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100年度上易字第1474號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00年度上易字第1474號

上訴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上訴人

即被告

周宗德

上列上訴人因竊盜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0年度易緝字第265號中華民國100年9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98年度偵字第6949號，移送併辦案號：同署100度偵緝字第133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依刑事訴訟法第350條、第361條、第362條、第367條規定，不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而上訴者，須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為上訴必備之程式；其所提出之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或僅曾以言詞陳述上訴理由者，均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第一審法院。第一審法院經形式審查，認逾期未補提上訴理由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逾期未補正者，為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應以裁定駁回。倘已提出上訴理由，但所提非屬具體理由者，則由第二審法院以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判決駁回。而所謂具體理由，必係依據卷內既有訴訟資料或提出新事證，指摘或表明第一審判決有何採證認事、用法或量刑等足以影響判決本旨之不當或違法，而構成應予撤銷之具體事由，始克當之（例如：依憑證據法則具體指出所採證據何以不具證據能力，或依憑卷證資料，明確指出所為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如何違背經驗、論理法則）；倘僅泛言原判決認定事實錯誤、違背法令、量刑失之過重或輕縱，而未依上揭意旨指出具體事由，或形式上雖已指出具體事由，然該事由縱使屬實，亦不足以認為原判決有何不當或違法者（例如：對不具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法院未依聲請調查亦未說明理由，或援用證據不當，但除去該證據仍應為同一事實之認定），皆難謂係具體理由，俾與第二審上訴制度旨在請求第二審法院撤銷、變更第一審不當或違法之判決，以實現個案救濟之立法目的相契合，並節制濫行上訴（最高法院97年度臺上字第892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理由是否具體，則屬第二審法院審查之範圍，不在命補正之列，亦即上訴書狀已記載理由，並有具體之敘述時，其上訴既屬合法，第二審法院固應就其理由之是否可取，為實體之審理及判斷；如認其上訴書狀雖記載理由，但並未具體敘述時，則無須再命補正，可逕認其上訴不合法，以判決駁回之（此有最高法院97年度臺上字第1281號判決意旨可參）。

二、檢察官及上訴人即被告周宗德（下稱被告）均不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

㈠檢察官上訴理由略以：原審諭知被告於警方權利告知書、逮捕通知書上偽造署押後交回警員處理之行為，與於「調查筆錄」、「偵訊筆錄」偽簽署押相同，應僅成立偽造署押罪，固非無見，惟查：上開情形究係成立偽造署押罪，抑或係成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原本見解各異，惟目前審判實務似已趨於一致，認係成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如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3年法律座談會第3號提案即採此說。又司法院對在逮捕通知書上偽造他人之署押及指印問題，於民國（下同）92年6月25日亦有所指正，其內容為：「在逮捕通知書上偽造他人之署押及指印，即表示收受逮捕通知書之意思，已含有收據性質，所為自應成立偽造私文書罪，非單純之偽造署押罪，原判決論以偽造署押罪，適用法則不當」。準此，本件被告於起訴書附表編號第6臺中縣警察局執行拘提逮捕告知本人通知書、告知親友通知書，編號第7告知嫌疑人權利事項證明書上分別偽造「周炎森」之署名及指印，嗣持交查獲之警員，分別表示「周炎森」受通知已為警察機關依法逕行拘提、逮捕及被告知罪名及必須接受偵訊，並可以行使緘默、選任辯護人及請求調查有利證據等權利之意，均足以生損害於「周炎森」及偵查機關對犯罪偵查之正確性，而此等文件均足認係刑法第210條之私文書，故被告所為，應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乃原判決認僅構成刑法第217條第1項之偽造署押罪，似有誤會，爰依法提起上訴云云。

㈡被告上訴理由略以：原審判決附表編號9、10部分，記載之時間與偵訊時間並不符合，顯有犯罪事實誤載之虞；又原審判處被告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應屬過重，請審酌被告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予以酌減云云。

三、經查：

㈠就被告於警詢時告知嫌疑人權利事項證明書、逮捕通知書上偽造署押，應構成何罪部分，原審業已敘明被告於警方權利告知書、逮捕通知書上偽造署押後交回警員處理之行為，與於「調查筆錄」、「偵訊筆錄」偽簽署押相同，應僅成立偽造署押罪（最高法院91年度臺非字第294號、第295號判決可資參照）。至於檢察官上訴意旨所稱之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3年法律座談會第3號提案，後經臺灣高等法院轉請司法院函最高法院研討，經最高法院討論後認為：㈠警方依刑事訴訟法第88條之1第4項、提審法第2條第1項等規定，所製作之「逮捕通知書」，記載被逮捕人何以遭逮捕或拘提等情，其「通知本人聯」或「通知家屬聯」，如備有「收受人簽章」欄，由形式上觀察，於該欄內簽名及捺指印，即足表示由該姓名之人收受斯項通知書之證明。提案所示之犯罪行為人如於「逮捕通知書」之「收受人簽章」欄，偽造他人署押，即足表示由該被偽造者收受斯項通知書之證明。其後，將之交付警方，應成立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造私文書罪。本院歷來判決就上揭情形，均認成立行使偽造私文書，迄無不同見解。㈡本院91年度臺非字第294號判決，係就警方以「通知」之文件踐行刑事訴訟法第95條等所定告知程序時，被告於該「通知」之「被調查詢問人」欄下偽簽姓名者，該「通知」實質上與詢問筆錄無異，並未表示另外製作何種文書，故論以偽造署押罪，又本院91年度臺非字第295號判決，係以被告於「逮捕通知書」之「被通知人簽章」欄偽簽他人姓名捺指印，因非在「收受人簽章」欄為之，而僅處於受通知者之地位，尚不能表示其係有製作何種文書之意思及曾為何項之意思表示，故認為成立偽造署押罪，此二案之認定之犯罪事實，與上述㈠之情形並不相同等情，此有最高法院94年8月12日臺文字第0940000506號函1份附卷可憑。是依上述說明，「逮捕通知書」之「通知本人聯」或「通知家屬聯」、權利告知書，應視其內為「收受人簽章」欄或「被通知人簽章」欄，而異其成立之罪名，若為「收受人簽章」欄，因足表示由該被偽造者收受斯項通知書之證明而行使，應成立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造私文書罪；若為「被通知人簽章」欄，因僅處於受通知者之地位，尚不能表示其係有製作何種文書之意思及曾為何項之意思表示，故認為成立刑法第217條第1項之偽造署押罪。而本案之「臺中縣警察局執行拘提逮捕告知本人通知書、告知親友通知書」，均係記載「被通知人簽名捺印」欄，另告知嫌疑人權利事項證明書亦載明「被告知人」欄（見中縣烏警偵字第0980000518號卷第22至24頁），參照上揭說明，被告此時因僅處受通知者之地位，不能認為其有偽造私文書之意思表示，自僅能成立刑法第217條第1項之偽造署押罪，原審關於此部分之法律適用，並無違誤。另上訴意旨所提及之92年6月25日指正內容，其僅係供法院審理案件之參考，不具有拘束力，且其內容亦與上開最高法院函並無差異，只是其未詳予區分逮捕通知書之簽章欄性質。是以，檢察官此部分上訴意旨應有誤會。

㈡次按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72年臺上字第6696號、75年臺上字第7033號判例及85年度臺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以被告竊盜及偽造署押之罪證明確，並審酌被告素行不良（參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經濟勉強維持之生活狀況（見警卷被告調查筆錄受詢問人資料），平日以臨時工為業，僅因缺交通工具，為便利代步所需之意圖及目的，即趁機竊取他人之自用小客車供己私用，侵害被害人財產法益，自應予以相當之非難，且其為逃避刑責，竟冒用兄長「周炎森」名義應訊，對警察機關偵辦案件之正確性及周炎森所生危害之程度甚鉅，惟念及犯後坦承犯罪，犯後態度尚佳等一切情狀，就竊盜及偽造署押之犯行分別量處有期徒刑4月、4月，並定應執行之刑為有期徒刑7月（均得以新臺幣1千元之折算標準易科罰金）。原審顯係本於被告之責任為基礎，並已具體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情形而為量定，並未偏執一端，而有失之過重之情事，依上開最高法院判例、判決意旨，不得遽指為違法。況且，本院審酌原審就被告上訴所指稱之犯罪態度部分業已加以審酌，且對被告所犯二罪之量刑，均是從低度量刑，被告上訴意旨仍指原審判決量刑顯屬過重云云，顯有誤會。另外，被告上訴意旨所稱：原審判決附表編號9、10部分，記載之時間與偵訊時間並不符合云云，經本院形式上查核後，其所載偽造之署名及指印枚數及偽造之犯罪時間（見98年度偵字第4078號卷第7至8頁），並無錯誤，而附表所載之偽造署押總數亦與主文之記載相符，被告此部分上訴尚有誤會。

四、綜上所述，本院依形式上觀察認原審判決認事用法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量刑亦屬妥適，檢察官及被告上訴理由並未依據卷內既有訴訟資料或提出新事證，指摘或表明第一審判決有何採證認事、用法或量刑等足以影響判決本旨之不當或違法，而構成應予撤銷之具體事由，自非屬得上訴第二審之具體理由。依上揭法律規定及判決意旨，檢察官及被告提起之第二審上訴不合法律上程式，爰不經言詞辯論，判決駁回上訴。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7條前段、第372條，判決如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