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更一字第36號

　　　　　　　　　　　　　　　　 114年度金上更一字第37號

上訴人

即被告

林彥彬

選任辯護人

邱靖凱律師（法扶律師）

上訴人

即被告

陳梁竣

選任辯護人

王國泰律師

上訴人

即被告

何冠宥

選任辯護人

陳冠仁律師

選任辯護人

曾元楷律師

選任辯護人

丁小紋律師

上訴人

即被告

劉正彬

劉正英

楊豐亦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等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542號、第1541號、第2084號、第2472號、113年度金訴字第158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111年度偵字第27033號、第36902號、第37563號、第51550號、112年度偵字第458號、第486號；追加起訴案號：112年度偵字第30538號、第33095號、第35408號、第56296號；移送併辦案號：112年度偵字第35408號），提起上訴，經本院判決後，由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本案審理範圍

㈠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是以上訴權人就下級審判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時，依現行法律規定，得在明示其範圍之前提下，擇定僅就該判決之「刑」（包括宣告刑、執行刑）、「沒收」等部分單獨提起上訴。此時上訴審法院之審查範圍，將因上訴權人行使其程序上之處分權而受有限制，原則上應以下級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及罪數，作為審理其所宣告之「刑」或「沒收」是否違法不當之判斷基礎。

㈡本件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林彥彬、陳梁竣（沒收部分未據最高法院撤銷發回）、何冠宥、劉正彬、劉正英、楊豐亦等6人，均明示僅就原判決刑之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前審1061卷二第17至18、27、29、第244至245頁），是本院僅就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並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斷之罪名，作為審認量刑是否妥適之判斷基礎。至於本案關於被告之犯罪事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所犯罪名，均詳如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

二、被告等人之上訴理由：

㈠被告林彥彬上訴理由：被告林彥彬犯案時年紀尚輕，涉世未深，思慮不周，目前為家中經濟支柱，必須扶養一個年幼女兒。且僅一名告訴人楊仁杰不願意和解，其餘均同意，被告林彥彬無犯罪所得，請求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及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至得易科罰金之刑，以利自新。

㈡被告陳梁竣上訴理由：被告陳梁竣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金訴字第816號刑事判決諭知緩刑後（下稱前案），努力工作賺錢，並未重蹈覆轍，詎料卻因司法單位分案之規定，導致被告陳梁竣於民國110年10月至12月期間加入同一犯罪組織，分成前案及本案之兩案處理，而前案與本案之所有被害人，被告陳梁竣均想盡辦法和解，不僅如數賠償損失並取得所有被害人之諒解，前案判處有期徒刑1年2月，緩刑2年，然本案原審以被告陳梁竣不符合緩刑要件，卻仍分別重判上訴人有期徒刑1年2月、1年3月，顯然於量刑上有所失衡，不符比例原則。又前案係涉犯組織犯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本案係涉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就法律評價上，本案之刑度應較前案為輕，原審未察，於量刑上與前案為相同之評價，顯有違反罪刑相當原則。

㈢被告何冠宥上訴理由：被告何冠宥自白犯罪，在警詢時繳回犯罪所得，且已與全部被害人和解，並予以賠償，請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輕其刑，並給予緩刑之宣告。

㈣被告劉正彬上訴理由：被告劉正彬於偵查及歷審審理時均坦承犯行，也繳回犯罪所得，並與全部被害人和解，乃為原審所漏未審酌，其是受弟弟劉正英所邀而一時失慮從事本案犯行，惡性較輕，請求給予緩刑之宣告。

㈤被告劉正英上訴理由：被告劉正英已與全部被害人和解，並履行分期付款之賠償責任，且前無犯罪紀錄，請求給予緩刑之宣告。

㈥被告楊豐亦上訴理由：被告楊豐亦已繳回犯罪所得，亦已與被害人林瑞如、吳金章達成和解在案，僅剩林芷涵尚未和解，被告亦有和解意願，只是該名被害人林芷涵於原審遲遲未出席調解期日，且被告楊豐亦均已坦承本件犯行，可見已盡力彌補被害人等之損失，犯後態度實為良善。且無不良之前案紀錄，此次事件確實為被告一時失慮而鑄下大錯，被告楊豐亦已因此付出慘痛之代價，目前有正當工作，懇請鈞院審酌此情，給予被告緩刑自新之機會。

三、新舊法比較之說明：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主刑之重輕，依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之重輕，以最重主刑為準，依前2項標準定之」，此觀刑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比較新舊法，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比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為比較而整體適用，以定其何者較有利於行為人，進而判斷究應適用新法或舊法。

㈡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關於「偵審階段自白」之減輕其刑規定，於112年6月14日曾予修正施行，並於同年月00日生效。嗣於113年7月31日關於洗錢罪之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偵審階段自白得否減刑之要件等條文內容及條次均再次修正施行，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關於新、舊法比較之情形，茲說明如下：

⒈關於洗錢之構成要件規定於洗錢防制法第2條，修正前之行為態樣包括「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修正後洗錢行為態樣包括：「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本案被告等人分別在詐欺集團中從事車手、收水等相關任務，依他人指示提領贓款，再輾轉或收取贓款，使款項流向不明之其他成員，符合洗錢罪之構成要件行為（包括修法前所定「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修法後所定「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與前述修正前、後之構成要件相符，均可認定構成洗錢行為，先予敘明。

⒉關於洗錢行為之處罰要件及法定刑，由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移列至修正後第19條，修正前第14條規定：「❶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500萬元以下罰金。❷前項之未遂犯罰之。❸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第19條規定：「❶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❷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本案被告洗錢之財物並未達1億元，則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最重主刑（有期徒刑5年），相較於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最重主刑（有期徒刑7年），自應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⒊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業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施行，並於同年月00日生效。修正前該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下稱行為時法)，修正後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下稱中間時法)，該規定復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並於113年0月0日生效，修正後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下稱現行法)。依上開行為時法，行為人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即減輕其刑，而依中間時法、現行法，則都必須要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現行法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始減輕其刑，以行為時法對被告較為有利。本案被告等人於原審審理中坦承洗錢罪，以修正前之行為時法規定，較有利於被告等人。然縱依修正前之上述規定減輕其刑，舊法所定洗錢罪之法定刑上限乃為有期徒刑「6年11月」，相較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之法定刑上限即「5年」更重，經綜合比較之結果，本案就被告所涉洗錢犯行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

㈢上開新舊法比較之結果，雖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等人，而為原審未及比較適用。但因上開罪名與被告等人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等相關罪名間，具有刑法第55條所定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從一重處斷之結果，仍應論以「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而未影響處斷刑之外部界限，且被告等人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也經原審於量刑時具體審酌，是認上開法律修正對於原審科刑及量刑之判斷均不生影響，尚不構成撤銷原判決之理由，先予指明。

四、對上訴理由之論斷原審認被告6人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

㈠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令公布，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且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之規定，依具有內國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第1項後段「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之規定，已規範較輕刑罰等減刑規定之溯及適用原則。從而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關於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法）之制定，若係刑罰之減刑原因暨規定者，於刑法本身無此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應予適用。故行為人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關於自白減刑部分，因刑法本身並無犯加重詐欺罪之自白減刑規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分則性之減刑規定，尚非新舊法均有類似減刑規定，自無從比較，行為人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805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該條所稱「其犯罪所得」，係指行為人因犯罪而實際取得之個人所得而言（即不包含其他共犯或所屬犯罪組織所取得之犯罪所得），倘行為人並未實際取得個人所得，僅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即合於該條前段減輕其刑規定之要件，此為最高法院最近之統一見解（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09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被告陳梁竣、何冠宥、劉正彬、劉正英、楊豐亦等人已依其等自述各犯行所獲得之報酬，繳回各自之犯罪所得（見附件「繳回犯罪所得情形」一欄所載）；被告林彥彬於原審準備程序時稱：「……我擔任收水的話，是沒有另外額外的報酬，只有我擔任提款車手時，才能得到領款百分之一之報酬」、「擔任收水不會拿到報酬，只有擔任車手時，我會拿到提領款項百分之一作為報酬」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98頁、卷二第104頁），則被告林彥彬本件擔任收水工作之犯罪既無所得，其6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或未實際取得個人所得，或自動繳交其因犯罪而實際取得之個人所得，即合於前開減刑規定之要件，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就被告等所犯各次加重詐欺取財犯行，均減輕其刑，原審未及適用該規定予以減輕其刑，所為之科刑即有未洽，被告等6人執此提起上訴，為有理由，則原判決對被告之量刑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等6人所宣告之刑予以撤銷改判。

㈢至於被告林彥彬及其辯護人請求再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乙節，然刑法第59條之所謂犯罪之情狀，應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暨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因素，以為判斷，此雖為法院依法得行使裁量之事項，然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環境與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而顯可憫恕，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被告等人參與詐欺集團，所從事之不法犯行，掩護上層集團成員之犯行，製造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效果，致詐欺犯罪無法根絕，而此類犯罪破壞社會的群體信賴，並對金融秩序造成相當危害，在客觀上實無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而有顯堪憫恕之情，依上開說明，當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被告林彥彬此部分主張，尚無可採。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林彥彬等人為圖不法利益，加入詐欺集團，分別擔任詐欺集團取款車手或收水成員，被告林彥彬另負責將同案被告許文彥加入詐欺集團群組，被告等人所為破壞社會人際彼此間之互信基礎，並使告訴人或被害人受有損害，且難以追償，另考量被告各人的犯罪情節，非屬該詐欺集團或參與洗錢犯行核心份子，僅屬被動聽命行事角色，參以渠等分工程度、均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於所涉一般洗錢或參與犯罪組織罪本得減輕其刑之情狀，又被告等人雖繳回犯罪所得（或尚未實際取得犯罪所得，詳見附件「繳回犯罪所得情形」一欄所載），然相較於告訴人或被害人所受損害之數額，差距甚大，參照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立法理由揭示：該條文中所規定「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係為「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落實罪贓返還」，亦即行為人所繳回犯罪所得之最終目的係為返還詐欺犯罪之被害人，是以被告等人所繳交之犯罪所得對於「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之助益甚低，故依法應減刑，但不宜減輕過多刑度；暨參考被告各人與被害人或告訴人之調（和）解及履行之情形（見附件「調（和）解情形」一欄所載）；兼衡被告等人之前科素行、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改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至7項所示之刑，並就罰金刑部分，均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五、定執行刑被告等6人所為如附表一各該編號所示經原判決已經認定之罪名，均為加重詐欺取財罪，本院考量本案犯罪態樣、手段及所侵害法益相同，及其犯罪期間、手法與所生危害等情，以判斷被告等6人所受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再斟酌被告等6人所犯數罪所反應之人格特性，暨權衡刑罰目的、相關刑事政策而為整體評價後，分別定其等之應執行刑如主文第2至7項所示。

六、緩刑與否之說明

㈠按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

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是凡在判決前已經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者，既不合於緩刑條件，即不得於後案宣告緩刑（最高法院114年度台非字第59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林彥彬前因詐欺等案件，經原審113年度金訴字第288號判決，嗣經上訴本院後以113年度金上訴字第96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1月，經最高法院114年台上字2125號駁回上訴，於114年5月21日確定，揆諸前揭說明，不符合緩刑要件，無從宣告緩刑。

㈡被告陳梁竣、何冠宥、劉正彬、劉正英、楊豐亦前雖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等情（其中被告陳梁竣前因詐欺等案件，經原審111年度金訴字第81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2月，緩刑2年，於112年1月10日確定；被告何冠宥前因詐欺等案件，經原審112年度金訴字第85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緩刑2年，於112年8月22日確定，其2人之緩刑分別於114年1月10日、114年8月22日期滿未經撤銷緩刑，刑之宣告失其效力)，而請求為緩刑之宣告。惟本院考量上開被告雖已與多數被害人達成調解（除被告楊豐亦尚未與原判決附表二編號9所示被害人林芷涵調解成立），並依約賠償被害人（見附件「調（和）解情形」一欄所載），然被告與被害人成立調（和）解，賠償被害人財產上及精神上所生之損害，本為其侵害他人權益所應負之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其等賠付之金額與被害人實際財產上所受損害相較（被害人受騙金額自數十萬元至數百萬元不等）仍有相當差距，且被告等人本案各別之被害人至少有2人以上，顯非偶發單一犯之，鑒於詐欺集團日益猖獗，透過嚴密組織分工，縱向或橫向之聯結，獲取之龐大利益，吸收年輕或無前科之人從事底層車手任務，掩護上層集團成員所主導成立之犯罪體系，形成難以攻破、瓦解的犯罪網絡，已然成為破壞社會秩序之最大隱憂。縱使國家社會投入大量檢警調人力、資源進行查緝，仍難以連根除盡，實因利益過於龐大，犯罪成本低廉，倘司法機關對於參與詐欺集團之犯罪成員動輒給予緩刑或刑法第59條之寬典，則不足以遏止詐欺犯罪繼續橫行。考量刑罰手段對潛在犯罪者具有警戒作用，而建立良善的社會秩序符合多數公眾之利益，實不宜率然給予緩刑宣告，否則將使集團性的犯罪組織取得低廉的犯罪成本，鼓勵無前科者前仆後繼投入這個犯罪產業鏈中，加深對於國家社會之危害程度。本院綜核上情，而分別予以宣告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刑，已屬從寬；復參酌法院加強緩刑宣告實施要點第7點規定，被告陳梁竣、何冠宥、劉正彬、劉正英、楊豐亦等5人所犯均為最輕本刑為1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又其等之詐欺犯行嚴重侵害個人法益、影響社會治安，故本案對前揭被告5人所宣告之刑，並無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爰均不為緩刑宣告。

七、沒收執行之說明 原判決關於諭知被告劉正彬、劉正英、楊豐亦等人未扣案犯罪所得沒收、追徵部分，雖非本案審理範圍，然因前揭被告就此部分已經繳交扣案，有如前述，是檢察官日後就犯罪所得沒收及追徵部分指揮執行時，應依上開規定，就被告已經繳交扣案部分執行沒收，無庸再就被告其他財產追徵，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潘曉琪提起公訴、追加起訴、檢察官林俊杰、吳錦龍、馬鴻驊追加起訴、移送併辦，檢察官吳萃芳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