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抗告人

即受刑人

胡家傑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26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4224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㈠受刑人胡家傑因犯如附表所示之罪，經法院分別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均已確定在案。檢察官以原審法院為各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審核後認聲請為正當。

㈡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罪刑，前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111年度審金訴字第179號判決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0月確定；編號5所示之罪刑，前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下稱基隆地院）111年度金訴字第278號判決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4月確定；編號6所示之罪刑，前經士林地院111年度審金訴字第421號判決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3月確定，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1萬2,000元確定；編號8所示之罪刑，前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111年度金訴字第1810號判決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3月確定；編號9所示之罪刑，前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10年度審訴字第1648號判決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6月確定；編號13所示之罪刑，前經士林地院112年度審金訴字第415號判決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4月確定；編號14所示之罪刑，前經本院臺中分院112年度金上訴字第1371號判決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確定在案。是以，定應執行刑，除不得逾越法律之外部性界限，即不得重於如附表所示各罪之總和，亦應受內部性界限之拘束，即不重於附表編號4至6、8至9、13、14 各自所定之執行刑加計附表編號1至3、7、10至12、15、16所定之執行刑之總和。

㈢考量受刑人於民國110年5月至110年8月間，擔任詐欺集團之取款車手，密集持被害人之提款卡提領現金，而先後犯加重詐欺取財行為次數高達140次，犯罪模式相同，同質性較高且互有關連性，各罪間獨立性低，整體犯罪全部宣告刑之刑罰邊際效應，於定應執行刑時有明顯遞減情形，兼衡受刑人之犯後態度，而為受刑人整體犯行總盤點之非難評價，另參酌受刑人之素行及所呈現之再犯可能性，本於刑法第51條第5款限制加重原則，於定執行刑之外部、內部界限內，參酌前揭所示各次定刑所給予之減輕幅度；兼衡受刑人於本案定刑填寫意見表示：希望能夠從輕定刑等語，認為應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6年10月為適當，及就如附表編號6併科罰金部分定應執行1萬2,000元，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按法律上法院對屬自由裁量權事項，並非完全概無法律性之拘束，其於法律上仍受外部界限及內部界限之限制，前者為法律之具體規定，使法院得以具體選擇為適當之裁判；後者則為法院為自由裁量時考量法律之目的，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法院為裁判時，二者均不得有所逾越。在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依刑法第50條規定，應定其應執行刑之案件，法院所為刑之酌定，固屬自由裁量事項，惟應受內部界限拘束。又刑法第56條連續犯之規定業已刪除，而其之所以廢除，係因實務界對於「同一罪名」認定過寬，所謂「概括犯意」，經常可連續數年之久，且採證上過於寬鬆，致過度擴張連續犯概念、併案浮濫，修正後基於連續犯原為數罪之本質，考量過去視為連續犯之犯罪原則上應回歸數罪併罰之處罰，以藉此維護刑罰之公正性。再按法院就裁量權之行使，除不得逾越法律所規定範圍之外部界限外，尚應受比例原則、公平正義原則之規定拘束，謹守秩序之理，體察法律之規範、目的，使其結果實質正當，合於裁量之內部性界限，俾與立法本旨相契合，亦即必須符合所適用法律授權之目的，並受法律秩序理念、法律感情及慣例等所規範，且現階段之刑事政策非祇在實現以往之應報主義之觀念，尤重在教化之功能。懇請本於至公至正、悲天憫人之心，給予抗告人即受刑人一個悔過向上的機會，從新從輕之最有利裁定，受刑人銘感五內，絕不再犯等語。

三、按數罪併罰合併定應執行刑之制度目的，在就所犯數罪，以各罪宣告刑為基礎，合併後綜合評價犯罪人最終應具體實現多少刑罰，方符合罪責相當要求並達刑罰目的。刑法第51條明定數罪併罰之方法，就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該條第5款所定界限內，其衡酌之裁量因子為何，法無明文。惟依其制度目的，應綜合評價各罪類型、關係、法益侵害之綜合效果，考量犯罪人個人特質，認應對之具體實現多少刑度，即足達到矯治教化之必要程度，並符罪責相當原則，以緩和宣告刑可能存在之不必要嚴苛。此裁量權之行使，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依個案裁量之職權，如所為裁量未逾法定刑範圍，且無違背制度目的、公平正義或濫用裁量權情形，即無違法可言，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284號裁定意旨同此見解。

四、經查：

㈠受刑人犯如附表所示各罪，先後經判決如附表所示之刑，其中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罪刑，經士林地院111年度審金訴字第179號判決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0月，編號5所示之罪刑，經基隆地院111年度金訴字第278號判決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4月，編號6所示之罪刑，經士林地院111年度審金訴字第421號判決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3月，編號8所示之罪刑，經臺中地院111年度金訴字第1810號判決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3月，編號9所示之罪刑，經臺北地院110年度審訴字第1648號判決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6月，編號13所示之罪刑，經士林地院112年度審金訴字第415號判決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4月，編號14所示之罪刑，經臺中地院110年度訴字第1894號等判決合併審理並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5年，嗣經本院臺中分院112年度金上訴字第1371號等判決駁回上訴，均確定在案，有各該判決及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可稽。原審經審核卷證結果，認檢察官聲請為正當，就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定其應執行刑，自非無據。惟其附表有下述缺漏應予補充：⒈編號4之「宣告刑」應更正為「有期徒刑1年4月（2次）、有期徒刑1年1月（3次）、有期徒刑1年2月（1次）、有期徒刑『1年』（2次）、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0月」；⒉編號15之「犯罪日期」應更正為「110/『05/03』～110/08/23」；⒊編號1、10、14、15之「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均應於其案號後補充「等」字；⒋編號13之「最後事實審判決日期」應更正為「112/『06/29』」；⒌編號14之「最後事實審」、「確定判決」之「案號」均應補充為「112年度金上訴字第1371號『等』」。

㈡抗告駁回部分（有期徒刑定應執行刑部分）：

⒈原審在各宣告刑中之最長期（有期徒刑1年5月）以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應執行刑最長刑期30年（各罪宣告刑之合併刑期為有期徒刑160年2月；上開編號1至3、7、10至12、15、16所定宣告刑與編號4、5、6、8、9、13、14所定應執行刑之總和為有期徒刑70年10月）為外、內部界限，據此所定其應執行之刑為有期徒刑16年10月，並未逾越法律外部界限及內部界限。

⒉受刑人雖以前詞提起抗告，惟原審已敘明係衡量受刑人於110年5月至110年8月間，擔任詐欺集團之取款車手，密集持被害人之提款卡提領現金，而先後犯加重詐欺取財行為次數高達140次，犯罪模式相同，同質性較高且互有關連性，各罪間獨立性低，整體犯罪全部宣告刑之刑罰邊際效應，於定應執行刑時有明顯遞減情形，兼衡受刑人之犯後態度，而為其整體犯行總盤點之非難評價，另參酌受刑人之素行及所呈現之再犯可能性，參以前已定之各次應執行刑的減輕幅度、受刑人就本件定刑之意見而酌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上，並無明顯失衡或有違比例原則、公平原則、罪責相當原則之情，亦無明顯不利於受刑人之情事，屬法院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揆諸前開說明，並無濫用裁量權等違法或不當之處。

⒊綜上，受刑人執上開抗告意旨對原審裁定而為指摘，請求撤銷改定較輕之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撤銷部分（併科罰金定應執行刑部分）：

⒈按未據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之案件，法院基於不告不理原則，自不得任意擴張檢察官聲請之範圍，否則即有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之違法（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448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定應執行刑之實體裁判，於確定後即發生實質之確定力，而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用。數罪併罰案件之實體裁判，除因增加經另案判決確定合於數罪併罰之其他犯罪，或原定應執行之刑之數罪中有部分犯罪，因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更定其刑等情形，致原裁定定刑之基礎已變動，而有另定應執行刑之必要者外，法院應受原確定裁定實質確定力之拘束，不得就該確定裁定已定應執行刑之數罪，其全部或部分再行定其應執行之刑，否則即有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

⒉觀諸檢察官本件聲請書所載，僅依刑法第51條第5款即有關宣告多數有期徒刑定應執行刑之規定聲請定應執行刑，既未援引同條第7款有關宣告多數罰金定應執行刑之規定，足見檢察官並未聲請就併科罰金刑部分一併定應執行刑甚明。況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罪併科罰金部分業經士林地院111年度審金訴字第421號判決就該3罪之併科罰金部分合併定應執行罰金1萬2,000元確定，有該判決可參，本件並未增加經另案判決確定合於數罪併罰之其他罰金刑，亦未有因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更定其刑等使原定刑之基礎變動之情形。是原裁定就檢察官並未聲請之部分重為定刑，亦有不當，復有違反一事不再理之原則。抗告意旨雖未指摘及此，然原裁定此部分既有前揭可議之處，應由本院將原裁定予以撤銷。又此部分既屬原裁定就未受請求之事項逕予裁定，並非依當事人聲請，並無發回之問題，末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第413條，裁定如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