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一○五年度台上字第二四○一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一○五年度台上字第二四○一號

上訴人

廖秋松

上訴人

黃俊彰

上訴人

洪自立

上二人共同選任辯護人

黃東熊律師

上訴人

黃仲民

選任辯護人

鄭仁哲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強盜等罪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一○五年三月十日第二審判決（一○四年度上訴字第二七六三號，起訴案號：台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一○三年度少連偵字第一八六號、一○三年度毒偵字第六五○二號、一○三年度偵字第一八八

九一、二三○三○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指摘原判決有何違法，自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次按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同應均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壹、上訴人廖秋松、黃俊彰、洪自立、黃仲民加重強盜罪（即原判決事實欄第二項所載）部分

一、此部分上訴人廖秋松、黃俊彰及洪自立相類上訴意旨略稱：被害人洪貫庭雖然應我方人員要求，而簽立「本票」，但該「本票」既未遭扣案，黃俊彰並供明早已撕毀，即無法證明其符合於票據法所定的本票有效要件，當認不具有經濟價值，不該當於財物的概念。從而，縱然以不法手段取得，執票人無從主張票據權利，行為人如何會適合強盜罪的「不法所有」主觀犯罪意圖構成要件？詎原判決為不同處理，自非允洽。

二、廖秋松個人另上訴意旨略謂：

(一)、強要洪貫庭簽發系爭本票之人，乃是黃俊彰，雖然在此之前，廖秋松確有參與將洪貫庭帶往黃仲民住家的行為，但廖秋松不久就離去，而黃俊彰改變原定的妨害自由、傷害計畫，成為強盜作為，就此犯意提升乙節，既未經共同討論，當認係黃俊彰單獨起意，豈能令廖秋松共同負責。詎原審依共同正犯論擬，並不符合實情，且適用法則不當。

(二)、廖秋松未分得任何好處，遭宣處重刑，實在冤枉，懇請查明平反。

三、黃俊彰、洪自立另共同上訴意旨略以：

(一)、檢察官的偵訊筆錄，祇有記載要旨，而非按照訊、答內容，逐字、逐句製作，在先天上即「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存在，依傳聞法則理論，當認無證據能力為是。然而，原審未命檢察官就此攸關例外始得為適格證據的要件，予以舉證證明，卻逕行賦予證據能力，進而採納為認定我等犯罪的依據，實違證據法則。

(二)、原判決認定洪貫庭之所以簽發系爭「本票」，係遭黃俊彰所逼迫，縱然屬實，但依民法及票據法相關規定，乃「不可能兌現之本票」，「僅係一張廢紙」而已，應認「不能犯」；退一步言，黃俊彰辯稱在洪貫庭簽發本票後，即向廖秋松表示「覺得金額不合理」，已經當面將之撕毀等語，苟若無訛，攸關能否構成「中止犯」。詎原審不加詳查，仍評價為既遂犯，尚嫌查證未盡。尤其，引用共謀共同正犯之「歪理論」，予以入罪，更違「個人責任主義」之「現代刑法大原則」，同屬法則適用不當。

四、黃仲民上訴意旨略為：此部分的事發現場，雖是在我家中，但事先我並不知悉詳細的內情，且當洪貫庭被迫簽發本票之際，我也不在場，如何具有默示共同犯罪的意思聯絡，豈能僅憑我在準備程序中所為不實在的自白，逕行課以加重強盜的共同正犯刑責，原審採證認事，顯非允洽云云。

五、惟查：

(一)、我國刑事審判的訴訟制度，原採職權進行主義，法官在審判中，仍然必須依職權蒐集各項證據，以追究被告刑責，致讓人產生法官聯合檢察官，對付被告的疑慮，不符合法院應是中立、客觀、超然的公平形象，才從本世紀初起變革，轉向當事人進行主義，但恐變動過大，各方難以適應，尤其顧慮檢方多所堅持，故於政策抉擇時，決定利用漸進方式達成，稱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顧名思義，當然和純粹的當事人進行主義，尚有距離。其中，引進傳聞法則，雖亦在保障被告的反對詰問權，然而，仍須遷就現實，乃按照過去實務經驗，就審判外的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供述，依此等人員於受詢（訊）時的外在環境等信用性條件，將警詢、偵訊及審詢（訊）作為分類，賦予不等的證據能力，細說之，警詢筆錄原則上無證據能力，只有在信用性及必要性保證下，才例外承認其證據適格；檢（偵）訊筆錄原則上具有證據能力，只有在顯無可信的情形下，例外否認為適格證據；審詢（訊）筆錄，則一律具有證據能力，此觀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和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規定甚明。但此等規定，要屬證據能力範疇，至於證明力方面，究竟何者可採，仍須由審判法院斟酌卷內存在的各項證據資料，在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的支配下，綜合判斷、定其取捨，不生「案重初供」或「官大學問大」的問題。其實，刑事訴訟的功能，在於透過程序正義的遵守，獲致實體正義的實現，既不能不要尋求事實的真相，則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的理念，關於證據能力門檻的限制，尚不須過於嚴格，美國法的傳聞法則，多達三十餘種例外得為證據，即是明證，而當然，關於證明力的判斷，則須嚴格要求，此屬二事，不相衝突。另外，同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關於訊問筆錄之製作規定，並未嚴格要求必須一字不漏、完全照載，且我國財政支出的司法投資有限，無如美國有速記人員之編制、協助，實務上記載其陳述要旨，如不失原意，尚難苛責，況同條第二項至第四項定有關於交付閱覽，附記請求意見、簽認無訛等配套措施，足以確保筆錄記載和陳述意旨的大略一致性。從而，祇因被告以外之人的偵訊筆錄，係記載其陳述的要旨，未鉅細靡遺、逐一披露，即謂具有「顯不可信之情況」，否認其屬於適格的證據，甚或進而指摘本院「不懂傳聞法則」、「仍維持清朝時代之筆錄審判」云云，容有混淆內、外國法制，與不明修法背景之誤會。原判決於其理由壹─一內，已剖析：上訴人四人和洪貫庭、王曉佩、陳夢琳、陳○豪（按係少年，其餘基本資料詳卷）在偵查中，均以證人身分具結、陳述，並在審判中到庭，由訴訟之雙方當事人進行交互詰問，足以充分保障辯方的反對詰問權，各該偵查中供述，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規定，皆屬適格之證據。經核於法並無不合。此部分上訴意旨所為指摘，尚無可取。

(二)、有原則，必有例外，係日常生活經驗，於法律規範，更比比皆是。刑法第二十八條所定之共同正犯，祇要行為人彼此之間，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即可成立；此犯意之聯絡，不僅限於明示，縱屬默示，亦無不可，且無論事前或事中皆同，因出於共同犯罪的意思，分工合作，一起完成，故應就其等犯罪的全部情形，共同負責，至於有無分取共同犯罪所得，並非所問。司法院釋字第一○九號解釋更釋明：「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先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施犯罪之行為者，均為共同正犯」，即是因合謀、籌劃犯罪計畫者和下手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人，既具有共同犯罪的意思聯絡，且相互利用，合力進行犯罪的計畫，自須共負刑責，學理上稱為共謀共同正犯（或同謀共同正犯），如此，方能適應社會生活百態及人民法感情，向無爭議，無所謂違背個人責任主義原則之情形存在。此部分上訴意旨，指摘我國司法實務採用共謀共同正犯理論，是「歪理論」、「違背個人責任主義原則、現代刑法大原則」一節，亦無可取。

(三)、證據的取捨及其證明力的判斷（含是否符合共同正犯成立要件），俱屬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裁量的職權，此項自由判斷職權的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即無違法可指，觀諸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意旨甚明，自難任憑己意，指摘為違法，而據為上訴第三審的適法理由。而供述證據雖彼此稍異或先後不一，審理事實之法院仍可斟酌調查所得之各項證據，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作合理之比較，定其取捨，採用相同基本事實之陳述，非謂其中一有不符，即應全部不可採信。又同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款所稱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認為有調查的必要性，並有調查的可能性，為認定事實、適用法律的基礎者而言；倘事實業臻明確，自毋庸為無益的調查，亦無所謂未盡證據調查職責的違法情形存在。本票係屬有價證券之一種，依其票面記載，表彰具有一定的金錢價值，其外觀以文書之形式存在，係有體物，自該當於刑事法上的財物概念，行為人如出於非法手段取得，當應依該相關的財產犯罪罪名論擬，無所謂因執票人不能主張票據權利，即形同廢紙，而屬不能犯；且既已易手，無論取得人後來是否加以撕毀，並不影響犯罪之既遂，不生中止犯問題。原判決關於此部分，主要係依憑上訴人四人和原審共同被告陳夢琳（被判恐嚇取財未遂罪刑確定）迭在偵查及歷審中，分別、一致供認確有在凌晨二時，夥同洪偉倫、王曉佩（按此二人業經第一審依妨害自由罪，判刑確定），將洪貫庭帶至黃仲民家中，由廖秋松持電擊棒電擊、陳夢琳腳踢、拿拍痧棒毆打，廖秋松、洪自立於三時餘先離去，洪偉倫、王曉佩、陳夢琳於五時餘亦離去，但廖秋松、洪自立於七時餘，攜帶空白本票又回來，命洪貫庭簽發完成各面額新台幣（下同）五萬元，共計六張本票，洪貫庭照辦，猶被逼吃下狗屎，廖秋松、黃俊彰於七時餘出門，責由黃仲民看守，洪貫庭於下午三時許才逃離、報警，仍接獲黃仲民、陳夢琳、洪偉倫以電話及簡訊威嚇出面解決（不要鬧大事情），黃仲民、陳夢琳終經警埋伏、逮獲等各情之部分自白，及各以證人身分供證之證言；廖秋松並供明：是黃俊彰打電話叫我購買本票，折返黃宅；洪自立另指稱：黃俊彰和廖秋松都有拿電擊棒電迫洪貫庭；洪貫庭迭在偵查和第一審審理中，更詳言：遭上訴人等一夥人藉口談判索欠，強行載去黃仲民家，除有上情外，尚被命交出身分證、健保卡，共受私行拘禁十餘小時，「我當時沒辦法反抗，（他們）那麼多人」、「我一直挨打」，被逼簽本票時，黃俊彰、廖秋松、洪自立及黃仲民都在場；洪偉倫在第一審審理中、王曉佩迭在偵查及第一審審理中，亦為相同意旨之供證；陳○豪供明係依洪自立指示，在黃家附近「撿拾狗屎」，進屋後，目擊上揭諸男都在客廳，圍坐於洪貫庭旁邊，我進房，「有聽到被害人在外面哀嚎，還有許多人罵髒話」各等語之證言；顯示上揭諸人圍住洪貫庭前往黃仲民家，遭路口及電梯監視器清楚拍下影像之錄影翻拍照片；顯示洪貫庭遭毆、電擊受傷之照片；用供毆擊之拍痧棒；顯示洪貫庭逃離後，仍遭威嚇出面解決之電話通聯紀錄；簡訊翻拍照片等證據資料，乃認定上訴人四人確有如原判決事實欄第二項所載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論以廖秋松、黃俊彰、洪自立及黃仲民均犯結夥攜帶兇器強盜罪刑。原判決復於其理由參─二─（五）內，剖析：被害人洪貫庭堅稱根本無所謂有欠債、應賠償損失的事，卻遭硬拗，而上訴人四人亦皆知悉陳夢琳之索賠精神損失三十萬元，乃無中生有之恐嚇取財藉口，為其四人所不否認，竟仍要求洪貫庭簽發本票，足見存有不法所有的犯意；洪自立既和廖秋松同進同出，甚且購買空白本票返回黃仲民家，猶於洪貫庭被逼簽發票據時，準備狗屎給洪貫庭食用，坦言：「我放在桌上，廖秋松叫被害人自己挾，廖秋松跟被害人說這是『大還丹』，也是『早餐』，所以就叫他吃下去，被害人第一時間馬上跑去吐」等語，衡諸此等重要情節，從頭到尾都在黃仲民家中進行，黃仲民一直在旁見聞，非但未勸阻，反而參加圍堵，營造己方人多勢眾氣氛，取得票據後還負責看守，自應認洪自立、黃仲民都具有夥同廖秋松、黃俊彰共同犯罪的意思聯絡、行為分擔，縱然黃仲民未出聲音，仍屬默示同意並參與行動；洪貫庭遭上訴人等一夥人挾持帶至黃家，拘禁期間，單獨面對眾人，屢受電擊、腳踢、毆打，既身心俱疲，又內心恐懼，否則豈甘憑空簽發非其所能輕鬆負擔的金額本票，並吃下狗大便，可見自由意志被壓抑，達致不能抗拒的程度；上訴人等一夥人於聚會之初，因不滿洪貫庭欠借款一萬二千元及修車費五千元未還，原計劃強拉洪貫庭前往黃仲民家，加以電、毆，車行途中，洪貫庭自願支助二百元作為加油錢，抵達黃家門口，另交出一千元給黃仲民，黃仲民轉給黃俊彰，入門後，仍遭眾人傷害，嗣陳夢琳藉口要求洪貫庭賠償根本不應存在的精神損失三十萬元，未遂、離去後，上訴人四人復共同使洪貫庭不能抵抗，強命洪貫庭簽發系爭本票，並吃下狗屎，業見前述，足見犯罪情節逐步加重，犯意從單純妨害自由、傷害，先提升為恐嚇取財，最後演變為強盜，甚至具備加重要件，自應依最嚴重的加重強盜罪名論擬，其餘部分為此重罪名所吸收。以上所為的事實認定及得心證理由，俱有前揭各項證據資料在案可稽，既係綜合調查所得的各直接、間接證據而為合理推論，自形式上觀察，即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且事證已臻明確。此部分各上訴意旨，或置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於不顧，就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的適法行使，任憑己意，且猶執陳詞，仍為單純之事實爭議，不能認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六、依上說明，應認上揭各上訴人之上訴，皆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均予駁回。

貳、廖秋松施用第二級毒品（即原判決事實欄第三項所載），及廖秋松、黃俊彰、洪自立恐嚇取財（即原判決事實欄第一項所載）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所列各罪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觀諸該法條規定甚明。

二、經查：廖秋松施用第二級毒品，及廖秋松、黃俊彰、洪自立所犯恐嚇取財部分，原審維持第一審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條第二項、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論處罪刑之判決，核分別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第一、六款之案件。依上開說明，既經第二審判決，已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廖秋松、黃俊彰、洪自立三人猶提起此部分上訴，顯為法所不許，自應均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九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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