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96年度上易字第296號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96年度上易字第296號

上訴人

即被告

甲○○

上訴人

即被告

丁○○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自由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95年度易字第583號中華民國96年3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95年度偵字第137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緣乙○○因購買大客車而積欠仁智遊覽公司經理丙○○新臺幣（下同）一百零五萬元未清償，丙○○遂委託其舅子甲○○代為協調雙方債務問題。甲○○遂於民國九十四年十月十日晚間二十二時三十分許，撥打電話邀約乙○○前往臺南縣下營鄉下營國小旁之公園商談債務問題，乙○○到場後向甲○○表示伊會自行與公司處理，詎甲○○竟夥同丁○○及二名姓名年籍不詳，綽號「潘志明」、「經理」之成年男子，共同基於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之犯意聯絡，由其中一人將乙○○之手機及機車鑰匙取走讓乙○○無法離去，並由該名綽號「經理」之成年男子故意在腰際放置一外觀形狀類似槍械之不詳物品（未扣案），使乙○○誤認該名綽號「經理」之成年男子攜帶槍械後，再推由該名綽號「經理」之成年男子向乙○○恫稱：「看要如何處理，不然就要一手一腳」，並向其他人揚言：「將他押到高雄去」等語，使乙○○心生畏怖，以此方式逼使乙○○當場簽立發票日九十四年十月十日、面額一百零五萬元之本票一張，而使乙○○行無義務之事。嗣於九十四年十一月八日二十一時許，丁○○持上開本票前往臺南縣下營鄉上帝廟向乙○○催討債務時，經乙○○報警進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乙○○訴由臺南縣警察局麻豆分局報請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定有明文。被害人乙○○、證人丙○○於警詢中之陳述，暨被告丁○○對於同案被告甲○○而言，係居於證人之地位，同為被告以外之人，被告丁○○於警詢中之陳述，對被告甲○○而言，均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揆諸上開法條，均不具證據能力。

二、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四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第一、二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甲○○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陳稱：「（法官問：對於檢察官所提出上開犯罪事實之證據方法，有何意見?）不同意作為證據。乙○○他所講的都不實在。丙○○所言實在。那天我弟弟有要拿本票去還給他，因為我姊夫已經有法院的支付命令，本票是他自己簽給我們的。」（見本院卷第21頁）等語。由其上開關於證據能力之主張，先表示不同意檢察官提出之證據有證據能力，接續又表示乙○○所講的不實在，對於其他如扣押書、本票、臺南地方法院94年票字第2659號民事裁定及確定證明書影本、0000000000電話通聯紀錄等物證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故由其供詞前後之之語意，可以確定被告甲○○只對告訴人乙○○於警詢中之陳述主張不具證據能力，此部份業經本院於上開論述中排除外，其餘如扣押書、本票、臺南地方法院94年票字第2659號民事裁定及確定證明書影本、0000000000電話通聯紀錄等物證，被告甲○○、丁○○迄未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則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規定，視為被告已同意援引作為證據，且經本院審酌該等言詞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及證據取得過程等節，認為上開證據，均有證據能力，可以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

三、末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定有明文。又檢察官職司追訴犯罪，就審判程序之訴訟構造言，檢察官係屬與被告相對立之當事人一方，偵查中對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偵查筆錄，或被告以外之人向檢察官所提之書面陳述，性質上均屬傳聞證據。自理論上言，如未予被告反對詰問、適當辯解之機會，一律准其為證據，似有違當事人進行主義之精神，對被告之防禦權亦有所妨礙；然而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必須對於被告之犯罪事實負舉證之責，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偵查中檢察官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性極高，為兼顧理論與實務，乃於修正刑事訴訟法時，增列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明定被告以外之人（含被害人、證人等）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並於九十二年九月一日施行。經查，本件被害人乙○○、證人丙○○及被告甲○○、丁○○二人，固均曾於檢察官偵查中為陳述，但均非以證人身分依法具結陳述，故其等之陳述內容，均屬傳聞證據，又查無例外之情形，故應認其等二人於偵查中所為之陳述，不具證據能力，併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訊據被告甲○○、丁○○固坦承有於前揭時、地，偕同二名姓名年籍不詳，綽號「潘志明」、「經理」之成年男子，與告訴人乙○○商談處理債務事宜，及告訴人乙○○確有當場簽立上揭面額一百零五萬元之本票一紙交渠等收執之事實，惟均矢口否認有何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之犯行，並辯稱：渠等是去協商債務，並無恐嚇乙○○，乙○○是自願簽下該張本票的云云。

二、經查：

(一)前開犯罪事實，業經證人即告訴人乙○○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其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他們開一部車子來，說如果伊不合作簽立本票的話，就要將伊押到高雄，且要伊一手一腳，伊跟他們說這是公司的事情，其中一個叫『經理』的人說如果伊不合作的話，要伊一手一腳，被告甲○○就跟『經理』說他認識伊，說伊人不錯，有事好商量，是被告丁○○拿走伊的手機及機車鑰匙，他們要強押伊上車，伊不上車，被告甲○○就跟『經理』說暫時不用上車，『經理』就說不然就簽本票，所以伊才會簽立該張面額一百零五萬元之本票；案發當時暗暗的伊看不清楚，但伊判斷『經理』身上好像有槍。」等語明確（見原審九十六年三月十六日審判筆錄）；嗣於本院審理時到庭證稱：「（審判長問：當時為何簽發本票？）答：他們約我出來，在下營的上帝廟碰面，後來他們說要去比較沒有人的地方，本來說要押我去高雄要一腳一手，後來一個叫經理的說這樣簡單拿本票簽一簽，後來要押我上車簽本票。」；「（審判長問：你是怕他們押你上車砍你一腳一手，所以就簽本票？）答：對。」；「（審判長問：法庭上的這兩位被告是否在場？）答：有在場。」；「（審判長問：他們兩人有無講話？）答：一個主使者對我講話，他們兩人押著我。」；「（審判長問：主使者是否綽號經理的人？）答：對。」等語在卷。（見本院九十六年七月三日審判筆錄）此外，並有本票一張扣案足憑（見警卷第二十九頁）。被告丁○○於原審審理時雖否認有取走告訴人乙○○之機車鑰匙及手機，但亦供陳：好像是叫「志明」那個人拿走的等語（見原審卷第四十四頁），核與告訴人乙○○上開指證情節大致符合。且查，倘若被告甲○○確係單純與告訴人乙○○商談債務問題，豈須夥同被告丁○○及該二位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到場，並將告訴人乙○○之機車鑰匙及手機取走，又倘若告訴人乙○○係自願簽立該張本票，被告甲○○、丁○○、及該二名綽號「經理」、「潘志明」之人又豈須要求告訴人乙○○簽發上開本票？綜上各情，足認告訴人乙○○上開指訴情節，應值採信。

(二)被告甲○○亦不否認乙○○在丙○○公司擔任司機，乙○○與丙○○有債務糾紛，丙○○曾經委託被告甲○○處理及協調還款事宜，乙○○曾於九十三年間簽下一張面額一百零五萬元本票等情，由此可知，告訴人乙○○早於九十三年間即簽立一張面額一百零五萬元之本票交付予丙○○，且經丙○○聲請法院為本票裁定，該名綽號「經理」之成年男子，並非告訴人乙○○所欠債務之債權人，且丙○○僅委託被告甲○○一人處理上開債務，並未委託被告丁○○及該二名綽號「經理」、「潘志明」之人處理本件債務。是依此判斷，告訴人乙○○既已無再另行簽發同面額本票之義務，本件倘非受丙○○委託之被告甲○○授意被告丁○○及該二名綽號「經理」、「潘志明」之成年男子以上開強暴方式脅迫告訴人乙○○簽立扣案之本票，告訴人乙○○要無再行簽立一張同樣面額之本票交予被告甲○○、丁○○或前述綽號「經理」及「潘志明」之成年男子收執之理。且該名綽號「經理」之人既非本件債務之債權人，又何須讓素未謀面之告訴人乙○○誤以為其持有槍械，甚至向告訴人乙○○恐嚇稱：如不將債務處理好要將乙○○押至高雄，並要乙○○一手一腳之理？故被告甲○○、丁○○確與該二名綽號「經理」及「潘志明」之成年男子等人間，具有使人行無義務之事之犯意聯絡甚明。

(三)綜上所述，被告甲○○、丁○○否認有何起訴書所載之使人行無義務之事之犯行云云，無非事後卸責之詞，均無足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甲○○、丁○○之犯行，洵堪認定，自應依法論科。

三、按被告二人行為後，刑法部分條文業於九十四年一月七日經立法院三讀修正，而經總統於九十四年二月二日公布並於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而新修正之刑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而該法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之準據法，於新法施行後，即應逕用該條為「從舊從輕」之比較。又修正後既已改採「從舊從輕」主義，則法院裁判時已在新法施行之後，雖新舊法之內容有所修正，但對行為人倘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者，即無適用上開規定為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最高法院九十五年度臺上字第五六六九號判決可資參照）。另本次法律變更，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最高法院九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九十五年度第八次刑庭會議決議參照）。本案涉及法律變更之部分如下：

(一)修正後刑法第二十八條共犯之規定為：「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被告行為時之前刑法第二十八條共犯之規定為：「二人以上共同實施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比較修正前後之條文，原「實施」之概念，包含陰謀、預備、著手及實行等階段之行為，修僅共同實行犯罪行為始成立共同正犯，是新法共同正犯之範圍縮小，排除陰謀犯、預備犯之共同正犯。然新舊法共同正犯之規定固有修正，但對本件被告二人基於犯意聯絡共同實行犯罪而言，不論新法、舊法，均構成共同正犯，上述刑法第二十八條之修正內容，對被告二人並無「有利或不利」之影響，依上開之見解，並無適用修正後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為比較新舊法適用之必要，自應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前段之規定，適用行為時之舊法。

(二)修正後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前段規定：「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一千元、二千元或三千元折算一日，易科罰金。」，但依據舊法及修正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二條前段（現已刪除）規定，被告行為時易科罰金折算標準，應以銀元三百元折算一日，經折算為新臺幣後，應以新臺幣九百元折算為一日。比較修正前後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當以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則應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本文規定，適用修正前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定其折算標準。

(三)修正後刑法係自九十五年七月一日起施行，在此之前，刑法分則編有關罰金刑之貨幣單位係銀元；且依刑法分則編應處罰金者，應適用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一條、第四條之規定，亦即應按各該具體條文制定或修正之時間先後，定其提高之倍數。惟被告行為後，刑法施行法增訂第一條之一，於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經總統公布，並自同年七月一日起施行；該條規定：「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刑法分則編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臺幣。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時，刑法分則編未修正之條文定有罰金者，自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三十倍。但七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九十四年一月七日新增或修正之條文，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三倍」。本件被告所犯之罪，依增訂刑法施行法第一條之一之規定，其罰金以新臺幣為單位，數額應提高三倍。此與修正前之罰金以銀元為單位，對被告而言，並無不利（新臺幣與銀元之比例為一比三，換算結果，亦為三倍）。刑法施行法第一條之一係替代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部分條文，與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罰金額度相同，既不發生有利或不利問題，只是將貨幣單位由銀元改為新臺幣，並非法律變更刑度之條文，當無比較新舊法問題，逕予適用刑法施行法第一條之一，併此敘明。

四、是核被告甲○○、丁○○以前開將告訴人乙○○手機及機車鑰匙取走，並由該名綽號「經理」之成年男子故意在腰際放置一外觀形狀類似槍械之不詳物品，使乙○○誤信該名綽號「經理」之成年男子攜帶槍械，並佯稱如不將債務處理好，要將其押至高雄並要其一手一腳之強暴、脅迫手段逼迫告訴人乙○○簽立系爭本票，所為係犯刑法第三百零四條第一項之強制罪。被告甲○○、丁○○與綽號「經理」、「潘志明」之成年男子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均為共同正犯。次按刑法第三百零五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係指單純以將來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而言，如對於他人之生命、身體等，以現實之強暴、脅迫手段加以危害要挾，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即應構成刑法第三百零四條之強制罪，縱有恐嚇行為，亦僅屬犯強制罪之手段，無更論以恐嚇危害安全罪之餘地，最高法院著有八十四年度臺非字第一九四號判決可資參照。故該名綽號「經理」之成年男子向告訴人乙○○恫嚇稱要將其押至高雄及要其一手一腳，雖同時使告訴人乙○○心生畏懼，本應論以恐嚇危害安全罪，然恐嚇危害安全之犯行，既屬使人行無義務之事之手段，揆諸前開說明，此部分即為被告二人前開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之犯行所吸收，不另論罪。又按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業經立法院於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三讀通過，並定於九十六年七月十六日施行。而犯罪在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以前者，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依下列規定減刑：一、死刑減為無期徒刑。二、無期徒刑減為有期徒刑二十年。三、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減其刑或金額二分之一。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甲○○、丁○○於九十四年十月十日犯本件刑法第三百零四條第一項之強制罪，其犯罪時間，在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以前，所犯上開之罪，復無不得減刑之例外情形，自合於上開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應予減刑。

五、原審以被告二人之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原判決宣示後，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業經立法院於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三讀通過，並自九十六年七月十六日施行，原審未及引用該條例之規定，就被告之宣告刑予以減刑，自有未洽。雖被告二人上訴意旨，否認犯罪，固不足取，為原判決既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爰審酌被告二人犯罪之動機、目的雖係因財務糾紛所致，惟被告二人所使用之手段惡劣，對告訴人乙○○之人身安全所生危害非輕，且被告二人犯後猶矢口否認犯行，顯見態度欠佳，不知悔悟暨被告二人之參與程度之輕重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依修正前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前段規定，並依九十五年七月一日修正施行前之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前段及廢止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二條規定，諭知如易科罰金以銀元三百元折算一日之標準（三十六年六月十七日院解字第三四九九號解釋參照）。末查，扣案之本票一紙，並非被告甲○○或丁○○所有，自無庸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百六十四條、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刑法第二條第一項前段、修正前第二十八條、第三百零四條第一項，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七條、第九條，修正前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一條之一，廢止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二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得鉦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