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即被告

蘇熠宸

選任辯護人

黃彥翔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原訴字第69號，中華民國112年2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4042號、第44835號、111年度偵字第1833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審理範圍：

㈠、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

㈡、查上訴人即被告蘇熠宸提起上訴，於「刑事聲明上訴暨理由狀」記載：「懇請鈞院能給予被告一次機會，依刑法第57條及第59條規定，對於被告能從輕量刑並給予易科罰金之機會」等語（見本院卷第49頁）；其與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亦均陳稱：「原審事實及罪名均不爭執，僅爭執量刑」、「（依據上訴理由狀及準備程序中陳述，是就刑的部分上訴，請求從輕量刑？）是」等語（見本院卷第72、96頁），業已明示僅就原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是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論罪）及沒收等其他部分。

二、被告提起上訴，上訴理由略以：被告前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以108年度原簡上字第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而被告於本案調查時即配合辦案並坦承犯行，本案犯罪情節亦較前案輕微，然原判決刑度竟較前案為重，有違「相同事件應為相同處理」及「罪刑相當」等原則；且被告所為雖合於累犯之規定，然被告於本案之行為態樣、侵害法益之輕重及不法所得均較前案差距甚鉅，又被告於本案配合調查而使檢方查獲同案被告，然原判決卻仍判處有期徒刑1年4月，依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原判決實有輕重失衡之嫌；被告從事土地開發須聘雇5名員工，又須扶養有年近70歲名下無恆產之父母，如被告身陷囹圄將嚴重影響員工及父母之生計，懇請鈞院依刑法第57條及第59條之規定從輕量刑並給予被告易科罰金之機會等語。經查：

㈠、被告前於民國108年間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偽造文書等案件，經臺中地院以108年度原簡上4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3月，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月確定，於109年3月2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其於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接續犯為實質上一罪，其行為之時間認定，當自著手之初，持續至行為終了，並延伸至結果發生為止），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為累犯。審酌被告前已因犯同類型案件而經法院判處徒刑執行完畢，與本案之犯罪型態、罪質、侵害法益均相似，且前案執行完畢日與本案犯罪時間密接，可見其有於一定期間內重複為同一罪質之犯罪、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形，適用上開累犯之規定加重，亦不致生被告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導致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而有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進而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情形，符合累犯應加重其刑之立法意旨，原審綜合判斷後，認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經核並無違背罪刑相當、比例原則。被告及其辯護人據此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洵無理由。

㈡、本案無刑法第59條情輕法重而予酌減其刑之適用：

⒈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此雖為法院依法得行使裁量之事項，然非漫無限制，須犯罪有其特殊之原因、環境與情狀，參以刑法第57條所列10款事項等一切情狀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又犯罪動機、情節輕微、素行端正、家計負擔、犯後態度等情狀，僅可為法定刑內科刑酌定之標準，不得據為酌量減輕之理由（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679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本件被告所犯之罪，依被告上訴意旨所主張酌量減輕之事由，無非均屬於刑法第57條所定，量刑應審酌之事由，且被告於調詢時自陳：因收入不是很夠，所以又興起販售個資資料庫賺錢的想法等語（見新北地檢署110偵44042卷㈠第423頁），其於前案判刑並執行完畢後，既明知不得非法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僅因收入不足支應，即再犯本件犯行，顯然欠缺尊重他人隱私及人格權之觀念；參以，被告於行為時亦無因身體缺失而喪失勞動能力，即恣意大規模利用未經他人同意之個人資料營利，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情事，處以法定最低刑度仍失之過苛之情形，從而，並無依刑法第59條予以酌減之餘地。是被告及其辯護人仍執詞，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難認有據。

㈢、被告上訴理由復謂以：原審量刑過重等語。然查：

⒈按犯罪之處罰，現行刑事處罰多採相對罪刑法定主義，賦與法官對各個具體犯罪案件有其刑罰裁量權，量刑過輕，確對犯人易生僥倖之心，不足收儆戒及改過之效，則刑罰不足以戒其意，且被害人或社會產生不平之感；量刑過重則易致犯罪人怨懟、自暴自棄，難收悅服遷善之功。

⒉查被告為71年次，於著手本件犯行時業已年滿37歲，並非社會經歷、智識淺薄之人，且其前已因未經他人同意或未符合其他依法得以利用之情形，意圖賺取不法利益而利用本案資料庫之個人資料遭法院判刑之情事，顯已明知未經他人同意或未依法取得他人資料而加以處理、利用，將嚴重侵害我國不特定多數人之隱私與人格權，竟仍將前案遭警查獲後未扣案之檔案資料庫交予同案被告黃兆城（業經原審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在案）進行處理，並以架設網際網路平台之方式，供房仲業者付費查詢，而以此牟利，非法利用之個人資料範圍包含全國自然人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方式及任職單位等個人資料，規模龐大，且無任何查詢限制，對於不特定多數人之隱私與人格權造成嚴重危險，損害甚鉅，實值非難，兼衡被告於本案犯罪處於主導地位，且獲得大部分之犯罪所得及其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等情狀，為整體評價後，本院認原審於量刑時，在該罪法定刑為有期徒刑5年以下，得併科新臺幣（下同）1百萬元以下罰金，量處有期徒刑1年4月，併科罰金10萬元，復諭知以1千元折算1日為其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堪認適當，且亦已於判決理由中詳述審酌被告犯罪情節、犯後態度及家庭狀況、經濟等量刑因素，難認有何失當而應予撤銷並改判較輕之刑之理由。至於其所指家庭狀況，雖為科刑考量因子之一，然亦非被告得以獲取更輕刑度之必然要素，況被告所指上開家庭狀況，原審於量刑時業已列入量刑之參考因子。從而，尚無從僅因其照顧父母及經營公司為由，即認原審量刑有何裁量失衡而有應予撤銷之情事。

㈣、綜此而論，自難認原審量刑失當，有應予撤銷而改判較輕之刑之理由。從而，本件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景聖提起公訴，檢察官羅建勛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