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9年度金訴字第52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金訴字第52號

公訴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許○○

選任辯護人

張桐嘉律師（法扶）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 年度偵字第977號、第1434號、第4113號）及移送併辦（109年度偵字第8249號、第1057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許○○可預見一般取得他人金融帳戶者常與財產犯罪有密切之關聯，且詐騙集團等不法份子經常利用他人存款帳戶、提款卡、密碼以轉帳方式，詐取他人財物，並以逃避追查，竟仍基於縱有人利用其所提供之金融帳戶作為詐欺取財之犯罪工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犯意，於民國108年6月2 日前之某日，在不詳處所，將其所申辦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水林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以下及附表均稱郵局帳戶）、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以下及附表均稱華南銀行帳戶）、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以下及附表均稱台新銀行帳戶）之存摺、提款卡連同密碼，以不詳方式，同時交付予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嗣該成年人與其所屬之詐騙集團成員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分別於附表編號1至5 所示時間、以各該編號所示方式，向附表編號1至5 所示被害人詐得各該編號所示財物（由各被害人匯款至郵局帳戶或華南銀行帳戶或彰化銀行帳戶內）。嗣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被害人於事後因發覺受騙而報警處理，遂為警循線揭悉上情。

二、案經吳○○、李○○、梁○○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蔣○○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埔里分局報告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呈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核轉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

理由

一、程序部分（證據能力之判斷）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設有明文；另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 條（即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據以認定被告許○○犯罪事實存否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面陳述，雖屬傳聞證據，因檢察官、辯護人及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金訴字卷第79頁），且於本院審理中調查證據時，檢察官、辯護人及被告均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金訴字卷第149 頁背面），本院審酌上開證據均係依法取得，並無任何違背法律規定之情事，認為適當，依上揭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 項之規定，俱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訊據被告許○○固不否認上開郵局帳戶、華南銀行、台新銀行帳戶係其所申設使用，惟矢口否認涉有何幫助詐欺取財犯行，並辯稱：上開郵局帳戶、華南銀行及台新銀行帳戶之存摺、提款卡，應該是伊於108年6月1日與朋友去好樂迪KTV唱歌時遺失的，當時伊將上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放在1 個小夾鏈包裡，後來因為朋友結帳時錢不夠，伊就拿著錢包去付錢，而把該夾鏈包留在包廂內，包廂內的人伊都不認識，可能是他們趁機拿走伊的夾鏈包，伊有將密碼的後4 碼寫在提款卡上云云。另辯護人亦為被告之利益辯稱：被告頭部曾經受傷而患有失憶症，因此才會將上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隨身攜帶，並將密碼後4 碼寫在提款卡上，以避免遺失及遺忘，況且被告債信正常，應無藉此獲利之動機，以及被告曾於108年6月1 日前往台中青海停車場停車，可見被告確實於當日，與友人去該停車場附近之好樂迪KTV 與友人唱歌云云。經查：

㈠上開郵局帳戶、華南銀行及台新銀行帳戶係被告所申設，及如附表編號1至5所載被害人即證人吳○○、李○○、梁○○、魏○○、蔣○遭詐騙集團成員詐騙情節、各匯款如附表編號1至5「匯款金額」欄所示款項至上開帳戶內之事實，除據證人吳○○、李○○、梁○○、魏○○分別於警詢中（警一卷第5至6頁背面、警二卷第5至6頁、警三卷第7至9頁、併警二卷第47至51頁）；證人蔣○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綦詳（併警一卷第25至27頁、併偵卷第8 頁及背面）外，並有被告之郵局帳戶客戶基本資料、108年6月1日至108年8 月31日之客戶歷史交易清單、被告之台新銀行交易明細資料、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小港分行108年7月3日華小港字第1080000468號函暨隨函檢附被告帳戶之開戶資料及108年6月1日至108年6月20日之交易明細各1 份（警一卷第23至24頁、警二卷第14頁、併警二卷第71至77頁），以及如附表編號1至5「證據資料」欄所示證據附卷可稽，堪以認定。足認被告所有之郵局帳戶、華南銀行及台新銀行帳戶均已遭詐騙集團使用作為詐騙證人吳○○、李○○、梁○○、魏○○、蔣○之工具無訛。

㈡被告及辯護人固以前揭情詞置辯，然關於前開辯詞均不採信之理由，分敘如下：

⒈關於本件被告辯稱其所有之郵局帳戶、華南銀行及台新銀行帳戶之存摺、提款卡之遺失過程及時地乙節，被告先後之供詞固均一致供稱：伊的存簿及提款卡於108年6月1 日17時至19 時之間遺失，當時伊跟朋友去好樂迪KTV唱歌，朋友去結帳時發現錢不夠，而且包廂內的人伊都不認識，有可能是包廂內的人趁機拿走伊的小夾鏈包及裝在該小夾鏈包內的存摺及提款卡，伊於108年6月3 日經華南銀行人員通知將伊的帳戶設為警示帳戶後，伊才知道上開帳戶之存摺及提款卡遺失云云（警一卷第2頁、併警一卷第6頁、警二卷第2 頁、警三卷第4 頁），然觀之上開被告之供詞，可知被告所辯稱其上開帳戶之存摺及提款卡遭竊之時間，應係其友人前往好樂迪KTV 櫃台結帳時，因款項不足而返回包廂內尋求協助之際，被告隨即起身隨同友人前往結帳並返回包廂期間無疑，而衡情該段期間既僅結帳，則理應非耗時甚久，倘該包廂內實混充詐騙集團成員在內，而竊取被告之上開帳戶之存摺及提款卡得手，而衡之詐騙集團之實施詐騙行為，其最終目的即在取得被害人受騙而匯入之款項，而通常一般之使用金融帳戶者，遇有遺失或被竊時，均會及時向銀行辦理掛失止付，以確保帳戶內款項不被盜領，就此常見之事理，該詐騙集團不可能不知，而未納入其使用他人帳戶之考量，是該詐騙集團成員須於前揭被告短暫離開包廂之際，著手搜尋並翻找被告之皮包，並發現被告之皮包內亦置放裝有上開帳戶存摺及提款卡之小夾鏈包，再迅速發覺被告雖僅將提款卡密碼之其中4 碼，書寫於其內之郵局帳戶提款卡上，而有把握被告所有上開帳戶之存摺及提款卡能確實落入其等掌控之中，則該詐騙集團成員於如此短暫期間是否能完成上開判斷，已非無疑。又被告倘係與友人至KTV 歡唱，則豈有對於整個包廂內一同歡唱之人均毫無所悉，甚且於偵查中經檢察官要求提供該名友人之姓名年籍等資料，仍無法提供之有（此觀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9年2月5 日偵訊筆錄自明，見偵卷第33頁），亦未見其於歷次警、偵及本院審理中提供，並向本院聲請傳喚該友人到庭行交互詰問以釐清事實，則該名友人是否確實存在，已令人難以採信。甚且，被告雖自稱患有失憶症（詳見後述⒊），然其能就前開帳戶存摺及提款卡放在「小夾鏈袋」內、遺失時間為「108年6月1 日17時至19時」、遺失地點為「好樂迪KTV 」、當時因「友人款項不足，而隨即起身前往補足款項協助結帳」等細節性事項，於108年7月2 日之首次為警詢問之時，迄至109年2月5日偵查中，歷時約莫7月，尚能為上開前後一致而無任何扞格之供述，則以被告所稱其前述存摺、提款卡遺失為一偶發事件，應不具可在被告之記憶中留下深刻印象之特殊性，其竟得為如此一致且毫無齟齬之陳述，則其前揭包含患有失憶症之辯詞是否屬實，已啟人疑竇。

⒉再者，稽之上開被告供稱其所有之郵局帳戶、華南銀行及台新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密碼均係「00000000」之8 位數字，且其僅將該密碼之末4 碼「5700」寫在郵局帳戶之提款卡上（警三卷第5頁），然上開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之其中4碼固經被告書寫於郵局帳戶之提款卡上，惟金融機構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乃6 至12位數字（此為公眾週知之事實，無庸舉證，刑事訴訟法第157條參照），縱經被告將其中4位數密碼書寫於提款卡上，對被告以外之人而言，被告上開帳戶之密碼究竟為幾位數字，若非被告主動告知，實仍難以得悉。加以，縱被告將該密碼之末4 碼「5700」書寫於郵局帳戶提款卡上，倘非被告主動告知其密碼為「5700」重複2次之8位數字，則對取得上開帳戶提款卡之詐欺集團成員而言，被告之上開帳戶提款卡仍有4至8位數密碼未經揭露，致其提款卡密碼可能之數字組合仍有10,000組至100,000,000 組（按：每位數的阿拉伯數字均係0至9共10個數字，則未經揭露之4至8位數之各10個數字之可能組合，即為10的4次方至10的8次方之間），致有10,000種至100,000,000 種組合之可能，且金融機構帳戶之提款卡，若經輸入錯誤之密碼數次，則該提款卡將由提款機收回而無法使用（此亦為公眾週知之事實，無庸舉證，刑事訴訟法第157 條參照），則詐騙集團成員為確保詐得之款項可以無障礙地提領，當無使用拾獲或來源不明，隨時有被掛失止付可能之帳戶，否則其等大費周章從事詐欺取財犯罪行為、且甘冒犯罪後遭追訴、處罰之風險，最後卻只能平白無故地替該等帳戶之原所有人匯入金錢，自身卻無法獲致該等詐欺取財犯罪所得而徒勞無功，殊非合理。況且，上開郵局帳戶、華南銀行及台新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密碼既均係「5700」重複2 次，且就被告而言，係輕而易舉而無何難以記憶之處（此觀之被告於警詢中供稱：5700是伊的幸運數字，所以重複2次作為伊的提款卡密碼等語自明，見警二卷第3頁背面），則被告之金融卡密碼既均為其幸運號碼「5700」重複2次（即「00000000 」），則可單純在提款卡上書寫「幸運號碼重複2 次」等字樣，即可達提醒自己之功能，殊無在紙條寫上密碼之其中4 碼「5700」並與提款卡放在一起之必要，且惟衡諸常情，一般人均知持有帳戶之金融卡並知悉其密碼後，即可利用金融卡自動櫃員機提款，故一般人均會將密碼牢記在心，或是將提款密碼寫下後與金融卡分別置放，以防止金融卡遺失而遭盜領之風險。另依目前之金融實務運作，持提款卡至自動櫃員機提領款項，縱有誤輸入密碼3 次而遭鎖卡或沒入之情事，僅需存戶本人持身分證件及原開戶印鑑，即可臨櫃申請解鎖或逕行領回遭沒入之提款卡，豈有刻意將密碼書寫在提款卡上，而徒增帳戶遭人盜用之風險，是本件若非被告交付上開提款卡及其密碼，詐欺者如何能為本案犯行。據此，本件郵局帳戶、華南銀行及台新銀行帳戶之提款及密碼，顯係被告於108年6月2 日前之某日，在不詳處所，以不詳方式提供予詐騙集團成員作為本件犯罪工具使用無疑。

⒊另辯護人雖亦為被告之利益辯稱：因為被告患有失憶症，所以將密碼「5700」書寫在提款卡上，以避免遺忘云云。惟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提出之診斷證明書病名欄固記載「失憶症」等字樣，此有高雄市立小港醫院診斷證明書之翻拍照片1 紙在卷可按（本院金訴字卷第89頁），觀諸上開診斷證明書之應診日期欄記載「109年6月3 日」、醫師囑言欄記載「該員於109年6月3 日，因上述病情，入院施行檢查及治療，於109年6月9 日出院」等語，足見被告經診斷患有失憶症之日期為109年6月3 日，顯與本件被告所自稱上開帳戶之存摺及提款卡遺失之時間「108年6月1日」已逾1年，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於本件事發當時即患有失憶症；況被告倘確因患有嚴重之失憶症，致不復記憶上開如此簡單之提款卡密碼，甚至連其自身之幸運號碼為「5700」乙事，亦無法記憶，則其理應將本件郵局帳戶、華南銀行及台新銀行帳戶提款卡之完整密碼即「00000000」均書寫於上開帳戶之各提款卡上，或另書寫全部密碼均一致為「00000000」之提醒字條，以防止遺忘方為的論，而觀之本件被告僅選擇性地將上開帳戶提款卡密碼之其中4 碼，書寫於「郵局帳戶」之提款卡上，則被告若連其密碼為5700「重複2次」、「密碼為8位數字」以及「全部帳戶之提款卡都一樣」等事項均遺忘，豈非求救無門而致其書寫密碼之其中4 碼於郵局帳戶提款卡上之提醒目的不達，此顯與其所稱患有失憶症之狀況有悖。又本件經相互勾稽比對被告之歷次供述、本院之109年6月2 日準備程序筆錄及前開診斷證明書，可知被告於歷次警詢及偵查中製作筆錄時，均未曾提及自己頭部曾受傷或有失憶之情形，乃於本院109年6月2 日準備程序時，方由辯護人為被告之利益辯稱：因為被告有受傷，所以記憶力不足云云（此有本院109年6月2日準備程序1份存卷可參，見本院審金訴卷第87頁），並隨即於該次準備程序之翌日（即109年6月3 日）前往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就診，而為醫師開立上開診斷證明書，此後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另次準備程序審理中，即均將被告患有失憶症乙事執為本件之辯詞之一。從而，被告於事發時是否患有失憶症，顯已啟人疑竇，且其於本院109年6月2 日準備程序之翌日前往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就診後，所提出之上開診斷證明書，顯係專為特定訴訟目的所製作，又被告是否患有失憶症，核與其是否確有本案犯行分屬二事，是該診斷證明書尚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⒋至辯護人雖又為被告之利益辯稱：被告債信正常，應無藉此獲利之動機，以及被告曾於108年6月1 日前往台中青海停車場停車，且華南銀行帳戶設有小額提領限制，詐騙集團無法以之遂行犯行云云，並於本院審理中提出108年6月1 日之電子發票明細、相關被告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等證據資料（本院審金訴字卷第117頁、第125頁以下）為據，然人性多端，縱有穩定收入、存款，出於貪婪、不勞而獲心理仍投身犯罪亦非少見，僅以被告當時有工作，收入不低，尚不足以作為排除其犯罪之論據。況被告是否曾於108年6月1 日前往台中青海停車場停車、債信是否正常等，與本件被告是否提供上開帳戶之存摺及提款卡與他人使用本屬二事，且被告於108年6月1 日至台中青海停車場停車之目的、債信之所以正常之繳款款項來源為何等事項，亦未見被告或辯護人舉證以實其說。此外，觀之被告於108年7月2 日警詢中供稱其家庭經濟狀況為「勉持」（此觀之被告108年7月2 日警詢筆錄之家庭經濟狀況欄之記載自明，見警一卷第1 頁），並佐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承其目前無業等語（本院金訴字卷第163 頁背面），反益徵被告或有藉此圖謀不法金錢利益，以維持其債信正常之動機，或事實上被告係與詐騙集團成員相約於台中青海停車場附近交付上開帳戶之存摺及提款卡，亦非全然不可能。且華南銀行帳戶並未設置小額提領限制，此有華南商業銀行109年8月4日營清字第1090021252號函1 份存卷可參（本院金訴字卷第105 頁），是前開辯護人為被告之利益所執之辯詞，尚有可疑，自難採為有利於被告認定之依據。

⒌再者，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自承：伊於108年6月3 日經華南銀行人員打電話告知，才發現伊裝有上開郵局帳戶、華南銀行及台新銀行帳戶存摺提款卡的小包包不見了等語（警一卷第2頁、偵卷第33頁），並於108年6 月10日方向警報案稱其遺失上開帳戶之存摺及提款卡，此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西屯派出所受理案件登記表1 份卷可稽（偵卷第35頁），則以被告於審理中自稱大學肄業之智識程度（本院金訴字卷第163 頁背面），且既於知悉上開帳戶存摺及提款卡遺失後於108年6月10日向警報案，可見被告對於近年來利用電話或網路等詐欺取財之犯罪手法層出不窮，且該等犯罪多數均係利用人頭帳戶，以躲避警方追查，早經媒體廣為披載，政府亦不斷致力加強宣導防範對策等情，顯已了然於心，則其縱使並不確知所提供之帳戶，係遭他人用以對告訴人詐取財物，亦無法確知取得帳戶之人係以何種方法於何時地為詐欺取財之具體內容，惟對於其所提供之系爭帳戶，將遭人作為詐欺取財犯行所得財物匯入及提領之工具使用，主觀上應有所認識，且可預見其發生，竟仍同意提供，又被告所有之郵局帳戶、華南銀行及台新銀行帳戶遭詐騙集團作為人頭帳戶使用前（即108年6月2 日以前）已幾乎無何款項，此觀之卷附郵局帳戶、華南銀行及台新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自明（警一卷第23至24頁、警二卷第14頁、併警二卷第71至77頁），並據被告自承明確在卷（併警一卷第7 頁），又被告經華南銀行人員於108年6月3 日通知而知悉其所有之上開帳戶可能為他人使用，竟未立即前往報警或向銀行掛失，乃遲至華南銀行人通知7日後之108年6 月10日方向警申告此事，則被告顯有將上開金融機構帳戶提款卡任意交付他人使用亦不違背其本意，並繼續容任他人非法使用之主觀心態，是被告顯對郵局帳戶、華南銀行及台新銀行帳戶供他人取得不法犯罪所得之用，亦不違背其本意，且其無確信帳戶不至遭利用為犯罪之用，仍將上開3 帳戶提供他人，足認被告實有幫助他人犯罪之不確定故意。

⒍基上，足認被告主觀上雖預見詐騙集團成員利用其郵局帳戶、華南銀行及台新銀行帳戶及提款卡從事非法行為之可能，而依被告之智識經驗及前述詐騙集團利用人頭帳戶為媒體所普遍報導等情以觀，益徵被告確有縱使幫助他人詐欺財物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此亦堪可認定。

㈢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顯均無足採，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最高法院75年度台上字第1509號、84年度台上字第5998號、88年度台上字第1270號判決意旨參照），故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查，本件被告將郵局帳戶、華南銀行及台新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等物，交付予不詳姓名年籍之成年人即詐騙集團成員，雖因而使該詐騙集團成員得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分別向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被害人施以詐術，致上開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操作自動櫃員機匯款等，遂行詐欺取財之犯行，然被告單純提供上開3 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供人使用之行為，並不等同於向被害人施以欺罔之詐術行為，且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參與詐欺取財犯行之構成要件行為，則被告提供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供人使用之行為，係對前開詐騙集團遂行詐欺取財犯行，資以助力，揆諸上開判決意旨，應論以幫助犯。故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 項、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幫助犯。至本件因無證據證明被告係分次提供上開郵局帳戶、華南銀行及台新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供詐騙集團成員作為犯罪工具，基於「罪證有疑，唯利被告」原則，應認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提供上開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供詐騙集團成員作為犯罪工具，使詐騙集團成員遂行分別向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被害人詐取財物之犯行，致侵害數被害人之財產法益，應認被告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同種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處斷。至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偵字第8249號、第10577號移送併辦意旨書所載之犯罪事實（即附表編號4、5），與本案被告遭起訴之犯罪事實（即附表編號1至3）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核屬同一案件，本院自得併予審理，附此敘明。

㈡加重及減輕刑罰事由

⒈累犯另按，刑法第47條第1 項固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然考其立法旨趣，此刑法上累犯制度之設置，雖無明顯牴觸憲法層次之「一罪不兩罰原則」，然尚非無分軒輊，就形式上構成累犯之行為人一律予以加重最低本刑至二分之一之意，法院誠應就各該形式上構成累犯者，在其訴訟繫屬之具體個案中，經與構成累犯之前案相互觀察比較，就前案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時間與本案行為時間相距多久、本案之罪質是否較前案之罪質為重，亦或本案之侵害法益程度是否較前案為高等具體事項，綜合具體判斷後，認該行為人於其犯罪之時間歷程上，已彰顯其具有特別惡性之法敵對意識，而可認其對前次徒刑之執行刑罰反應力薄弱，始由法院按其情節輕重予以適度之加重其刑，方不致使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之罪責（此見解亦與108年2 月22日公布之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無違）。查，被告前於107 年間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7年度中交簡字第2677號判決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108年4月19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附卷可稽，其於前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 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均為累犯，本院考量被告前揭構成累犯之犯罪類型，固與本案不同，惟被告上開構成累犯之罪刑，於108年4月19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後，其所有之上開郵局帳戶、華南銀行及台新銀行帳戶之存摺及提款卡，旋於同年6月2日即遭詐騙集團成員使用，足見被告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且具有特別惡性，法敵對意識強烈，本院認依累犯規定加重，自符合罪刑相當原則，爰裁量被告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⒉幫助犯又被告既係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而未實際參與詐欺犯罪，所犯情節亦較正犯輕微，爰依刑法第30條第2 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⒊以上，被告既有前開加重及減輕刑罰事由，應先加而後減之。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雖未實際參與詐欺取財犯行，但其提供前揭郵局帳戶、華南銀行及台新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供詐騙集團成員非法使用，幫助犯罪者隱匿真實身分，助長社會財產犯罪風氣及增加追緝犯罪之困難度，且本件被告所提供予詐騙集團使用之帳戶為3 個、遭詐騙之被害人係5人、金額累計高達新臺幣（下同）280,950元，且犯後猶一再否認之態度，顯未見悛悔之意，誠屬不該，雖其本件所為僅為幫助行為，未實際參與詐欺取財之犯行，可非難性固較實際下手行騙之詐騙集團成員為輕，亦不應予以輕縱，又考量被告曾於106 年間因竊盜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6年度簡字第864號判決處拘役50 日確定；又於107年間因公共危險案件，再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7 年度中交簡字第2677號判決處有期徒刑2 月確定，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附卷可參，除構成累犯部分不予重複評價外，顯見被告之素行顯有不佳，及斟酌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稱：大學肄業之學歷、目前無業、未婚無小孩、與母親同住等語（本院金訴字卷第163 頁背面）之智識程度、經濟條件及生活狀況，又本件係屬幫助行為之犯罪參與程度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主文所示易科罰金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㈣又本件卷內並無確切之證據證明被告因提供本件郵局帳戶、華南銀行及台新銀行帳戶而實際獲得報酬或其他不法利益，故不予宣告沒收犯罪所得，附此敘明。

四、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本件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977號、第1434號、第4113號起訴意旨固認：本件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3部分尚構成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等語（見該起訴書第5頁「核犯欄」所示），此固非無見，然按，洗錢防制法第2 條第2 款，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為法定之洗錢行為，依同法第14條規定，可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惟按洗錢罪，仍應以行為人有為逃避或妨礙所犯特定犯罪之追查或處罰之主觀犯意及客觀行為，始克相當。因之，是否為洗錢行為，自應就犯罪全部過程加以觀察，不僅須行為人客觀上有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具體作為，主觀上更須具有掩飾或隱匿其犯罪所得或變得之財產或財產上利益與犯罪之關聯性，使其來源形式上合法化之犯罪意思，始克相當，若非先有犯罪所得或利益，再加以掩飾或隱匿，而係取得犯罪所得或利益之犯罪手段，或並未合法化犯罪所得或利益之來源，而能一目了然來源之不法性，或作直接使用或消費之處分行為，自非洗錢防制法所規範之洗錢行為（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711 號、105年度台上字第1101 號判決意旨參照）。徵之上開說明，尚不能僅因提供帳戶之人對於前置犯罪有所助力，遽論其亦應構成後階段之洗錢罪嫌。經查，本案詐騙集團成員利用被告所提供之郵局帳戶、台新銀行帳戶，使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被害人，分別將款項匯入被告之上開帳戶內，被告提供之上開帳戶之行為，核屬於詐欺取財罪之正犯實施該等詐欺行為之犯罪手段本身，並非取得財物後所另為之掩飾、隱匿詐欺所得之行為，亦非被告於該詐騙集團成員實施詐欺犯罪取得財物後，另由被告所為之掩飾、隱匿前揭財物之行為。甚且，詐騙集團在蒐集人頭帳戶時，往往尚未實施犯罪，被告於提供帳戶之時，特定犯罪既然尚未發生，被害人或犯罪所得還未產生，前置之特定犯罪尚未既遂前，單純提供帳戶是否該當洗錢罪，即不無疑問，另就本案被告提供帳戶幫助犯罪之目的，尚乏積極證據佐證被告係為掩飾，隱匿該等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之情事；遑論單純提供帳戶之被告，主觀上是否有積極避免使他人受追訴、處罰而對於犯罪所得或利益掩飾或隱匿，使之合法化或無法追溯之意思。據上可知，本件卷內尚無積極事證可資佐證被告主觀上為使詐騙金錢來源在形式上合法化，以逃避追訴、處罰之犯意，而為本件交付前揭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之行為，自與同法第14條第1 項之洗錢罪構成要件有間，當不得以該罪相繩，本件起訴意旨既認此部分（即附表編號1至3），與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之幫助詐欺取財罪間，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一罪關係，爰就本件被告被訴涉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洗錢罪部分（即附表編號1至3），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 項前段，刑法第30條第1項、第2項、第339條第1項、第55條前段、第47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慕珊提起公訴、檢察官廖春源移送併辦，檢察官陳俊秀到庭執行職務。

刑事第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蔡書瑜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