允，又徐瑞陽知悉李乾光上開辦理新臺幣及印尼盾資金移轉、匯兌事宜，因其仍任職於人力仲介公司，若有外籍勞工或同業友人同有新臺幣及印尼盾資金移轉、匯兌需求，則轉知李乾光上情，或代外籍勞工或同業友人交付現金予李乾光，或中間聯繫匯款帳號、款項額度及匯率等。李乾光、徐瑞陽及「阿珍」即基於非法辦理臺灣與印尼之新臺幣與印尼盾匯兌業務之單一集合犯意聯絡，自103 年5 月11日起至105 年6 月29日止，有新臺幣兌換印尼盾之國內印尼籍勞工或個人等持新臺幣親赴李乾光所經營之上開美髮店，告知李乾光欲匯兌之印尼受款人銀行、帳號，李乾光則查詢當日新臺幣與印尼盾兌換之匯率後，併將委託人及受款人姓名、銀行帳號、所收款項數額計載於收據（收執聯交委託人收執），並就每筆匯款收受新臺幣（下同）100 元至350 元不等之手續費；或由委託人將欲匯兌之新臺幣加計手續費後交予徐瑞陽轉交予李乾光（此部分李乾光自行或經由徐瑞陽轉交而收受印尼籍人士交付欲兌換成印尼盾之新臺幣款項，就各委託人及受託人姓名、收受日期、收受款項、受款銀行、帳號暨當日匯率等，詳見附表一，此部分總匯兌金額為1,264 萬6,681 元），李乾光將所收款項親自或委託徐瑞陽存入其於樹林鎮前街郵局所設立帳號00000000000000號、於臺北復興橋郵局所設立帳號00000000000000號、於臺北富邦商業銀行（下稱臺北富邦銀行) 城中分行所設立帳號000000000000號、於第一商業銀行（下稱第一銀行）建成分行所設立帳號00000000000 號、於華泰商業銀行（下稱華泰銀行）建成分行所設立帳號0000000000000 號及其女兒李美鳳於行政院郵局所設立並由其所使用之帳號00000000000000號等帳戶；或經徐瑞陽引介，由委託人將加計手續費之款項直接匯至李乾光上開於臺北復興橋郵局所設立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此部分李乾光經徐瑞陽引介，收受欲兌換成印尼盾之新臺幣款項，收受日期、受款銀行、當日匯率暨手續費等，詳見附表二；此部分總匯兌金額為251 萬9,732 元）。李乾光每日均與「阿珍」對帳，由阿珍在印尼將新臺幣兌換為印尼盾之款項數額，匯至委託人指定並經李乾光所登載之受款帳號；而「阿珍」於印尼之客戶若有匯款至臺灣之需求，「阿珍」即於印尼收受印尼盾後，再將依匯率計算後之新臺幣款項及客戶指定之銀行帳號告知李乾光，由李乾光自行或委由徐瑞陽匯款。李乾光、徐瑞陽及「阿珍」即以此方式共同經營辦理臺灣與印尼間之新臺幣與印尼盾匯兌業務。李乾光在臺灣經營上開匯兌業務，共計收取10萬6,960 元之手續費收入（詳見上開附表一、二之「犯罪所得（手續費）」欄) ，徐瑞陽則未獲取任何利益。

二、如上所述，李乾光與「阿珍」為舊識，「阿珍」於102 年間向李乾光表示將有在台人士返還款項予伊，進而要求李乾光出借個人帳戶供他人匯入款項，李乾光明知個人帳戶關係自身信用，具有專屬性質，無故要求他人提供帳戶使用者，可能將取得之帳戶，自行或轉由他人遂行財產上詐欺犯罪之目的，仍基於縱使該結果發生，亦予容認之不確定幫助詐欺取財之犯意，而同意出借其於上開臺北富邦銀行城中分行所設立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嗣於102 年5 月間，自稱「Laurent Castle」之具有英國籍之成年男子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於Interpals 交友網站張貼交友訊息，適王梨玲與之聯繫後，「Laurent Castle」謊稱已離婚並欲至杜拜創業，為取信王梨玲並傳送離婚證書及英國護照供王梨玲核對。經取得王梨玲信任後，又先後訛稱其於杜拜創業所使用之機器未事先報關遭查扣，需繳交罰款始能解扣取回、機器受損需維修，希冀王梨玲匯款救急云云，王梨玲因此陷於錯誤，依「Laurent Castle」指示接續於附表三所示之時間，將附表三編號1 至6 所示，共計165 萬7,323 元之款項匯入李乾光上開臺北富邦銀行帳戶，復由李乾光經「阿珍」指示將該等款項提領並匯至其他帳戶。後因王梨玲於「愛情公寓」交友平臺網站中，發現某位自稱「Garry Walter」，具美國籍之人，所張貼之相片與「Laurent Castle」相同，因認受騙而報警循線查獲上情。

三、案經王梨玲訴由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報請指揮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甲、有罪部分（即被告李乾光、徐瑞陽部分）

壹、證據能力部分：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李乾光、徐瑞陽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李乾光、徐瑞陽及辯護人等對於證據能力並未爭執，且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方法於製作時尚無違法或不當情事，且客觀上亦無不可信之情況，堪認為適當，依上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先予敘明。另本案其餘下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且核屬書證、物證性質，又查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序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復均經依刑事訴訟法第164 條、第165 條踐行物證、書證之調查程序，檢察官、被告李乾光、徐瑞陽及辯護人等對此部分之證據能力亦均不爭執，堪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一部分：

1、此部分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李乾光、徐瑞陽2 人於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原審卷一第66、121 、171 頁，原審卷二第29、30頁，本院卷第164 、324 頁），並經相互指陳涉案情節明確（見偵21946 號卷一第18、24、128 頁，偵1071號卷第14頁反面，他820 號卷第157 頁反面、226 頁），復有卷附臺北富邦銀行城中分行104 年1 月6 日北富銀城中字第1040000003號函暨檢附李乾光（帳號：000000000000）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97年6 月4 日至103 年11月19日，已於103 年11月19日結清）、扣案相關單據掃描檔及影本、第一商業銀行顧問資料查詢單、顧客資料變更登錄單（李乾光）、華泰商業銀行建成分行查詢單、中華郵政查詢單（李乾光、李美鳳）、店面照片、廣告影本、李乾光臨櫃匯款單據明細、外勞委託匯款情形明細、李乾光、徐瑞陽聯繫匯兌之通訊監察譯文、徐瑞陽與委託匯兌人之通訊對話翻拍照片、扣案李乾光匯款單據影本、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資料、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5 年7 月21日儲字第1050125359號函暨檢附之李乾光等3 人所立儲金帳戶基本資料、臺北富邦銀行105 年8 月12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050002763號函檢附之李乾光開戶基本資料及開戶起訖結清日止之存款交易明細、第一銀行建成分行104 年2 月26日（104 ）一建字第28號函暨檢附之李乾光開戶基本資料、帳戶交易明細、105 年7 月22日（105 ）一建字第15號函暨檢附之客戶基本資料、華泰銀行105 年7 月19日華泰總建成字第1050006039號函暨檢附之李乾光客戶基本資料、帳戶歷史資料明細、客戶對帳單、扣案匯款單據掃描本、華泰銀行104 年2 月25日（104 ）華泰總建成字第1040001389號函暨檢附之開戶人基本資料及帳戶歷史資料明細、通聯調閱查詢單( 李乾光等) 、被告李乾光所提印尼籍友人「阿珍」之身分資料影本及中譯本、本件被查扣收據流水號分布表、復興橋郵局匯款明細表、中華郵政105 年7 月21日回函所附光碟內檔案列印之李乾光台北復興橋郵局客戶歷史交易清單等可佐（見偵21946 號卷一第30頁至第36頁、第38頁至第50頁、第88頁至第123 頁、第136 頁至第150 頁、第152 頁至第161 頁，偵21946 號卷二第6 頁至第19頁、第124 頁至第166 頁，偵21946 號卷三第1 頁至第22頁、第49頁至第240 頁，他820 號卷第98頁至第100 頁、第114 頁至第124 頁，原審卷一第38頁至第39頁、第103 頁至第105 頁、第134 頁、第137 頁至第143 頁反面），併有扣案被告李乾光所有用以經營或預備經營地下匯兌業務所用如附表四編號一、二、四至一三所示之委託匯款收據、匯款單據及與徐瑞陽聯繫匯兌細節行動電話等及附表四編號二Ｏ、二一之徐瑞陽所有，原已扣案後經檢察官發還之用以與李乾光聯繫匯兌細節之行動電話等可稽（見偵21946 號卷二第5 頁，他820 號卷第240 頁），足資佐認被告李乾光、徐瑞陽2 人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2、犯罪所得：被告李乾光自承就經營匯兌業務部分，各筆匯兌並未賺取匯差，僅按委託人要求匯款之期限長短分別收取手續費新臺幣100 元以上，並將各筆手續費金額記載於收據上，本院依據扣案各收據所記載之手續費金額整理如附件一（合計10萬5,360 元）。此外，經被告徐瑞陽引介而由委託人直接將欲匯兌之新臺幣匯入被告李乾光於前揭臺北復興橋郵局帳戶部分，因無收據登載所收手續費為何，本院以有利於被告方式計算，即各筆均僅收受新臺幣100 元之手續費，並整理如附件二所示（合計1,600 元），是被告李乾光就此部分所收受犯罪所得為10萬6,960 元（10萬5,360元+1,600元＝10萬6,960 元），被告並已於106 年12月1日自動繳回全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參照，見原審卷一第216 頁）。另被告李乾光、徐瑞陽均稱就被告徐瑞陽轉知李乾光相關外籍人士要求匯兌，或代外籍勞工或同業友人交付現金予李乾光，或中間聯繫匯款帳號、款項額度等共同為經營匯兌業務行為，被告徐瑞陽未收受任何利益，復無證據證明被告徐瑞陽確有收受利益、對價等，是本院認定被告徐瑞陽未有任何犯罪所得，併此敘明。

（二）犯罪事實二部分：此部分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李乾光於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原審卷一第66、121、171頁，原審卷二第29頁，本院卷第165、325頁），核與告訴人王梨玲指訴因遭如犯罪事實二所示之詐欺手法，致陷於錯誤，而接續於如附表三所示之日期，匯款如附表三所示之金額至被告李乾光上開臺北富邦銀行城中分行帳戶等語相符（見偵21946號卷第61頁至第64頁，偵1071號卷第35頁至第36頁反面，原審卷二第3頁背面、第6頁至第7頁），復有卷附臺北富邦銀行城中分行104年1月6日北富銀城中字第1040000003號函暨檢附之李乾光（帳號：000000000000）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97年6月4日至103年11月19日，已於103年11月19日結清）、105年8月12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050002763號函檢附之李乾光開戶基本資料及開戶起訖結清日止之存款交易明細、匯款申請書代收入收據影本（收款人李乾光）、愛情公寓網頁列印資料、告訴人王梨玲提供其與「Laurent Castle」之電子郵件往來及SKYPE對話紀錄與匯款至被告李乾光臺北富邦銀行城中分行帳戶單據掃描本等、列印自104年1月6日臺北富邦銀行回函所附光碟內之交易明細（見偵21946號卷一第30頁至第36頁，偵21946號卷二第65頁至第66頁、第70頁至第71頁、第127頁至第156頁，偵21946號卷三第241頁至第265頁，偵21946號卷四第1頁至第59頁，原審卷一第200頁），足資佐認被告李乾光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三）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李乾光、徐瑞陽2 人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一）犯罪事實一部分：

1、按銀行法第29條第1 項所謂「匯兌業務」，係指行為人不經由現金輸送，而藉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經常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以清理客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如行為人接受客戶匯入之款項，已在他地完成資金之轉移或債權債務之清理者，即與非法辦理匯兌業務行為之構成要件相當，不以詳列各筆匯入款於何時、何地由何人以何方式兌領為必要。「國內外匯兌」則係銀行利用與國內異地或國際間同業相互劃撥款項之方式，如電匯、信匯、票匯等，以便利顧客國內異地或國際間交付款項之行為，代替現金輸送，了結國際間財政上、金融上及商務上所發生之債權債務，收取匯費，並可得無息資金運用之一種銀行業務，是凡從事異地間寄款、領款之行為，無論是否賺有匯差，亦不論於國內或國外為此行為，均符合銀行法該條項「匯兌業務」規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910號、99年度台上字第7380號、101 年度台上字第289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係指經營接受匯款人委託將款項自國內甲地匯往國內乙地交付國內乙地受款人、自國內（外）匯往國外（內）交付國外（內）受款人之業務，諸如在臺收受客戶交付新臺幣，而在國外將等值外幣交付客戶指定受款人之行為即屬之；換言之，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無論係以自營、仲介、代辦或其他安排之方式，行為人不經由全程之現金輸送，藉由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經常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以清理客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均屬銀行法上之「匯兌業務」（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327號、97年度台上字第6582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資金款項皆得為匯兌業務之客體，本無法定貨幣或外國貨幣等之限制，而新臺幣、印尼盾分別為我國臺灣地區、印尼內部所定之具流通性貨幣，均屬資金、款項無訛。經查，本件被告李乾光、徐瑞陽及印尼籍人士「阿珍」，以如上開犯罪事實所示方式，為臺灣與印尼間資金之移轉、清算，即具有將款項由甲地匯往乙地之功能，所為自屬銀行法第29條第1 項規定之國內外匯兌業務無疑。是核被告李乾光、徐瑞陽所為，均係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1 項非銀行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規定，且無證據證明其犯罪所得達1 億元，自應依銀行法第125 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論處。

2、被告李乾光、徐瑞陽與「阿珍」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3、再按刑事法若干犯罪行為態樣，本質上原具有反覆、延續實行之特徵，立法時既予以特別歸類，定為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要素，則行為人基於同一之犯意，在密切接近之一定時、地持續實行之複數行為，倘依社會通念，於客觀上認為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者，於刑法評價上，即應僅成立一罪，俾免有重複評價、刑度超過罪責與不法內涵之疑慮，學理上所稱「集合犯」之職業性、營業性或收集性等具有重複特質之犯罪均屬之，例如經營、從事業務、收集、販賣、製造、散布等行為概念者。而銀行法第29條第1 項規定所稱「辦理匯兌業務」，本質上即屬持續實行之複數行為，具備反覆、延續之行為特徵，行為人先後多次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犯行，依社會客觀通念，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概念，屬於集合犯實質上一罪關係。查被告李乾光、徐瑞陽自103 年5 月11日起至105年6 月29日止之期間，於如附表一、附表二所示各日期，先後多次辦理非法匯兌業務之行為，依社會客觀通念，屬反覆、延續性之行為，揆諸前揭說明，應論以集合犯之實質上一罪。又起訴書就被告徐瑞陽所參與之因外籍勞工或同業友人同有新臺幣及印尼盾資金移轉、匯兌需求，轉知李乾光上情，或代外籍勞工或同業友人交付現金予李乾光，或中間聯繫匯款帳號、款項額度等之參與匯兌業務行為未能敘及，惟此與本件原提起公訴並經本院認定有罪部分具集合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本院自應依法併予審究。

4、刑之減輕：

（1）按犯第125 條、第125 條之2 或第125 條之3 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銀行法第125 條之4 第2 項定有明文。又上開減輕其刑規定，意指犯該第125 條、第125 條之2或第125 條之3 之罪而有所得者，除在偵查中自白外，尚須具備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財物之要件，始能依該項規定減輕其刑；至若無犯罪所得者，因其本無所得，自無應否具備該要件之問題，此時只要在偵查中自白，即應認有上開規定之適用。查本件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犯行，被告李乾光、徐瑞陽於偵查中均自白犯罪（見偵1070號卷第14頁背面），被告李乾光並業已於106 年12月1 日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10萬6,960 元，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1 紙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16 頁），另依卷證資料，無從認定被告徐瑞陽受有任何不法所得，自無繳交犯罪所得始得減刑之事由。基此，被告李乾光、徐瑞陽均有上開銀行法第125 條之4第2 項規定之適用，爰均依法減輕其刑。

（2）再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左列事項（共10款）為科刑重輕之標準，兩條適用上固有區別，惟所謂「犯罪之情狀」與「一切情形」云云，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判例所稱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以為判斷。故適用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第57條所列舉10款事由之審酌（最高法院70年度第6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而銀行法第25條第1 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之法定刑為「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0 萬元以上2 億元以下罰金」，考其立法緣由及立法意旨，之所以設較重之法定刑，無非係社會游資氾濫，以驚人高利吸收民間游資之投資公司大幅增加，業務發展甚為迅速，其規模甚至不亞於地區性合作社及中小企業銀行，投資公司以高利向社會不特定之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給予憑證，約定返還本金或高利之行為，不僅造成銀行存款之流失，更造成各投資公司於高利率之壓力下，趨於從事炒作股票、外匯、房地產等投機性活動，經營風險偏高，一旦經濟不景氣或一時週轉不靈，即有釀成金融風暴之可能，且該等投資公司並非銀行，既未依法計繳存款準備金，其資金運用，亦不在銀行法約束之列，如允許一般投資公司向社會大眾收受存款，一旦失敗，甚至惡性倒閉，廣大存款人之利益必難獲得確保，並可能造成社會大眾財產上之損失，而衍生諸多社會問題，亦損害國家正常之經濟及資金活動，故該條重罰之目的在於藉由嚴懲地下投資公司以杜絕銀行法第29條所稱之非銀行經營「收受存款」或「受託經理信託資金」。至於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雖亦同為該條所規範，然非銀行辦理國內外匯兌，僅係違反政府匯兌管制之禁令，影響正常之金融秩序及政府對於資金之管制，對於一般社會大眾之財產並未造成任何影響，從而「國內外匯兌業務」與「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固同列為銀行法第125 條所處罰之行為，然其不法內涵、侵害法益之範圍及大小均非可等同視之。況同為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同為「3 年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較輕之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被告李乾光、徐瑞陽非法辦理新臺幣與印尼盾匯兌業務，匯兌金額非微，固危害金融秩序，本不宜輕縱，惟其係基於服務外籍勞工、客戶之心態而為，被告李乾光獲利尚微，被告徐瑞陽則無犯罪所得，而其等從事地下匯兌業務，對於他人之財產並未造成任何影響，惡性尚非至為重大，犯後復坦承犯行，深自悔悟，是其犯罪之情狀，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顯可憫恕，雖科以法定最低度刑，仍嫌過重，爰就本件所犯非法經營地下匯兌犯行，均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二）犯罪事實二部分：

1、本件被告李乾光將上開臺北富邦銀行城中分行所設立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出借予「阿珍」暨所屬詐騙集團成員使用，詐騙集團成員於102 年5 月間為本件犯行後，刑法第339 條之規定業經修正，並經總統於103 年6 月18日公布，於同年月20日施行，修正前刑法第339 條第1 項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刑法第339 條第1 項則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另增訂刑法第339 條之4 規定（於同日施行）：「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後刑法第339 條第1項規定並未更動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及得科處之法定刑種，僅將得科或併科之罰金刑上限提高為50萬元，又同日施行之刑法第339 條之4 規定另增訂對犯詐欺罪者加重處罰之情形，自仍應以修正前刑法第339 條第1 項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李乾光，依刑法第2 條第1 項前段規定，即應適用修正施行前刑法第339 條第1 項之規定。

2、被告李乾光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上開帳戶予「阿珍」，幫助該人及所屬詐騙集團成員向告訴人王梨玲詐取財物，足見被告李乾光係參與詐欺取財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且無證據證明被告李乾光係以正犯而非以幫助犯之犯意參與犯罪，應認被告李乾光所為係幫助犯而非正犯。故核被告李乾光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 項前段、修正前刑法第339 條第1 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

3、告訴人王梨玲於遭詐騙後，陷於錯誤，遂依該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先後於如附表三編號1 至6 所示之時間，接續匯款至被告李乾光上開帳戶中，該詐欺正犯對於同一告訴人為數次詐取財物之行為，係於密接之時間實施，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數個舉動之接續進行，均為接續犯，俱應論以一罪。

4、被告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 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5、至被告李乾光前此於100 年間，亦因將上開樹林鎮前街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出借他人（李乾光自承同係借予「阿珍」，遭詐欺集團成員利用，對於在交友網站上進行交友活動之女子施用詐術，致該等女子陷於錯誤而將款項匯入前揭帳戶），被告李乾光此部分幫助詐欺犯行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3 年度簡字第1918號簡易判決判處拘役50日，緩刑2 年確定。然依該簡易判決所示，被告李乾光交付帳戶之時間為100 年間，被告李乾光亦於原審審理期日中自承，上開樹林鎮前街郵局所設立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與本件出借之臺北富邦銀行城中分行所設立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2 者出借時間有別，先借郵局帳戶，再借臺北富邦銀行帳戶（見原審卷二第29頁反面），是被告李乾光出借2 帳戶之時間不同，無想像競合犯之法律上一罪情形，本件自不受臺北地院103 年度簡字第1918號簡易判決效力所及，併此敘明。

（三）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1、公訴意旨就被告李乾光、徐瑞陽所共同非法經營銀行業務部分，除經上開本院認定有罪部分外，主張其等犯罪期間係自98年12月間起，且經手匯兌金額為8 億708 萬773 元，不法所得計42萬610 元云云，因認被告李乾光、徐瑞陽就此部分亦涉犯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1 項所定非銀行不得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規定，而觸犯同法第125 條第1 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匯兌業務罪。

2、公訴意旨認被告李乾光、徐瑞陽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上開犯罪起始期間及經手之匯兌金額，無非係以卷附法務部調查局之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資料（證明自98年起至104年10月止以被告李乾光、徐瑞陽為代交易人，存提超過50萬元之存提紀錄，共有222 筆）、被告李乾光於臺北富邦銀行城中分行所設立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一銀行建成分行所設立帳號00000000000 號帳戶、華泰銀行建成分行所設立帳號0000000000000 號帳戶之交易明細（證明被告李乾光所使用之左列帳戶自98年起至103 年止，每月均有不特定人士存現或匯款，且存現或匯款後，隨即由被告李乾光以臨櫃或至自動櫃員機方式，將不特定之存款提領）為其主要依據。

3、訊據被告李乾光對於依「阿珍」所請，共同經營非法匯兌之時間未能確認，並一再主張，除與「阿珍」共同經營地下匯兌外，另因「阿珍」表示臺灣客戶要還錢，因此才出借帳戶給「阿珍」，所以扣案帳戶內的部分款項是收受委託人委託匯兌的款項，部分則是「阿珍」所稱之客戶所匯等語。經查，上開帳戶雖自98年起，每月均有不特定人士存現或匯款，且存現或匯款後，隨即由被告李乾光以臨櫃或至自動櫃員機方式，將不特定之存款提領，或有以被告李乾光、徐瑞陽為代交易人，存提超過50萬元之存提紀錄，然檢察官並未能舉證此情即為被告李乾光、徐瑞陽為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行為，況上開帳戶內之款項除有個人款項或私人間之還款外，尚包含臺北地院前開103 年度簡字第1918號簡易判決所認定被告出借樹林鎮前街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所犯幫助詐欺，經被害人匯入之款項，更包含本件經檢察官起訴，被告李乾光出借臺北富邦銀行城中分行所設立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所犯幫助詐欺，經告訴人王梨玲匯入之款項；再被告李乾光自委託人處收受欲匯兌之款項後，填載收據交予委託人收執，嗣將該等款項分批存入帳戶，二者均為本件匯兌款項，不得各別、重複計算，認定均為被告李乾光收取之匯兌款項。是依罪證有疑，利益歸於被告原則，本院僅得依扣案被告李乾光收受印尼籍人士交付欲兌換成印尼盾之新臺幣款項後簽立之收據及李乾光經徐瑞陽引介，由委託人自行匯款之明細計算被告李乾光、徐瑞陽經營銀行匯兌業務之期間，即自103 年5 月11日起至105 年6 月29日止，所收匯兌款項為1,516 萬6,413 元（詳見附表一、二），此外均屬不能證明被告李乾光、徐瑞陽犯罪，自應認被告李乾光、徐瑞陽所涉此部分之犯罪嫌疑不足，原應為無罪之諭知，惟因按公訴意旨，被告李乾光、徐瑞陽所涉及此部分之犯行與其上開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具有集合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則應由本院不另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三、上訴駁回之說明

（一）原審認被告李乾光、徐瑞陽犯罪明確。

1、適用銀行法第29條第1 項、第125 條第1 項前段、第125條之4 第2 項，刑法第2 條、第11條、第28條、第30條第1 項前段、第2 項、第38條第2 項、第38條之1 第1 項、第3 項、第41條第1 項前段、第59條，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 項，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等規定，審酌被告李乾光、徐瑞陽雖無視政府對於匯兌管制之禁令，非法辦理新臺幣與印尼盾匯兌業務，影響金融秩序及政府對於資金之管制，惟除徐瑞陽未因此獲有報酬或不法利益外，被告李乾光所獲手續費則為10萬6,960 元，尚非甚鉅，且被告李乾光、徐瑞陽確有為委託人進行匯兌，委託人並未因此受有損失，然李乾光所為參與程度高於徐瑞陽，應受較嚴厲之處罰，犯後均已坦承犯行，態度良好，另就被告李乾光幫助詐欺部分，審酌其犯罪手段助長詐欺犯罪之猖獗，非但增加被害人尋求救濟及治安機關查緝犯罪之困難，亦使不法詐欺犯得以順利掩飾其詐欺所得之財物，危害告訴人財產安全及社會治安之程度非輕，本不宜薄懲，惟念被告李乾光尚知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且並未實際參與詐騙行為，復未有犯罪所得，兼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非法辦理匯兌之期間、金額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李乾光所犯非法經營銀行業務、幫助詐欺等犯行，分別量處有期徒刑10月、4 月，並就被告李乾光所犯幫助詐欺取財罪之量刑，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就被告徐瑞陽所為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犯行，量處有期徒刑9 月。

2、復就沒收部分說明：

（1）非法經營銀行業務部分

①被告李乾光、徐瑞陽行為後，刑法關於沒收規定，先後於104 年12月30日、105 年6 月22日修正公布，並均自105 年7 月1 日起施行，其中第2 條第2 項修正為「『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故關於沒收之法律適用，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之相關規定。

②被告李乾光就本件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部分，合計犯罪所得為新臺幣10萬6,960 元（詳見附表一、二），被告李乾光業於原審審理時全數自動繳交國庫而扣案，已如前述，經核亦無修正後刑法第38條之2 第2 項所定「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等情形，被告上開已繳交之犯罪所得，自應依修正後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規定諭知沒收，而犯罪所得均已繳回國庫扣案，無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之情形，故無須諭知追徵其價額。另被告徐瑞陽就所為非法經營銀行業務部分，雖與被告李乾光共同犯罪，惟無犯罪所得，自不生宣告沒收而剝奪利得情事。

③至起訴意旨依被告李乾光供稱其將自委託人處所收取之欲匯兌之新臺幣款項及經由徐瑞陽引介而由委託人自行存入，被告李乾光分別於樹林鎮前街郵局所設立帳號00000000000000號、於臺北復興橋郵局所設立帳號00000000000000號、於臺北富邦銀行城中分行所設立帳號000000000000號、於第一銀行建成分行所設立帳號00000000000 號、於華泰銀行建成分行所設立帳號0000000000000 號及其女兒李美鳳於行政院郵局所設立並由其所使用之帳號00000000000000號等6 帳戶於帳戶使用期間收受存款總筆數（3140筆），以每筆手續費100 元計算，加計依扣案被告李乾光填載交予委託人收執，而其自行留存之存根收據上所記載之各筆收款手續費總合（10萬6,610 元），認定被告李乾光本案非法經營銀行匯兌之犯罪所得為42萬610 元（10萬6,610 元+3,140×100 ）（起訴意旨之計算依據為卷附偵查員警製作之匯兌總表，見偵21946 號卷一第7 頁），請求宣告沒收云云。惟上開6 帳戶內之交易款項，被告李乾光主張除自委託人處所收款項親自或委託徐瑞陽存入之外，尚有出借帳戶予「阿珍」，或供他人還款，或經「阿珍」指示他人匯入，或「阿珍」要求李乾光匯出等，該等帳戶內之款項，並非全然屬經營銀行業務之匯兌款項等語。經查，檢察官除未舉證該等帳戶內之款項之存放或匯出，均屬被告李乾光非法經營銀行業務所收受之款項，且該等帳戶內之款項尚包含臺北地院前開103 年度簡字第1918號簡易判決所認定被告出借樹林鎮前街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所犯幫助詐欺，經被害人匯入之款項，更包含本件經檢察官起訴，被告李乾光出借臺北富邦銀行城中分行所設立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所犯幫助詐欺，經告訴人王梨玲匯入之款項，且被告李乾光自委託人處收受款項後，填載收據交予委託人收執，嗣將該等款項分批存入帳戶，是扣案外勞委託匯款單據上所填載之款項與系爭帳戶內所存入屬於匯兌款項，屬性相同，不得分開、各別計算，認定均為被告李乾光收取款項。是

筆100 元計算李乾光之犯罪所得，顯無理由，併此敘明。

④另被告李乾光所有，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二、四、五、六、七、九、一Ｏ、一二、一三等物，被告李乾光自承為供非法經營銀行業務所用之物，另編號八、一一等物則為預備供非法經營銀行業務所用之物，爰均依刑法第38條第2 項規定沒收；又編號三、一四、一五等存摺，除非供本件犯罪所用之帳戶如李乾光所有之印尼銀行存摺外，雖有部分帳戶係供被告李乾光存放匯兌款項之用，惟帳戶申設人本得依各金融機構規定申請補發存摺，是以沒收存摺實無助達成犯罪防治之目的，就本案而言亦不具刑法重要性，爰均不予宣告沒收。至編號一六之手提袋，係被告李乾光置放個人款項之用，與本案犯罪無涉，依法不得宣告沒收。而附表四編號一七至二一之被告徐瑞陽所有，原已扣案，嗣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同意發還（見偵21946 號卷二第5 頁，他820 號卷第240頁），並經徐瑞陽領回。其中編號二Ｏ至二一所示之行動電話，係被告徐瑞陽供作本件非法經營銀行業務時，聯繫李乾光或友人關於匯率、匯兌款項等所用之物，為犯罪所用之物，應均依刑法第38條第2 項規定沒收；另編號一七至一九所示之物，均非供本件犯罪所用之物，依法不得宣告沒收。而上開如附表四編號一、二、四至

一三、二Ｏ至二一所示之物，既均為供被告李乾光、徐瑞陽共同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用、則基於共同正犯責任共同原則，於被告李乾光、徐瑞陽所為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犯行項下均為沒收之宣告。而編號二Ｏ至二一所示之行動電話2 具，既經檢察官發還而未扣案，則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連帶追徵其價額。

（2）幫助詐欺部分：

①被告李乾光此上開幫助詐欺之犯罪行為，經檢察官起訴係指提供金融機構帳戶予「阿珍」，以利「阿珍」遂行詐欺犯行，且經核對告訴人王梨玲所匯款帳號即上開李乾光之臺北富邦銀行城中分行所設立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交易明細（見偵21946 號卷一第32至36頁），於告訴人王梨玲各次匯入款項後，旋即提領殆盡，顯見被告李乾光已將告訴人王梨玲遭詐欺之款項依「阿珍」指示提領、交付，起訴意旨復未指出被告李乾光此部分所為幫助詐欺犯行獲有利益，依卷內事證亦無被告李乾光獲有利得之證據，是本院認定被告李乾光此部分所為幫助詐欺犯行，未有犯罪所得，即無從適用宣告沒收其犯罪所得之規定。至被告李乾光所幫助之詐欺集團成年成員雖向告訴人王梨玲詐得金錢，然幫助犯僅對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加以助力，而無共同犯罪之意思，自不適用責任共同原則，對於正犯所有因犯罪所得之物，無庸為沒收之宣告（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6278號、89年度台上字第6946號判決意旨參照），故本案就詐欺集團成年成員之犯罪所得及其所有供犯罪所用之物，亦無庸併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②至起訴意旨主張於被告李乾光住處所扣案之外幣、新臺幣，合計151 萬8,818 元，請求發還告訴人王梨玲云云，惟被告李乾光所犯幫助詐欺犯行並無犯罪所得，已如前述，檢察官亦未能證明扣案款項即為犯罪所得，況告訴人王梨玲遭詐欺而將「新臺幣」匯至李乾光所開設之帳戶，而未匯入「外幣」，檢察官率以扣案款項推論為「犯罪所得」，自屬於法有違。

③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三所示，被告李乾光所有，於臺北富邦銀行城中分行所設立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雖被告李乾光提供予詐欺集團成員做為匯入詐欺所得款項之用，惟如前述，沒收存摺實無助達成犯罪防治之目的，就本案而言亦不具刑法重要性，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3、據上，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洵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銀行法第29條：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司法警察機關取締，並移送法辦；如屬法人組織，其負責人對有關債務，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執行前項任務時，得依法搜索扣押被取締者之會計帳簿及文件，並得拆除其標誌等設施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銀行法第125條：違反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上 2 億元以下罰金。其犯罪所得達新臺幣 1 億元以上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500 萬元以上 5 億元以下罰金。

經營銀行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103年6月18日修正前刑法第339 條：（普通詐欺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000 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李乾光直接或經徐瑞陽轉交而收受印尼籍人士交付欲兌換成印尼盾之新臺幣款項明細附表二：李乾光經徐瑞陽引介，收受欲兌換成印尼盾之新臺幣款項明細附表三：告訴人王梨玲遭詐騙而匯款至李乾光於臺北富邦銀行城中分行所設立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明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