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即被告

黃冠崴

選任辯護人

吳東諺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訴字第44號，中華民國114年6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8440號），提起上訴，本院

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審理範圍：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有明文規定。原判決認被告黃冠崴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罪及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從一重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被告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明示主張原判決量刑過重，上訴範圍不及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參本院卷第119頁）；檢察官則未提起上訴，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所犯之罪及沒收等部分，先予敘明。

二、被告上訴理由略以：被告坦承犯行，已與告訴人蔡美楣以新臺幣（下同）48萬元達成和解，請求從輕量刑，希望有易服社會勞動之機會等語。

三、刑之加重減輕：

㈠洗錢防制法之比較新舊法：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於為本件犯行後，洗錢防制法已修正並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公布，除該法第6條、第11條規定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條文均自同年8月2日生效。本件被告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所犯洗錢罪之法定刑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原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最低法定本刑為有期徒刑2月），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規定則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以新法之法定刑較有利於被告。被告於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嗣將上開規定修正移列為第23條第3項前段，並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將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範圍，由「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修正為「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將減輕其刑之規定嚴格化，限縮其適用之範圍。惟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均否認犯行，於本院審理時始坦承本件洗錢犯行，無論係修正前後之洗錢防制法自白減刑規定，被告均不得減輕其刑，是此部分規定之修正，對被告而言並無有利或不利可言。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

㈡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第15條第1項規定：「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內國法及國際法均不成罪者，不為罪。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法律所規定。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其第1句及第2句各規定罪刑法定原則與不利刑罰溯及適用禁止原則，第3句則揭櫫行為後有較輕刑罰與減免其刑規定之溯及適用原則。又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定有明文。而依該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所指詐欺犯罪本包括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於該條例增訂後，係新增法律原所無之減輕刑責規定，依前述公政公約第15條第1項第3句之規定，自以適用修正後之上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然被告至本院審理時方坦承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且被告雖於警詢中供出同案共犯張森博，張森博亦非屬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本件詐欺犯罪組織之人，是被告尚無從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

㈢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未就所涉洗錢犯行為自白，無從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㈣另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致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以為判斷。被告所犯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最輕法定刑為有期徒刑1年，惟被告非無工作能力，卻為貪圖不法報酬，應允張森博而參與本件犯行，使告訴人受有高達64萬5,000元之財產損害，就全部犯罪情節以觀，被告犯本案查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本院認並無何情輕法重過苛之憾，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之餘地。

四、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想像競合犯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行為人犯罪行為侵害數法益皆成立犯罪，僅因法律規定從一重處斷科刑，而成為科刑一罪，自應對行為人所犯各罪均予適度評價，故法院於決定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時，雖從較重罪名之法定刑為裁量之準據，惟具體形成宣告刑時，亦應將輕罪之刑罰合併評價，方屬適當。原判決固認被告同時成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然於量刑時卻全未將該犯行之情節、所生損害等為說明，而一併於量刑為考量，已有量刑衡酌之明顯疏漏，顯難認詳就該等犯行為充分評價。

㈡被告上訴後，已坦承全部犯行，並以48萬元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有本院和解筆錄在卷可參（參本院卷第129、130頁），堪認確有悔悟之意，其犯後態度與原審難謂相同，原判決就此等與被告犯罪後態度相關之科刑輕重事項未及審酌，以致量刑難謂允當。

㈢又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之量刑事由，關於犯罪之動機、目的（第1款）、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第2款）、犯罪之手段（第3款）、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第7款）、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第9款），乃行為人之行為責任輕重應予審酌考量之事由，依行為責任論，此部分所得對應其行為責任之刑度高低，為責任刑之上限；至於同條規定之行為人個人情狀即生活狀況（第4款）、品行（第5款）、智識程度（第6款）、犯後態度（第10款）等事由，乃作為責任刑是否微調下修應予審酌評價之事項，用以兼顧刑罰應報與預防目的之達成，倘行為人個人情狀毫無情有可原之處，僅能做出不減輕其行為責任之結論，不得單憑行為人個人情狀之惡劣性，即拉高其責任刑之上限，否則將嚴重牴觸憲法上責任原則之要求。被告係受同案共犯張森博之指示參與本件犯行，持偽造之高盛證券訂單向告訴人行使，於詐得上開財物後，再交予同案共犯張森博，進而轉交本件詐欺集團其他成員以掩飾、隱匿該等洗錢財物，則同案共犯張森博於該集團內之位階及參與程度，皆顯較被告為高。然同案共犯張森博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審訴字第278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5月，原判決因被告否認犯行，即因此從重量刑，就被告量處較高之有期徒刑1年10月，其量刑顯違反比例原則或平等原則，亦不符罪責相當性，而難謂無量刑失入之嫌。

㈣從而，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為有理由。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撤銷改判。

五、量刑：爰審酌被告明知現今社會詐欺犯罪橫行，對被害人之財產及社會秩序產生重大侵害，因財務狀況不佳，不思循正當管道賺取財物，擔任詐欺集團之面交車手，負責出面向告訴人收取詐欺款項後，再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掩飾、隱匿犯罪所得去向，而參與本件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向告訴人詐取之金額達64萬5,000元，所生財產損害不低，該等詐欺得手之不法所得再轉交予同案共犯張森博，以掩飾、隱匿該等犯罪所得去向，而遂行洗錢犯行，向告訴人行使之偽造私文書，並足生損害於高盛證券公司，足徵被告之法治觀念不足，然被告尚非屬本案詐欺集團之主謀或主要獲利者，亦非處於核心或主導地位，就本件犯行亦尚未獲得犯罪所得，於本院審理中終知坦認犯行，並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且已給付第1期及第2期和解金各1萬元，有本院和解筆錄及對話紀錄擷圖可稽（參本院卷第129、130頁），堪認有悔悟之意，至被告雖另有妨害秩序、竊盜等前科紀錄，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徵，然被告自承其並不聰明，容易受朋友煽動而參與犯罪，尚不得逕認被告素行不佳或惡性甚大，另被告自陳現罹有肝癌，食慾不佳，其健康狀況難稱良好，兼衡酌被告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於案發時從事搬家公司之工作，父母已過世，獨居，未婚，無子女，需償還父母遺留之債務等家庭生活暨經濟狀況之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至其所犯洗錢罪部分，審酌其於從重罪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後，已量處有期徒刑1年之刑度，爰裁量不再併科輕罪之罰金刑，以符罪刑相當原則。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作成本判決。

七、本案經檢察官陳建宏提起公訴，檢察官曾靖雅於本院實行公訴。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