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即被告

詹芷芸

選任辯護人

阮皇運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1年6月24日所為110年度訴字第872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少連偵緝字第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壹、檢察官起訴意旨：被告詹芷芸得預見將自己的金融帳戶提供予不熟識之人使用，可能遭利用作為對於不特定人詐欺取財犯罪的取款工具，及亦可能作為他人遮斷犯罪所得金流軌跡，藉此逃避國家追訴處罰，竟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的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09年9月11日前某日，將她所申辦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以下簡稱中信銀行)木柵分行帳號第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郵局)大里永隆郵局帳號第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以下簡稱國泰銀行)彰化分行帳號第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的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以下簡稱中信銀行等3家金融帳戶資料），以不詳方式，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的詐欺集團所屬成員。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前述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的所有，基於詐欺取財的犯意，以如附表編號1-4所示詐騙時間、方式，詐騙所示的被害人，致所示的被害人分別陷於錯誤，各匯款所示金額至前述帳戶內。嗣如附表編號1-4所示的被害人發覺有異，乃報警處理，而查悉上情。綜上，檢察官認為被告所為，是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的幫助詐欺取財與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4條第1項的幫助一般洗錢等罪。

貳、無罪推定、證據裁判、舉證責任等原則及證據能力的處理：

一、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的證據」，是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的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必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的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的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的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的實質舉證責任。如果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不足以為被告有罪的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的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的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的諭知，方符憲法保障人權的意旨。

二、刑事訴訟法第308條規定：「判決書應分別記載其裁判之主文與理由；有罪之判決書並應記載犯罪事實，且得與理由合併記載」。據此可知，無罪的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的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的證據資料，也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的傳聞證據，也可以作為彈劾證據使用。是以，無罪的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原則上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基此，本件被告所為，既然經本院認定她的行為應諭知無罪，自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資料的證據能力問題。

參、檢察官起訴時所憑的證據資料、被告的辯解：

一、檢察官起訴意旨所憑的證據資料：

㈠被告於偵查中的供述。

㈡如附表編號1-4所示被害人丙○○、乙○○、戊○○與庚○○（以下簡稱丙○○等4人）於警詢中的證述。

㈢被告所申辦中信銀行等3家金融帳戶資料、交易明細。

㈣如附表編號1-4所示被害人所提供的自動櫃員機收據、匯款帳戶存摺影本、手機轉帳畫面等匯款憑據。

二、被告的辯解：

㈠被告辯稱：我曾將自己名下中信銀行等3家金融帳戶的提款卡及密碼提供給丈夫高悟詮的朋友甲○○（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使用，因為他當時暫居在我家，說要向別人借錢，但自己沒有戶頭，才向我借用，我不知道他是詐欺集團成員，後來他失蹤，我才打電話向銀行辦理掛失。至於我會在警詢、偵訊及原審準備程序時說法反覆，是因為高悟詮於110年10月入監服刑以前，只要我有開庭，他都會教我要如何回答，他說這樣我才會沒有事，直到他入監後，我的說法就都一樣了，我也是直到高悟詮於109年10月間被羈押，才知道他從事詐騙工作，我並未涉犯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罪。

㈡辯護人為被告辯稱：被告當時剛剛生產不久，在家裡照顧小孩，並不知道甲○○、高悟詮在從事詐騙的情形下，被告沒有動機，也無必要提供帳戶，而讓自己陷入刑事案件，且可能會入監而與小孩分開的風險。被告是因甲○○表示無帳戶可收取他人要匯入的款項，請求借用帳戶，被告考量甲○○是高悟詮帶回寄住的友人、未成年，且與被告同住期間表現並無異常，加上當時被告因獨立照顧2名未成年子女，方請甲○○自行拿取1家金融帳戶提款卡，要無預見甲○○會盜取中信銀行等3家金融帳戶資料供詐欺集團使用的可能。何況被告發現帳戶提款卡遺失後立即申辦掛失。在無法證明被告知情，或是可得而知帳戶可能被詐騙集團使用的情況下，請諭知被告無罪。

肆、本院認定檢察官所提各項事證，並不足以證明被告涉犯幫助詐欺取財與幫助洗錢罪的理由：

一、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不爭執事項：

㈠被告的丈夫為高悟詮，被告、高悟詮與2名未成年子女於109年5至9月間，共同居住於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的住處。而甲○○因離家在外，曾於109年間向高悟詮借住被告夫妻2人的前述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住處。

㈡被告所申辦的中信銀行等3家金融帳戶的提款卡及密碼，均於109年9月11日前某日被提供給不明人士供提款使用，其後丙○○等4人分別遭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如附表編號1-4所示的時間，以對應的方式詐騙，以致他們各自陷於錯誤，分別依照對方指示辦理，將如附表編號1-4所示的款項於對應的時間、地點分別匯入對應的帳戶內，旋遭提領一空，致無從追查。

㈢高悟詮即通訊軟體Telegram（以下簡稱Telegram）暱稱「魔動閃霸」（即猴哥）、「OT」即高晟、「可樂」即曾智宏(他所涉詐欺等犯行，已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臺北地院】109年度原訴字第44號、110年度原訴字第2號、第4號、第8號判決有罪）、「樂事」即少年甲○○、「蘇東坡」即少年蘇○傑、陳張友期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所組成的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之罪，具有持續性、牟利性的有結構性組織詐欺集團（Telegram群組名稱「駝峰」），其中高悟詮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的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的洗錢等罪嫌，已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以下簡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少連偵字第255號提起公訴，並經臺北地院110年度訴字第311號判決有罪。

㈣少年甲○○意圖為自己不法的所有，基於加重詐欺的犯意聯絡，參與3人以上成員的詐欺集團，分別從事領包車手、提款車手、收簿車手等工作，並就其中如附表編號1-4所示丙○○等4人被騙而匯入的款項，擔任提款車手的工作，而參與3人以上成員的詐欺集團，少年甲○○觸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39之2第1項、刑法第349條第1項等犯行，已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以下簡稱桃園地院）111年度少護字第76號裁定令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

㈤以上事情，已經證人丙○○等4人於警詢時（110年度少年偵字第29號卷【以下簡稱少連偵卷】第9-11、13-15、17-19、21-23 頁）、少年甲○○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原審訴卷第170-176頁，本院卷第344-353頁）、高悟詮於原審審理時（原審訴卷第177-181頁）分別述屬實，並有中信銀行等3家金融帳戶的開戶資料、交易明細及如附表編號1-4「證據資料」欄所示證據（少連偵卷第25-31、33-39、41- 48頁）、臺北地院110年度訴字第311號刑事判決（本院卷第387-408頁）等件在卷可證，復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桃園地院111年度少護字第76號審理卷宗全卷核閱無誤，且為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所不爭執，這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二、被告直至高悟詮於109年10月22日遭羈押前，並不知悉高悟詮、甲○○有共同從事詐欺取財犯行，被告並未基於幫助詐欺取財與幫助洗錢的犯意而將中信銀行等3家金融帳戶資料提供給甲○○使用：

㈠被告、高悟詮與2名未成年子女於109年5至9月間，共同居住於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住處，甲○○因離家在外，曾於109年間向高悟詮借住前述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住處等情，已如前述。而被告與高悟詮共同生育的2名子女，出生日期分別是108年4月29日、109年5月7日之情，這有全戶戶籍資料在卷可證（本院卷第447-452頁）。又高悟詮因涉犯加重詐欺罪，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士林地院】109年度聲羈字第283號裁定羈押，直至110年3月13日才被釋放出所，其後於110年10月6日因另案入監服刑等情，這有本院製作的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本院卷第367-386頁）。另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寄住在被告家裡的期間，被告都待在家裡照顧小孩，我不曾跟她說過有在從事詐騙工作等語（本院卷第345-347頁）。何況被告除本案之外，亦無任何其他被訴詐欺或洗錢犯行的犯罪紀錄之情，亦有本院製作的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證（本院卷第39、40頁）。據此，辯護人為被告辯稱：被告當時剛剛生產不久，在家裡照顧小孩，並不知道甲○○、高悟詮在從事詐騙的情形下，被告沒有動機，也無必要提供帳戶，而讓自己陷入刑事案件等情，即有其憑據。是以，本件如附表編號1-4所示丙○○等4人被騙的時間都發生在109年9月11日，而此時被告生產完剛滿4月，且未曾被訴涉犯加重詐欺犯行，則被告是否會基於幫助詐欺、洗錢的犯意，而提供自己所申辦的金融帳戶給詐騙集團使用，並讓自己面臨會入監服刑而與小孩分開的風險，即有疑義。

㈡高悟詮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知道甲○○曾向被告借用過金融帳戶，但我不知道他有沒有還，當被告跟我說她的的中信銀行等3家金融帳戶資料不見時，一開始我以為是遺失了，發現當下馬上報案，被告後來才知道是被甲○○拿走的，我並不知道他拿走要做什麼事等語（原審訴卷第178-179頁）。而甲○○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於109年8、9月間寄住在被告當時位在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的家中，我於109年9月11日有在該處未經被告同意拿走她的提款卡，因為之前我有向被告借來使用過2次，所以知道密碼及放提款卡的位置，竊取後我就沒有再回到該處，當時提款卡是放在被告家中房間裡等語（原審訴卷第172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寄住在被告家裡的期間，曾跟被告借金融帳戶使用供朋友匯款，所以我知道她的銀行帳戶密碼，後來因為有太多詐騙的款項要匯進來，我未徵得被告的同意就拿走她的中信銀行等3家金融帳戶資料，並將帳戶資料回報給詐騙集團社交軟體群組內的人，但我沒有告訴高悟詮有拿走被告的帳戶資料，因為是臨時起意，我覺得不好意思，之後就再也沒回該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的住處等語（本院卷第344-353頁）。又被告辯稱於發現本案帳戶提款卡遺失後，即向發卡金融機構申請掛失，其中國泰銀行帳戶部分不知為何沒有掛失紀錄，郵局帳戶部分因當時已是警示帳戶故無法掛失等語。就此，經原審函詢結果，其中：⑴郵局帳戶無掛失紀錄，金融卡狀況為「2.核發」（非掛失），該帳戶於109年9月11日晚間9時51分經設定為警示帳戶，⑵國泰銀行帳戶僅於108年5月9日有掛失存摺及印鑑的紀錄，⑶中信銀行帳戶自開戶日至結清日止，查無存摺、印鑑掛失紀錄，於109年9月11日晚間7時12分有以電話掛失提款卡的紀錄等情，這有郵局110年12月23日函及其附件、國泰世華銀行110年12月23日函文、中信銀行110年12月24日函及附件等件在卷可證（原審訴卷第77-83、85、87-95頁）。綜上，由前述證人證詞及相關書證，顯見甲○○因曾向被告借用帳戶使用，得以知悉被告金融帳戶的密碼，其後甲○○臨時起意，取走被告所有的中信銀行等3家金融帳戶資料，交付詐騙集團供作詐騙匯款工具，之後甲○○自覺不好意思，就再也沒回該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的住處。

㈢綜合前述各項事證及說明，可知被告於案發時剛生產完小孩不久，她當時在家裡照顧2名小孩，並不知道甲○○、高悟詮有在從事詐騙的工作，她所有的中信銀行等3家金融帳戶資料是遭甲○○臨時起意竊走後，交付給詐騙集團供作本案詐騙如附表編號1-4所示丙○○等4人的匯款工具。是以，被告於高悟詮在109年10月22日遭羈押之前，既然並不知悉高悟詮、甲○○有共同從事詐欺取財犯行，亦未基於幫助詐欺取財與幫助洗錢的犯意而將中信銀行等3家金融帳戶資料提供給甲○○使用，即難認被告有檢察官起訴意旨所指的犯行。

三、公訴檢察官論告時雖主張：被告就自己3個金融帳戶到底是如何不見的說詞版本很多，她究竟有無交給甲○○或是高悟詮，或是被告是否知道他們是當作詐騙使用，這些都是關於被告的主觀想法，但客觀上被告的帳戶確實供作詐騙使用。依照被告所述，如果這些提款卡是甲○○所拿，應該也不會牽扯到高悟詮，被告所述仍有矛盾之處等語。惟查：

㈠被告於110年4月27日偵訊時供稱：我把3個帳戶的提款卡放在圓通路的住家，甲○○有在該處住了1、2個星期，某天我要使用提款卡時，發現卡片不見，我有把密碼跟提款卡用橡皮筋綑綁起來，密碼都是我的生日，我不會忘記我的生日等語（少連偵緝卷第28頁）；於110年8月5日警詢時供稱：我曾經委託甲○○幫我領取郵局帳戶的款項，他知道該帳戶的密碼，我於109年9月間遺失該帳戶的存摺及提款卡，我懷疑是甲○○竊取的，當我打電話向郵局辦理掛失時，才發現帳戶已被列為警示帳戶等語（偵字第25568號卷第9頁）；於原審110年9月14日準備程序時供稱：我於109年9月間發現這3個帳戶遺失，因為放在一起，3個帳戶是同時遺失的等語（原審審訴卷第58頁）；於原審110年10月18日準備程序時供稱：因為我從109年8、9月間開始請甲○○幫我領中信銀行帳戶的錢，我將中信銀行帳戶、郵局帳戶提供給甲○○，卡片夾裡面有3個帳戶的提款卡，我請他領的次數不只1次，他當天領完後就會把提款卡還給我等語（原審審訴卷第66頁）；於原審110年12月17日準備程序時供稱：甲○○說要跟別人借錢，要跟我借金融帳戶，我請甲○○自己去我家的櫃子拿提款卡，他拿走提款卡後就失蹤，我於是趕快報案並打電話向銀行掛失等語（原審訴字卷第59頁）。由此可知，被告對於他自己所有的中信銀行等3家金融帳戶資料如何遭詐騙集團使用一事，確實前後供述不一。就此，被告辯稱：我是因為高悟詮於110年10月間入監服刑以前，只要我有開庭，他都會教我要如何回答，他說這樣我才會沒有事，直到他入監後，我的說法就都一樣等語。而高悟詮確實與甲○○共同涉犯加重詐欺罪之情，已如前述，則被告基於與高悟詮之間的夫妻情誼及信賴關係，遂在高悟詮慫恿下為前後不一的供述，亦非不難想像，自不能因此遽認被告涉有檢察官起訴意旨所指的犯行。

㈡甲○○於110年2月26日警詢時供稱：我透過朋友陳張友期從事車手取款的工作，由高悟詮使用Telegram叫我去超商領取包裹後，再拿包裹內的提款卡去取款，高悟詮每日會到我在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的租屋處，當場用現金支付我報酬等語（臺北地院110年度少調字第314號卷第18-21頁）；於110年4月28日警詢時供稱：被告所申辦的郵局、國泰銀行帳戶提款卡是高悟詮使用Telegram指示我去指定超商領取包裹，包裹內含提款卡，我再持提款卡提領如附表所示被害人匯入該郵局、國泰帳戶的款項等語（臺北地院110年度少調字第422號卷第18-23頁）。其後，甲○○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始一致證稱：我於109年9月11日在圓通路住處未經被告同意拿走她的提款卡，因為之前我有向被告借來使用過，所以知道密碼及提款卡放置的位置，竊取後我就沒有再回到該處等情，已如前述。然而，依照一般常理，為隱匿犯罪行為人身分，詐欺集團成員要無可能使用知悉行為人真實身分的親友帳戶，則高悟詮是否會提供被告所有的中信銀行等3家金融帳戶資料，用以供自己所屬詐欺集團詐騙使用，已有疑義。何況高悟詮在甲○○借住圓通路住處的期間，2人既然共同從事加重詐欺犯行，高悟詮亦無需再透過Telegram，指示甲○○去指定超商領取內含被告所有中信銀行等3家金融帳戶資料之包裹的必要。是以，由前述說明可知，甲○○於警詢、原審及本院審理時的證述內容前後不一，其中警詢的供詞並不可採，應以他在原審及本院審理時的證述內容較為可採，亦即被告所有的中信銀行等3家金融帳戶資料是遭甲○○臨時起意而竊走。

㈢甲○○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因為當時要匯進來的詐騙款項太多，又沒有太多的金融帳戶，遂臨時起意拿走被告所有的中信銀行等3家金融帳戶資料，並將該提款卡號碼提供給詐騙群組內的人，用以從事詐騙工具，這其中的詐騙集團上游包括高悟詮，我沒有跟他講這件事情，但高悟詮也在該群組內等語（本院卷第350-353頁）。惟查，桃園地院認定甲○○所涉犯行，包括從事領包裹車手、提款車手與收簿手等工作，而且詐騙之人包括如附表編號1-4所示丙○○等4人共計數十位被害人等情，這有桃園地院111年度少護字第76號宣示筆錄在卷可佐（桃園地院110年度少調字第611號卷第227-267頁）。而高悟詮與甲○○共犯加重詐欺而遭追訴處罰的案件，包括臺北地院110年度訴字第311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37號、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61號與士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562號等4件（本院卷第387-445頁）。該4案的被害人不僅較甲○○被認定所涉犯行的被害人為少，而且其中的被害人並不包括如附表編號1-4所示丙○○等4人，則高悟詮是否有與甲○○共同涉犯如附表編號1-4所示丙○○等4人的詐騙行為，即有疑義。又甲○○於109年11月5日在警詢時供稱：我都只聽從陳志遠的指示，沒有收到過其他人指示，亦沒有人陪同我共事過，我負責的工作項目就是取簿手工作等語（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刑案偵查卷宗第10頁）；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問：你從事很多詐騙案件，是否都是跟高悟詮合作？）有些不是跟高悟詮一起，有些是」等語（本院卷第352頁）。據此可知，甲○○遭裁定感化教育所涉的所有加重詐欺犯行，高悟詮在有些案件當中並非共犯。是以，高悟詮與甲○○是否共同涉犯如附表編號1-4所示丙○○等4人的詐騙行為既然尚有疑義，自不因甲○○前述的證詞與常情有違（即甲○○有將被告所有中信銀行等3家金融帳戶資料傳到高悟詮亦在其內的社交軟體群組內），即率爾認定被告有檢察官起訴意旨所指的犯行。

伍、結論：綜上所述，被告辯稱她直至高悟詮於109年10月22日遭羈押前，並不知悉高悟詮、少年甲○○有共同從事詐欺取財犯行，她並未基於幫助詐欺取財與幫助洗錢的犯意，而將中信銀行等3家金融帳戶資料提供給少年甲○○使用等情，尚有所憑據，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方法，並不足以證明她有幫助洗錢及幫助詐欺取財的不確定故意。依照前述規定及說明所示（貳、二），即應為被告無罪的諭知。原審疏未詳酌上情，遽為被告有罪的諭知，於法核有違誤。是以，原判決既有認定事實錯誤的問題存在，其所為的法律適用與量刑也均有違誤；被告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另為被告無罪的諭知，以示慎斷。

陸、退併辦部分：被告經本院為無罪諭知，則如附表編號5所示臺北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25568號移送併辦意旨書所載事實，與本案即不生想像競合的裁判上一罪關係。是以，本案起訴效力並不及於上述移送併辦部分，本院自不得併予審究，應退回由檢察官另為適法的處理。

柒、適用的法律：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

本件經檢察官黃思源偵查起訴，由檢察官陳玉華在本審到庭實行公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