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把刑罰作為警示社會大眾的手段，也就是藉由法律的說明或使民眾瞭解犯罪人在犯罪後的懲罰而達到普遍的威嚇效果。因此一般預防所指稱的「一般」指的是「社會大眾」，著眼點在於告訴民眾各種刑罰的規定，使民眾不去犯罪，所以透過刑罰法規預先對一定的犯罪與刑罰產生預警，使個人自行衡量犯罪與懲罰之間的利害關係後，若自認計算結果得不償失，則選擇安分守己，那麼該理論即可達到社會安定、預防犯罪之功效，因此一般預防的機制已經透過立法者在法律中表現出來。

沒有先經過傳喚的程序就加以拘提。(刑事訴訟法第76條規定：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不經傳喚逕行拘提：一、無一定之住、居所者。二、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三、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四、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

解釋一：刑事訴訟法第131條之1規定，經受搜索人出於自願性同意者，執行人員得不使用搜索票。國家干預人民的基本權利，必須具備法律明文的授權依據，才具有合法化、正當化的事由。但是，干預措施如果經由受干預人的同意，也可能構成與法律授權一樣的合法化事由。由於搜索所干預的基本權利乃是住居權或隱私權，性質上是屬於可以拋棄的基本權利，因此，經同意的搜索，即使並無法律明文授權，只要其同意出於自願，仍屬於合法的干預。 解釋二：被搜索者如果同意搜索，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31條之1規定，執行機關可以不使用搜索票搜索。同意搜索的「同意」必須要在被搜索前，以書面表示同意（如果是事後以書面同意的話，有可能會被法院認定是無效的），而且，必須出於受搜索人的自主意願，不可以是執行人員用強暴、脅迫、施用詐術（例如隱匿身分）等方法所取得的同意，也不可以是受搜索人不了解什麼是搜索的情況下所為的同意。 例如，警員執行擴大臨檢勤務而駕車巡邏，見深夜停車在山區路邊的駕駛人形跡可疑，於是下車盤查，經出示警員證件表明身分，得到駕駛人同意，並簽署自願搜索同意書後，而對自小客車進行搜索。

刑事訴訟法關於被告之訊問，第96條規定：「訊問被告，應與以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如有辯明，應命就其始末連續陳述；其陳述有利之事實者，應命其指出證明之方法。」 此規定旨在揭示訊問被告之程序，並非僅為獲取犯罪之證據，亦在使被告有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陳明有利於己之事實，法院於審理時就被告被訴之犯罪事實，應逐一訊問而使被告連續陳述，方足以發現真實，並兼顧程序保障。

依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一、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二、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三、被告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四、被告具原住民身分，經依通常程序起訴或審判者。五、被告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而聲請指定者。六、其他審判案件，審判長認有必要者。」義務辯護律師之辯護事項，包括閱卷、接見被告、提出辯護狀、出庭辯護及代被告撰寫書狀及其他必要事項。

有相當事證被警察機關懷疑為犯罪之人。例如刑案現場持有兇刀之人。犯罪嫌疑人是在偵查及起訴前稱之，經檢察官偵查或起訴後稱為被告。

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之案件，於訴訟法上係以不可分的一個客體予以處理，即所謂不可分原則，又稱為案件之單一性。案件單一性在法律上的效果包括：(一)公訴提起的效力及於單一性案件的全部，此即公訴不可分原則。例如，甲未經乙的同意，進入乙的住家恐嚇乙「如果不還錢，將殺死乙」，檢察官僅就恐嚇部分起訴，而漏未就已經乙合法告訴的無故侵入住宅部分予以起訴，但起訴的效力仍及於具有想像競合關係的侵入住宅罪，法院仍應一併審理；(二)判決的效力也在案件單一的範圍內及於全部(審判不可分)。如上開案例，如果法院仍僅就恐嚇的部分判處罪刑確定，檢察官事後發現漏未將侵入住宅部分起訴，而再行就此部分起訴，因為恐嚇判決的效力及於侵入住宅部分，檢察官依法不能再就侵入住宅起訴，法院必須就再行起訴的侵入住宅部分諭知免訴判決；(三)對於判決的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的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上訴不可分)。

刑事訴訟主體指訴訟程序上之檢察官、被告、自訴人。而訴訟主體性指參與程序的人所擁有的主動、積極及自我決定的地位。

解釋一：指必須以法律上具有證據能力，而且經法律嚴格規定的方式進行調查的證據。嚴格證明的對象包括犯罪事實、處罰條件的事實、刑罰加重減免之事由等。例如，要以證人的指證作為被告犯罪的證明，除有特別規定外，證人必須要到法庭來接受當事人的對質詰問，而且證人在作證前也要經過具結，經過這樣嚴格的調查程序，才可以將證人的陳述內容，作為判斷被告是否犯罪的依據。如果證人只是在庭外提出書面意見供法院參考，這樣的書面陳述，是不可以拿來作為認定被告犯罪的依據。 解釋二：指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據的證據，必須具有證據能力，且依照法律規定進行嚴格的調查程序，也就是對當事人、證人、鑑定人、文書、勘驗的調查，要按照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調查程序，例如：（1）對證人的調查，應使證人到場，告知具結及偽證的處罰，由證人接受當事人及辯護人詰問或審判長訊問（第166條至171條）。（2）對鑑定人的調查，鑑定人應在鑑定前具結，對鑑定的經過及結果用言詞或書面報告；（3）對文書的調查，應向當事人及辯護人宣讀或告以要旨（第165條）；（4）對勘驗的調查，指法官或檢察官用五官的感官知覺，檢驗觀察與犯罪有關的人、地、物狀態，用文字記載成筆錄，並讓當事人及辯護人辨明（第212條至219條）。另外，物證（例如兇刀）的勘驗，要當庭提示證物，使當事人及辯護人辨認（第164條）。經過嚴格調查方法，法院才能用這個證據來判斷認定事實。也就是說，法院在判斷被告有無犯罪事實所使用的證據，都必須經過嚴格證明程序，而法院在心證上要達到「毫無合理懷疑確信」的程度。

又稱起訴合理主義、起訴裁量主義，是與「起訴法定主義」相對的概念，指檢察官對於有足夠的犯罪嫌疑並具備起訴條件的案件，可以斟酌決定是否起訴的原則。檢察官雖認定犯罪嫌疑重大達到起訴門檻的案件，仍然可以依據法律的授權，考量刑事懲戒的目的及權衡各種利益，決定起訴被告是否適當，來選擇起訴被告或給予緩起訴、不起訴處分。有些國家，如日本，是採取「起訴便宜主義」，檢察官即使查明犯罪事實，也有決定起訴與否的權限；在我國，原則則採「起訴法定主義」，但例外也兼有「起訴便宜」的規定者，例如：刑訴第253條規定，第376條所規定之案件，檢察官參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認為以不起訴為適當者，得為不起訴之處分。