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97年度上訴字第936號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97年度上訴字第936號

上訴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上訴人

即被告

甲○○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偽造文書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6年度訴字第2373號中華民國96年11月1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96年度偵字第1222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

一、甲○○前因偽造文書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93年度訴字第90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銀元3百元折算1日確定，甫於民國（下同）93年11月15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詎仍不知悔改，於95年12月1日某時，向友人乙○○（原名黃惠如，起訴書誤載為陳江帆）借用車牌號碼B6-6527號自用小客車外出，將該車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而為其所持有。惟甲○○因一時需財孔急，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普通侵占、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之犯意，於同日駕駛該車前往臺中市南屯區○○○路○段40號之「中日當舖」，並佯稱自己即為車主黃惠如，而於附表所列之文件上，偽造「黃惠如」簽名並按捺指印，以此方式冒用「黃惠如」名義，偽造如附表所列之各項私文書，且出示乙○○先前委其保管之舊式國民身分證及該車行車執照（被告所涉竊盜國民身分證及行車執照部分，經檢察官另行具狀撤回起訴），併同前揭偽造之私文書向不知情之「中日當舖」負責人陳江帆提出，表明願將該車以新臺幣（下同）5萬元之代價典當予以行使，而將該車侵占入己，足以生損害於乙○○及陳江帆等人之權益。致使陳江帆陷於錯誤而允其典當，並交付5萬元之款項予甲○○收執。嗣於96年1月15日晚間，陳江帆依該車行車執照上之車主地址，尋得乙○○本人並向其查證，始知受騙。

二、案經乙○○訴由臺中市警察局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理由

一、有關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是證人陳江帆、乙○○於警訊時之證述，均未經被告、檢察官於原審及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視為同意作為證據，而證人陳江帆、乙○○上開證述並無不當取供之情形，本院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得為證據，具有證據能力，核先敘明。

（二）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同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本案所引用之證人陳江帆、乙○○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具結後，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被告及檢察官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未提及或釋明上開供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自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上開犯罪事實，業據上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於警偵訊、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乙○○、證人即被害人陳江帆於警偵訊及原審審理中證述情節相符，並有如附表所示之各項文件、乙○○之舊式國民身分證及行車執照影各本1份附卷可稽，足徵被告前揭自白應屬實情。而被告冒用「黃惠如」之名義製作如附表所示之文件，並持以向不知情之被害人陳江帆典當得款，顯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乙○○及被害人陳江帆等人之權益。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之理由：

（一）核被告甲○○將其向他人借用並持有中之車輛，駛往當舖典當而侵占入己，所為係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普通侵占罪；而被告偽造「黃惠如」名義製作如附表所示之各項私文書，持以向不知情之當舖負責人行使，致當鋪負責人陳江帆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按行為人實行財產犯罪後之處分贓物行為不另成罪，係基於學理上所稱「不罰之後行為」或「與罰之後行為」之法理，亦即行為人基於實現或確保先前財產犯罪所獲致之不法利益，而有附隨性之後階段利用行為，因刑罰法律針對前行為之評價或處罰，已足以吸收後行為之不法及罪責內涵，即無再就後行為單獨處罰之必要，否則即有「過度評價」之虞。惟後行為如已侵害原被害人之另一法益，或危害其他第三人之法益，即難認仍為前行為之法律評價所含括，即非屬不罰之後行為，而應另予論罪（詳參已故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教授林山田所著「刑法通論」下冊第352至353頁，2003年8版2刷；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林鈺雄所著「新刑法總則」第586頁，2006年初版1刷）。被告上開侵占犯行係侵害告訴人乙○○之財產法益，其假冒車主名義製作不實文書而向當舖負責人陳江帆典當得款，就後階行為所侵害者則為被害人陳江帆之財產法益，已非對於同一法益之持續加害，尚與「不罰之後行為」概念並不相容，自應就後階行為另行構成詐欺取財罪，附此敘明。又公訴意旨已於犯罪事實欄敘明被告將其向告訴人乙○○借用之車輛駛往典當等情，應認被告上開普通侵占之犯行亦在起訴範圍內，即屬本院所應予審酌，不因檢察官漏列所應適用之法條而認為未經起訴。而被告偽造「黃惠如」署押（簽名及指印）之部分行為，應為偽造文書之全部行為所吸收，另其偽造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二）再就被告所犯各罪之如何評價問題而言，本次刑法修正於刪除牽連犯之規定後，勢將擴大想像競合犯與數罪併罰之適用範圍，而有重構刑法行為數理論之必要。參考德國與日本之實務與學說見解，其中德國實務界多以行為時在時間上之客觀重疊性，作為認定一行為與否之標準，亦即具有所謂行為之部分一致性，即可以被認定為一行為（詳參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黃榮堅所著「基礎刑法學下」第409頁，2003年5月初版第1刷）。日本刑法就想像競合犯之一行為概念，則採「重合理論」，而衍生出「自然行為主要部分重合說」、「自然行為部分重合說」、「自然行為之著手階段重合說」、「二個以上自然行為不可分說」等學說見解，惟不論採大部分同一或局部同一，其所實行數個犯罪構成要件重疊之同一時點，通說係以應依社會觀念所認定實行之著手階段屬於同一為必要。則在著手實行階段具有同一性之情形下，凡基於一個犯罪決意，實行數個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彼此實行行為完全同一，或大部分同一，甚或局部同一，視個案情節，皆可能得以評價為一個犯罪行為而論以想像競合犯（詳參最高法院法官張淳淙所著「從刑法修正論行為之單數－牽連犯、連續犯及常業犯廢除後之實務因應」一文，刊載於司法週刊第1286期「司法文選別冊」）。是以被告前揭所為普通侵占犯行，須待其將該車駛往當舖表示典當之時，始將其易持有為所有之犯意表彰於外顯之行為，此時亦為被告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犯罪之著手時點，是以被告所犯上開3罪間仍有時間上之重疊關係，揆諸前揭說明，應屬一行為而觸犯數個罪名，自得論以刑法第55條之想像競合犯，而從較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論處。

（三）被告前因偽造文書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93年度訴字第90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銀元3百元折算1日確定，甫於93年11月15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其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法定本刑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應依法加重其刑。

（四）乃原審判決適用刑法第210條、第216條、第335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第55條、第47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219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第2項前段、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第7條、第9條之規定，並審酌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與告訴人乙○○平日之關係、該部車輛之經濟價值不低、被告犯罪後坦承犯行之態度、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有期徒刑8月；又被告上開犯罪時間在96年4月24日之前，且無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3條第1項各款所列舉不予減刑之情形，合於同條例所定之減刑要件，減其刑期2分之1，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再將被告所偽造如附表所示之「黃惠如」署押，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其認適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稱妥適，原審判決應予維持；被告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云云；及檢察官提起上訴，請求對被告為從重量刑云云；經核均為無理由，應駁回其等之上訴。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