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9年度審金訴字第205號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審金訴字第205號

公訴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蔡長宏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 年度偵字第8966號、第8986號、第10155 號、第10516 號、第11812 號、第11937 號、第12085 號、第12308 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被告蔡長宏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及被告之意見後（見本院109 年度審金訴字第205 號卷【下稱本院卷】第91至92頁），本院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業已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84 條之1 ，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件之證據調查，依同法第273 條之2 規定，不受同法第159 條第1 項、第161 條之2 、第161 條之3 、第163 條之1 及第164 條至第170 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均引用附件起訴書之記載外，補充、更正如下：

㈠犯罪事實部分，更正起訴書附表所載「匯款/ 存入時間金額（新臺幣）」為「匯款/ 存入金額（新臺幣）」。

㈡證據部分：

1.補充：「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 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係以立法排除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或檢察事務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2 、第159 條之3 及第159 條之5 之規定，是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即絕對不具有證據能力，自不得採為判決基礎（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478 號、第1088號、第126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上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 項規定，係排除一般證人於警詢陳述之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然被告於警詢之陳述，對被告本身而言，則不在排除之列（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2653號判決意旨參照）。惟上開關於組織犯罪條例之證據能力規定，必以犯罪組織成員係犯本條例之罪者，始足語焉，若係犯本條例以外之罪，即使與本條例所規定之罪，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關於該所犯本條例以外之罪，其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陳述，自仍應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定其得否為證據（最高法院103 年度台上字第291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被告同時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l 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是此部分關於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時之陳述，並無證據能力。然上開被告於警詢時之陳述，對於被告自己而言，則屬被告之供述，為法定證據方法之一，自不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 項規定之排除之列，除有不得作為證據之例外，自可在有補強證據之情況下，作為證明被告自己犯罪之證據。至於本案被害人楊惠雯、張冠禹、劉工瑋、劉育玟、洪怡珊、蕭素閑、陳禹豪、馮宥棋、邵雅君、林巧雯、廖麗芬、林紘任、方于華、徐月嬌、莊志忠、林秀葉、宋趙雲、黃文鐵及陳明嬋等19人於警詢之證述，其等僅陳述受騙及匯款過程，並未涉及被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內容，本院僅援用作為認定被告關於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之證據，自不在排除之列，併此說明」。

2.補充：「被告蔡長宏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91、97頁）」。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如附表各編號所為，均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洗錢罪；被告與其他詐欺集團成員間就附表各編號所示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就起訴書附表編號1 、3 、4 、6 、7 、9 、11、14至16所示於密接時間分次由自動付款設備取款後交回詐欺集團，各係侵害同一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屬單一行為之接續進行，應依接續犯論以包括之一罪。

㈡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刑法刪除牽連犯之規定後，原認屬方法目的或原因結果，得評價為牽連犯之二犯罪行為間，如具有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依想像競合犯論擬。倘其實行之二行為，無局部之重疊，行為著手實行階段亦有明顯區隔，依社會通念難認屬同一行為者，應予分論併罰。因而，行為人以一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並分工加重詐欺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取財罪，雖其參與犯罪組織之時、地與加重詐欺取財之時、地，在自然意義上非完全一致，然二者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應屬想像競合犯，如予數罪併罰，反有過度評價之疑，實與人民法律感情不相契合。是以倘若行為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中，先後加重詐欺數人財物，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應僅就首次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後之犯行，乃為其參與組織之繼續行為，為避免重複評價，當無從將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割裂再另論一參與犯罪組織罪，而與其後所犯加重詐欺罪從一重論處之餘地（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上字第106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案被告參與犯罪組織，並與「小林」、「Crown 陳」、「華苓」及「小雲」等本案詐騙集團所屬其他成年成員共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被告參與犯罪組織之時、地，雖與加重詐欺取財之時、地，在自然意義上非完全一致，惟被告所為係基於共同實施詐欺取財犯行之單一犯罪目的，且各行為間仍有局部同一性，參以被告供稱：本件係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後，於109 年4 月20日在南港開始領第一次錢等語（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9 年度偵字第8966號卷第59頁），堪認本案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 所示詐欺取財犯行，係被告參與本案詐欺犯罪組織後首次詐欺犯行，揆諸上揭說明，法律上應評價被告參與犯罪組織之行為，與其首次共犯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論以想像競合犯，並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至被告就起訴書附表編號2 至19所示犯行，係以一行為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㈢另按刑法處罰之加重詐欺取財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依一般社會通念，應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274 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就附表各編號所示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犯行，均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各行為間，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其時間可以區隔，且侵害法益不同，而各具獨立性，應依被害人數，予以分論併罰。

㈣爰審酌被告為圖小利，貿然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擔任提領贓款及收交款項角色，助長詐騙犯罪風氣之猖獗，除影響社會治安，侵害被害人財產法益至鉅，危害非輕、殊值非難，且迄今未賠償被害人，惟念其犯後已知坦承犯行，兼衡被告未婚，無子女、無需要扶養之人，向以打零工維生，平均月收入不滿新臺幣（下同）2 萬元，最高學歷為高中肄業，業據被告供陳在卷（見本院卷第100 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

㈤按行為人以一行為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於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而為科刑時，因所犯輕罪（參與犯罪組織罪）之刑罰以外之法律效果，即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3 項強制工作之規定，並未被重罪所吸收，仍應一併適用。惟該條項規定「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3 年」，而未依個案情節，區分行為人是否具有反社會的危險性及受教化矯治的必要性，一律宣付刑前強制工作3 年。衡諸該條例所規定之強制工作，性質上原係對於有犯罪習慣，或因遊蕩、懶惰成習而犯罪者，所為之處置，本於法律合憲性解釋原則，依司法院釋字第471 號關於行為人有無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及比例原則等與解釋意旨不相衝突之解釋方法，為目的性限縮，對犯該條例第3 條第1 項之參與犯罪組織罪者，視其行為之嚴重性、表現之危險性、對於未來行為之期待性，以及所採措施與預防矯治目的所需程度，於有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且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由法院依該條例第3 條第3 項規定，一併宣告刑前強制工作（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2306號裁定參照）。查本案被告於參與本案詐欺集團前，並無任何詐欺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附卷可參，難認其有何犯罪習慣，且被告長期從事打零工工作，業據被告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100 頁），亦難認其有何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之情，又其僅係詐欺集團之下游成員，負責收取、轉交詐騙款項之收水工作，非居於犯罪組織之主導地位，堪信對其施以一般預防之刑罰即足達到制裁及教化之目的，縱再予其機構性保安處分，仍無益於其之再社會化，其經量處如主文欄所示之刑，已足以完全評價及處罰其應負之罪責，倘再予以宣告強制工作，實有悖於比例原則，爰裁量不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3 項規定宣告強制工作。

三、按沒收，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於裁判時併宣告之；違禁物或專科沒收之物得單獨宣告沒收；宣告多數沒收者，併執行之，刑法第40條第1 項、第2 項、第40條之2 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依此次修法之修正總說明以及相關修正條文立法理由中一再闡釋「沒收為具獨立性之法律效果，此次沒收體制之修正，與現行法將沒收列為從刑之立法體例已有不同」，是原審判實務於一罪一罰時，將本為從刑之沒收置於各該犯罪主刑之下各別宣告沒收，已因上開規定修正勢需調整；此復由104 年12月17日修正之刑法第51條所規定，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依該條各款定其應執行者，已將沒收部分予以刪除之旨；再由105 年5 月27日修正之刑事訴訟法第309 條第1 款，亦將沒收主文特予區別記載等旨，亦可得知新法具有獨立效果而非從刑之沒收，已不再從屬於各罪主刑宣告之下，而應分別認定並獨立於主刑項下而為宣告，先予敘明。又按沒收係以犯罪為原因而對於物之所有人剝奪其所有權，將其強制收歸國有之處分；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原物或其替代價值利益），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其重點置於所受利得之剝奪，故無利得者自不生剝奪財產權之問題，參諸民事法上多數利得人不當得利之返還，並無連帶負責之適用，因此即令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亦應各按其利得數額負責，並非須負連帶責任，有關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最高法院向採之共犯連帶說，業經最高法院104 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不再援用供參考，並改採應就各人分受所得之數為沒收，追徵亦以其所費失者為限之見解，是共同正犯各人有無犯罪所得，或其犯罪所得之多寡，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及調查所得認定之（最高法院104 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104年度台上字第314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因代詐欺集團提領告訴人及被害人之款項，共收受1 萬元作為報酬，業據被告供述明確（見本院卷第91頁），此為被告犯本案之犯罪所得，且本案依卷存事證，並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獲取上開報酬以外之其他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條之1 第1 項前段、第3 項規定，就該1 萬元犯罪所得部分，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被告擔任車手提領之款項，均已交回詐欺集團成員而非由其所支配，故就詐欺集團之犯罪所得，無庸對被告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10 條之2 、第454 條第2 項，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後段，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刑法第28條、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第55條前段、第51條第5 款、第38條之1 第1 項前段、第3 項，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伯文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梨雯到庭執行職務。

刑事第二庭法 官 林季緯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之法條依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洗錢防制法第2 條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有第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百萬元以下罰金。刑法第339 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